当一个公司里执政团体中大多数人都有孩子的时候,就势必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安排,比如说,我们公司就规定要定期(而且据我观察非常频繁)召开业务会议,且均安排在早上八点半开始。据我观察,这恐怕是因为很多领导都要早起送孩子上学,或者陪孩子吃早饭什么的…总之,鉴于孩子们上学早,领导们都得早起,所以他们到办公室的时间也比较早,所以开会时间也安排得比较早。可是!凭啥因为你们养孩子我等就得遭殃呢???
我极其恐惧安排在早上的任何活动,因为我在早上是一个很拖拉的人。按照我惯常的做法,如果我把目标设定在九点出家门的话,我需要不晚于七点一刻起床。我是如何消费掉这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至今对我自己都是一个谜。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如果是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比如给客户写个memo,开个会,跟公司其他同事找很多茬,要是坚持学外语的话恐怕所掌握的外语比马克思都多了。但是,在“一天之计在于晨”的早上这个黄金时段,同样的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刚刚勉强够我起床、洗澡、刷牙、煮咖啡、吹头发、以及发呆。最近新填了吃早饭这一项之后,早上的时间更加的不够用,以至于我经常不得不压缩发呆的时间来完成吃早饭这个艰巨任务,而其实我的早饭通常只有一片烤面包或者一小碗牛奶麦片。
而今天这个令人悲痛的早上,我需要在八点半到达办公室,因为昨天我被通知,今早八点半开会,如果不能出席,要直接跟公司老大请假并说明理由!我悲痛的在脑海中大张旗鼓的想象了一下跟老大请假“并说明理由”这个场景,还是决定,老老实实来开会吧。
于是,昨晚我强忍悲痛,按照八点半到办公室的标准推算了我需要出门的时间和我需要起床的时间,然后灰溜溜的上了三个早上六点的闹钟。用这么多闹钟完全是用无数惨痛的经验教训换来的。这些经验教训表明,虽然没事儿的时候我经常睡不着觉,但有事儿的时候又经常起不了床!所以如果用一个闹钟,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如下场景:我在半昏迷中把闹钟直接摁掉然后继续深度昏迷,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重新漂浮进半昏迷状态,并且开始迷迷糊糊地奇怪闹钟为什么还不响,然后突然福至心灵的抓过眼镜看一眼床头的闹钟,接下来就是惊恐惊慌乃至惊叫,再接下来就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我满屋子乱窜…
今天早上,摁掉三个闹钟以后,我终于把自己从昏迷中唤醒,一肚子不满的去洗澡刷牙煮咖啡吹头发,同时给自己做思想工作,今天委屈一下,没时间发呆了,然后把早饭揣到包里出了家门。在“似剪刀”的春风中瑟缩着站了五分钟之后,我没有看到任何空驶出租车的踪影,突然想起来敬爱的两会正在召开,此时此刻代表们正驰骋在去参政议政的路上。而我上班,只有两条路可选,二环或长安街,条条都通往参政议政,都是交通管制核心地段。我再度悲痛了一会儿,决定要识时务识大体,既然代表们明修栈道,我就改坐地下交通,暗渡陈仓好了。
地铁口处千军万马,一进去之后立刻被要求数队变一队,挨个拿背包去过安检,这个景象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我参加高考的年代风行一时的那个说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想到如今的都市人,天天上个班都如参加高考一般。
我是被周围的人乾坤大挪移上地铁列车的。从我站到地铁列车门口的那一瞬间,我就基本上是双脚离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进了车厢,然后迅速被群众的温暖包围在了中间。我利用还能自由活动的眼睛四处张望了一下,在我周围一米以内范围,我只有群众可以依靠。于是我放心大胆的双脚离地的享受着群众的包围,同时无比崇拜的看着旁边的一个女孩居然能抽出手来吃一个馅饼,一个男孩儿居然高举手机在发短信,而另外一位老同志居然高举报纸在阅读。都是人才呀!相比之下,我却只能“束手无策”。跟这些同志们比,我实在太惭愧了。
“暗渡陈仓”和“乾坤大挪移”却都没能挽救我迟到的命运,我终于被挤出地铁站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了,等我终于走到公司楼下,已是八点四十,我又悲痛的发现,此时正是需要上班打卡的人群到来的高峰。在迟到扣钱的恐吓下,群众如疯了一般向电梯涌去,而我因为不面临经济制裁,根本没有动力和能力去跟群众哄挤。我于是又等了好几部电梯才勉强挤进去,等我终于到了会议室,有孩子的同志们都已经参政议政了很久了,都用目光不屑地看着我。唉,我又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坐定在会议室里之后,我迅速的做起了白日梦,回想了一下这一早上的种种经历,回想的前半截,我悲愤的想,要是我也是个代表就好了,我也搞个雷人提案,把地铁票涨到20块,看它还挤不挤!当然,回想的后半截,我就很有自知之明的迅速实际起来,琢磨着这人间正道,还得是逃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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