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和代沟（2004年11月27日）

昨晚跟两个同事去吃饭。席间谈到工作经历，我讲起了当年我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当公务员、做翻译，然后又读法学院，改行做律师，就连律师，也已经做了三年了。两个同事瞪大了眼睛，说我看着跟她们差不多大，怎么会有这么多经历？
这得从我妈妈说起。我想我很大程度上是妈妈按照她自己设想的生活模式设计出来的一个典型案例。大概从一开始，她就努力在我身上策划并实现着她当年没有实现的梦想。妈妈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时14岁。一毕业就赶上了文革，从此开始下乡，直到七二年才考上师范，脱离了农村。据说当年妈妈曾经是学校有名的好学生，所以我能够想象文革时她被迫中断学业的沮丧。大概也因为如此，我不到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把我送进了小学。我的童年的记忆，几乎全部是从课堂开始的。然而我居然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15岁，我离开父母，到北京上大学；19岁，我大学毕业，开始留校教书；21岁，我调离学校，到机关工作；23岁，我离开机关，开始读研究生；26岁，我研究生毕业，开始做律师... 按理说，比别人早上了三年学，也只是比别人早工作了三年而已，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但偏偏赶上一个变革的年代，所以因这三年，居然使我的某些经历和我的同龄人大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中国还在使用粮票。当时的入学通知书里还要求学生到当地粮食部门办理粮食关系转移。到了学校，每个月学校都要发放面票、米票和菜票。这些，都是不能混用的。在北京的学校，面票比米票便宜，所以经常有男生拿米票去跟女生换面票。到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学校会给每个学生发30斤全国粮票，这便是我们回家后的粮饷，因为粮食关系已经转到了学校，如果没有粮票，父母的粮食本上面的配额是不够的。1993年，粮票被废除了。我的1994年之后才开始上大学的同龄人们就错过了这样一段经典的历史。
除了粮票，当时还有很多票，比如洗澡要用澡票，而且每月每人限购八张，一律不多卖。因此我们对学校周围各大机关大院的澡堂的时间表都非常熟悉，而且在宿舍里专门制定计划，确保想洗澡的时候肯定有“议价”澡可以洗。现在听说高校的澡堂都改用IC卡了，按照洗澡的时间计费，每天都可以去，再也不用为清理个人卫生制定日程了。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学费是每年200元。大部分同学的生活费是每个月100元，而且是每个月通过邮局寄来。我父母是一次给我带足一个学期的费用，平均每个月150元，所以我生活得很富裕，经常有余钱借给别的同学，尤其是在月末。一九九四年以后上学的人们的学费似乎普遍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月生活费一般都不低于300元了。据说现在上学的学生的学费至少都要5000元以上，月生活费也要500－600元了。当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回头想想，过去十几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要是按高校和学生的水平来算，应当至少在每年300％以上。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作为外语系的学生，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系主任讲的外事纪律。学校规定大家不可以随便在课余去和外教接触，如果需要在课余时间联系外教，需要先通知系里。一九九四年以后上大学的人，恐怕都不能相信这些是真的。
后来毕业的学生，恐怕已经不能理解有些词的含义了，比如什么“统招”、“统分”、“留京指标”... 但是这些词当年都真真切切地影响过每个高校学生的命运。
每当我讲起这些的时候，总有人会惊叹，觉得我说的都是改革开放前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中国。这早上的三年学，居然就这样在我和我的同龄人之间划开了一个代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