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有孩子的同事纷纷请假去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学校组织孩子们表演各式各样的节目,家长们都带来现代化的工具,摄像的摄像,拍照的拍照,颇为隆重。
我于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曾经经历过的“儿童节”。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物质生活还非常贫乏。而我,四岁半就上了小学,因此对于学龄前的儿童节,我没有任何记忆。确切的说,对于学龄前那段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时候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姥爷还在上班,在“公社”(当时的镇政府叫‘公社’)当会计。偶尔他会带我去办公室。那时候的会计桌上一般有算盘、帐簿、笔和浆糊。我每次去,都会把帐簿撕破,然后在撕下来的纸上画一些我认为是小猫小狗,但是别人看来就是一堆杂乱的线条的东西,然后用浆糊把这些“艺术”贴在算盘上。姥爷每次进来看到,都要佯装骂我,但是随即就笑了。回家给妈妈讲,妈妈说你姥爷真疼你啊,我小的时候要这么干,早挨打了。
多数时候姥爷是不带我去上班的。这时候我就跟姥姥在家呆着。姥姥家对面就是一所小学,校门口有一位卖杂货的老奶奶,姥姥让我叫她“老太”。老太很喜欢我,冬天的时候在校门口摆摊很冷,姥姥就经常叫老太进屋来取暖。老太每次进来,就会给我带一个她自制的棒棒糖吃。
姥姥后来上了班,在镇上的卫生香厂做卫生香,有时经常带着我去。我经常很积极地帮着糊装卫生香的纸袋。好像糊十个纸袋才几分钱吧,但是当时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可以帮大人挣钱了。那时候的浆糊都是用面粉熬的,所以通常都是一块一块的,不很均匀。小孩子涂浆糊经常涂不均匀,纸袋又非常薄,所以经常糊破了。糊破了的时候,我是很惊恐的,因为怕领导扣姥姥的工资。我害怕领导会发现,所以就经常把糊破了的纸袋偷偷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晚上回家的时候再扔掉。衣服上,于是经常到处粘的都是浆糊。
上来小学,学校就开始组织庆祝儿童节了。现在想来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年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免费观看一场电影,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年都是同样一部电影――《泉水叮咚》。已经记不清电影的主题是什么了,只记得里面有一个很老的老师,非常和蔼。
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也会组织表演节目,不过不外乎是什么大合唱之类的。大家一色的白衫蓝裤,白球鞋。听起来很简单的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似乎每年都凑不齐这身装扮,有白衬衫的时候没有蓝裤子,有了蓝裤子的时候没有白球鞋,终于蓝裤子白球鞋都齐了的时候,八成白衬衣又小了,然后只好拿一个有小碎花的衬衣充数。母亲爱美,所以总在我的衣服上做小文章,比如老师要求蓝裤子,大家都买那种深蓝色的布裤子,母亲偏给我弄一个天蓝色的条绒裤。人家都是雪白的白球鞋,我的却是有图案的浅色旅游鞋,总之,总有不一致之处。我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因此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宽容”,即使装备不合格也不会批评,但我每每站在队里,发现自己的着装跟别人不同的时候,都很自卑。母亲是好意,希望我穿得比别人更好,但是我当年完全不能理解,以至于有很多年我都误以为是家里穷,买不起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孩子的心,成人实在是很难理解。
小学二年级的儿童节,我表演的节目是讲故事-居里夫人的故事。从五月中旬开始,天天背这个故事,然后还要做动作,要抑扬顿挫,要注意表情,等等。终于盼到了演出的时候,我妈妈当时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就站在台下负责指挥。我一上台,站到了讲台后面,妈妈开始说,往左挪挪,我往左挪了一点,妈妈说,再往右一点,诸如此类,往复了几个来回之后,台下的同学都笑了起来。也许大家是善意的,但是当时的我,突然觉得受了羞辱,于是哭着跑下了讲台,死也不肯回去讲这个故事了。至今记得的是母亲大怒,等不到回家,就在校园里捉住了我,拖回办公室狠揍了一顿。现在想来,原来我从六岁起,就一直是个叛逆的孩子。
我的童年真的很短暂。小学的时候,因为太小,我基本无法跟班里的同学做任何学业以外的交流。大家做游戏的时候,是从来不带我的。小孩子玩儿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什么打沙包、跳皮筋之类的,分成两队,互相比赛得分。无论哪一队有我,都注定会很快“死”掉。“死”掉的一对是要撑皮筋的,但我经常连撑皮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那时候跳到最后皮筋是要撑过头顶的,而我太矮。哪个孩子会跟这么没用的一个孩子一起玩儿呢,所以我放学的时光,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门口的小人书店度过的。小人书薄的两分钱看一遍,厚的五分钱看一遍。店主是一个老头,眼睛很毒,可以盯住每一个小孩,谁看来几本书,应当付多少钱,一清二楚。我从姥姥姥爷处得来的零花钱,基本都交给了小人书店的老头。我们小学是五年制,九岁半的时候,我上了中学,从此开始了繁重的学业,原本短暂的童年基本就结束了。十二岁半,我上了高中。十五岁半,我上了大学。十九岁半,我参加了工作。
到了今天,我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心里真真切切地觉得,读书、竞争、学习,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注定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所以急不在一时。相反,孩子的童年宝贵,切勿轻易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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