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杯（2005年4月16日）

弟弟去澳大利亚出差，回来送我一个“职业杯”。所谓职业杯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瓷杯，杯子上针对不同的职业写着一些有趣的话。比如弟弟送我这个就是送给律师的，杯子的一边写着“一流的律师”（First class lawyer），以及“一流律师从来不输官司的！”（First class lawyers never lose their appeals）。另一边写着“这只是个工作”（It’s only a job）。这一个系列的杯子的品牌似乎就是“这只是个工作”。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只把工作当成一份工作，他又怎么能够成为该行业中的佼佼者呢？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我们几乎不能忍受那种只把工作当成工作的人的成功。在我们的观念里，要想成功，就必须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必须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只要观察一下公司里的同事，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工作，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另一类则只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从上班的时候开始就盼着下班的那一刻，因此在工作中几乎没有激情，只是应付而已。两类的阵营鲜明划分，不存在中间体。


办公室新来了一个美国法学院来的实习生，姑且叫他为乔。乔的父亲就是律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上法学院，当律师，都算是子承父业。乔来实习之前，提出要求一定要给他很多工作，让他“忙”。乔很喜欢当律师，每当他坐在那里写合同或者改我们写的英文文件的时候，他经常会兴奋地抬起头来说，“我在这儿用了一个大词，这个合同会显得很专业”。他还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激烈的争论为什么中国法院没有“惩罚性赔偿”，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证据开释”规则等。从这一点上讲，乔和公司里所有的工作狂并没有任何区别。

但不同的是，乔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一到六点，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肯定准时下班，去健身房、去跟朋友打球、去酒吧喝酒，等等。乔来中国只有一个星期，而且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他的业余生活，比我们其他人要丰富很多。这还不止，前日乔在电梯中偶遇楼下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姑娘，两人聊了几句。乔上来之后颇为兴奋，说他要找那位姑娘要电话。于是一天三遍地问我，该什么时候去找她。从后面这一点上来讲，乔又与公司里所有非工作狂们一样。总之，我发现乔对待职业的态度完美地体现了我的这个“职业杯”所表达的观念。工作的时候，做最好的律师，但是工作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人生的全部。乔，就成了我们这里缺乏的那种“中间体”。

那日乔突然问办公室里的同事，他能不能下周五请个假，去逛逛北京城，因为他自来了北京之后还没有去过北京的任何风景名胜。同事们听到之后，脸上立即浮现出了“鄙夷”的神色。似乎是说，瞧，我就知道，这个美国人，天天想着玩儿，根本就不是来好好工作的。讽刺的是，若干年以前，我们都跟他一样，只不过当年我们被前人呵斥了，于是今天，我们又用当年被扭曲了的心态来对待新人。

由此想起了前一阵大家对于职业的讨论。在南桥的博客里，很多人留言说为什么大家都“这山望着那山高”，都希望换一份职业？就连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换一个职业。我至今不能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但于我自己，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换一个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累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工作狂，但是身处于一个两级分化严重的阵营里，我一直都在被迫跟进着工作狂们的步伐，这种跟进首先是吞噬了我的业余生活，迫使我周末加班，迫使我下班之后继续工作，迫使我在闲暇时脑子里萦绕的仍然是工作中的难题。进而，这种被迫跟进吞噬了我对工作的激情。我曾经是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逐渐地，我开始痛恨这份工作，痛恨它对我个人生活的侵蚀，痛恨它让我失去的自由，痛恨它让我觉得精疲力尽。逐渐的，我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个工作狂，而做着工作狂的同时，我却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失去的工作热情，而是对生活的热情的缺失。也许，我们该改变的，正是把“一流的律师”和“不过是个工作而已”的心态结合起来，让自己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生活的时候生活，把工作和生活划清一个界限。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的时候，对抗的却是一个已经畸形化了的社会心态。有趣的是，弟弟送给我的那个“职业杯”，产地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