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同特蕾莎吃饭,我说我现在人缘特别好。她问为什么。我说我有感情困惑、事业困惑以及跟父母的关系困惑等等。光有这些,就足以与很多人产生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共鸣,人缘当然好了。特蕾莎坏坏的笑,说等有朝一日你有了孩子,就会有阿姨困惑,那时候会跟更多的人有共鸣的。我说是啊,到那时,我就可以自豪的说,“My life is full, 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特蕾莎大笑,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喜欢我,因为我实在funny。
这阿姨问题,似乎是所有城市父母最有共鸣的话题。当年我跟特蕾莎都在咨询公司混的时候,北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就被我们戏称是女性版的“田教授”,因为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我们这个同事当时刚休完产假回来,每天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找小阿姨,不满意,抱怨,换阿姨,再不满意,再抱怨,再找阿姨…如今她家儿子都上小学了,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心的阿姨。
可是谁说我没有孩子就没有阿姨问题的?今天我就可以自豪的说,My life is already full, 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这多亏了办公室里打扫卫生的阿姨。
公司搬到新办公楼以后,我们先是委托大厦物业的保洁人员给我们保洁。可是不久就被迫倒戈,因为大厦的保洁阿姨们每天分两次来搞卫生,一次是上午九点半,一次是下午五点半。你刚到办公室坐定,阿姨来了,于是拖把挥舞,吸尘器呼啸,你挪到哪儿她们擦到哪儿,抹布一直跟着你的胳膊在桌上转。等到她们终于鼓捣完了,干净不干净搁在其次,小半个上午过去了。下午你还没下班的时候,阿姨们又来了,于是再次拖把飞舞,吸尘器呼啸,迫使所有人员提前半小时逃离办公现场。有了保洁的阿姨们,我们被迫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本八小时的工作在六个小时内搞定,挪出两个小时给她们搞卫生。
时间长了,公司领导受不了了,于是决定自己请个阿姨负责卫生。我想这下好了,不用再在我桌上堆满了文件的时候跟阿姨们抗争了。我一般周一会买一些鲜花放在办公室,然后把上一周摆剩的残花败柳扔进垃圾桶。这位阿姨第一天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倒垃圾桶。我问为什么。阿姨说,她以为那些花我还要,于是没倒。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再有品味,也不会拿垃圾桶当花瓶。阿姨说知道了。第二天,我喝完了红茶的瓶子放在桌上,本来还想用来装冰水带回家,结果阿姨给扔了。扔了就扔了吧,我没有跟她计较。前天发现她把我新买的手机的包装袋给扔了,我仍然没有跟她计较。那天我中午兴致来了,带了饭。吃完饭之后忘了刷饭盒,脏饭盒在办公室放了两天,后来就不见了,大概也被阿姨扔了。我本想找阿姨理论,又怕被阿姨笑话邋遢,于是悻悻作罢。经过这些,阿姨大概终于受到了鼓励,今天一鼓作气,把我昨天在办公室的白板上写下来的“待办事项”给擦掉了。今早我雄心勃勃地来到办公室,准备大干一场,一看白板,咦,我要干什么来的?难道已经都干完了?若找阿姨来问,她肯定一脸的委屈,怎么一会儿嫌不收拾,一会儿又嫌收拾了?
唉,什么时候阿姨能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就好了。在她没变之前,我大概只能继续跟她斗智斗勇,继续过我的完美人生――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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