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每周六课时。当老师不用坐班,其实想坐班也不行,学校根本没有安排我们的办公室。上课之前的一天,我紧张地在宿舍里备课,从宿舍这边踱到宿舍那边,巴掌大的一个宿舍住四个单身女老师,我这样踱来踱去,舍友都差点疯掉。不用上课的时候,我就窝在床上,看小说,用从学校语音室借来的给学生上课用的双卡录音机听音乐,无聊的时候骑自行车出去在学校附近狂奔一圈,看看学校后面的维族人烤羊肉串。
晚上没事就去学校礼堂看录像,经常能碰到同去看录像的男学生,于是一同去吃宵夜,一同喝学校门口小饭馆里三块钱一瓶的燕京啤酒。喝多了酒就开始乱打赌,赌输了就罚写字,每人写二十篇A4纸,随便写什么。我输了就抄报纸,有细心的学生赌输了就抄诗词。我脑子里现在偶尔还能冒出一两句疑似熟悉的诗词,大多是那时候从学生抄的诗词里看到的。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写过儿女情长的诗给杨开慧。
周末的时候我去教夜大的学生,看着一帮年龄比我大过一轮以上的学生辛苦地学《许国璋英语》,脑子里想着赶快上完课去跟大学同学搓饭去。刚毕业的时候留京的同学总回学校来,到了周末就到我们宿舍去做饭吃,最夸张的一次跟家在新疆的同学一起从新疆街买了羊肉和其他材料,然后到学校里的电话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手抓饭怎么做,把菜谱记下来奔回宿舍厨房去做,中间又狂奔出去打电话问细节问题,搞得宿舍其他同事狂笑不已。
可是同学不是天天都来,录像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看。日子久了,我闷得可以。父亲从内蒙出差过来,看到我的生活,说你跟你外公似的,象个离休干部。你外公每周去老干部活动室的时间都超过六小时,不去的时候也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我于是愈发苦闷。现在想来那时的生活其实就是现在所鼓吹的SOHO一族,来去自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可以发呆、苦闷、写我的小资文章。但那时我还年轻,向往的是学校以外的世界,比如周围同学嘴里说出的写字楼、公司,和办公室里的种种趣闻。
教书的日子一共只持续了两年。第一年教的学生,跟我一样年纪,我站在讲台上,几乎没有威慑力。讲课也没有老教师的经验,经常是备课备了两个课时,结果站在那里一个小时就讲完了。教务处的老师督在楼道里,于是没有办法早下课,我就带着学生做游戏,把我从外教那里学来的一些游戏统统教给了他们。好在是外语系,外语课,但凡能用的上外语的,一概都跟教学沾边。我就这样混过了一年。
第二年的学生教到一半,我就被借调到了机关,于是跟学校协商,把课统统调到晚上。我在机关坐一天班之后,五点钟开始骑车赶回学校,接着教学。那学期教的是英文写作,晚饭后的学生都格外的困,而我又拼命让他们在课堂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给一个题目让他们“头脑风暴”,结果是学生都昏昏欲睡,我只好自己在那里发散思维,画一黑板的图,最后让学生按我想出来的思路回去写。我累死,学生烦死。那学期的课结束时,真的是师生同喜。
那两年除了苦闷,更多的是对学生的愧疚。我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从来不曾是一个好老师。我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也没有足够的耐心投入给这个职业。然而学生们都是很善良的,并没有因此而记恨我。好在后来这两个年纪的学生也都很争气,在不同的岗位上却都一样的出色,也让我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太误人子弟。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段日子。大概是最近“赋闲在家”,闲出病来了。不管怎样,写出来,做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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