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回家，途径东三环，交通奇堵。蹭了许久，发现前方原来有事故，一辆对面驶来的车辆，居然撞倒三环主路中的灌木丛，窜到了相反方向的车道上来。车身倒是还完好，只是漏了一地的黑水，据说可能是发动机撞坏了。
看到这场景让我想起了一直有远见卓识的司南同学。很早以前，有一次我坐司南同学的车，就被她谆谆教导，说开车一定要在最中间那条车道上开，免得马路对面的车失控撞过来，撞到最里面车道上无辜行驶的车辆。当时听到她这一高论的时候，无知的我觉得司南同学小题大做，还讥笑了她老人家。没想到昨天就亲眼见了司南同学形容的这一可能性。惭愧之余，我立即拨通了司南同学的手机，准备向她忏悔我若干年前的无知和莽撞，结果无人接听。当晚十点多，司南同学回电过来，问我找她何事，我惭愧地把这一事件向她如实禀告，结果她哼了一声，说知道了。你在博客上写个检查吧。另，你最近博客无趣的紧，黔驴技穷了吧？
我唯唯诺诺地挂了电话，心里这一通沮丧。最近也不知怎么搞的，四处被人挤兑。被司南同学挤兑也就罢了，最近我的博客确实无趣，连我自己都觉出来了，怨不得她老人家埋怨。可前两天我刚被客户挤兑了一番，而且着实有些冤枉。起因是我替客户起草了一个合同，刚写完第一稿发给客户，他还没来得及提意见，事情出了一个意外，于是该案件被紧急叫停，那个合同也再没有人理会了。过了一周之后，在一个周日的黄昏时分，案件突然又重新启动，而且急迫得不行。客户紧急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那个合同草稿发出去给对方公司。我依计而行，没想到第二天客户后悔了，打电话来把我臭骂一通，说你怎么能把未定稿的东西发出去呢？那句“不是你让我发的吗”在我脑子里窜上窜下了七八次，最终还是没敢让它冒出去，只好活生生咽了下去。后来事情虽然成功摆平了，客户还是不依不饶，特意把我叫去又训了一通，说以后切记，未定稿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发出去，这次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
一个以前的同事前几日也说，本来今年刚被加薪升职，颇受领导赏识。结果上个月领导给了个大项目，对手很难缠，中间一波三折。领导不问青红皂白，把同事一通骂，说她没有尽心尽力等等。同事委屈，说以前挺好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这也不是她的错。
跟一个香港的朋友聊起此事，他笑笑，说有人骂你是好事啊。骂你的人，通常是希望你进步，不管他有没有道理，但他愿意跟你费这番唇舌，至少说明他还要继续用你，所以才会跟你计较。如果他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不打算用你了，他绝不会骂你，而是会客客气气请你走人，理由可能还是你太优秀了，应当有更好的机会。
我仔细想想，也是。司南同学虽然骂我黔驴技穷，博客无趣的紧，但至少说明，她还是在看的。客户骂我，也是希望下回不再有这样的不愉快发生，不管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但至少我知道，下次的时候，没有他的书面指令，我断不会做任何类似事情。同事也一样，领导骂她没有尽心尽力，大抵也是因为对她期望甚高，希望她做的更好。如果这些人都没了兴趣，大概也不会再枉费这些个唇舌。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对身边的人最为苛刻。哪天缘分尽了，彼此倒会客气得一塌糊涂。所以，当你身边的人对你唠叨、对你凶，对你抱怨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关注。当他/她开始跟你说，你是个好人，只是不适合他/她的时候，爱才真的远去了。
2007年1月30日星期二
瓮城（2006年12月11日）
看《墨攻》，觉得最搞笑的情节就是墨者革离建了瓮城制敌，结果战斗一打响，自己先掉进了瓮城。我跟汪律师提起此事，汪律师说，人家也是为了救全城百姓嘛。呵呵，说的是，只是军师掉进瓮城之后，混乱之中，全城百姓得先救军师。
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咨询公司混的那段日子。那时我有幸跟一办公室的咨询界精英们共事，目睹甚至参与了这些现代革离们指挥的战事。我至今感慨，这些人，真的很优秀，也真的熟读兵书，足智多谋。只是，这些人都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多是纸上谈兵。策略可以想得很完美，但是执行起来，总是差强人意。那时公司做的项目多半是只出方案，不负责实施，所以可能也建了很多个瓮城，实施的时候可能也会掉进去，但现代军师狡猾得紧，建成瓮城之后就拿钱走人了，不像革离。
所以后来在网络泡沫的时候，有很多军师们都披上了战袍，亲自上了战场，但没过多久，大部分人就趁没有彻底战败的时候放弃，重新当起了军师。大约是上了战场之后，才发现有掉进自己建的瓮城的风险，所以不如只出方案来得稳当。也有少数成功坚持下来，把企业做得有声有色的，都长出一口气，庆幸自己从此不再只是军师。
其实不止是咨询公司，但凡律师、会计师等，也都算是军师，咨询的领域不同而已。经常看到有各行的军师们吹牛，说自己什么业务都会做，再一细问，也不过就是读了几本相关的书而已。真正给他一个业务去做的时候，才发现远不是书上写的那么简单，稍不留神，四处都给自己建了瓮城而不自觉。
不知道革离当年建瓮城的时候，有没有执业保险？今日军师们比较幸运，都有保险这个安全护网接着。
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咨询公司混的那段日子。那时我有幸跟一办公室的咨询界精英们共事，目睹甚至参与了这些现代革离们指挥的战事。我至今感慨，这些人，真的很优秀，也真的熟读兵书，足智多谋。只是，这些人都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多是纸上谈兵。策略可以想得很完美，但是执行起来，总是差强人意。那时公司做的项目多半是只出方案，不负责实施，所以可能也建了很多个瓮城，实施的时候可能也会掉进去，但现代军师狡猾得紧，建成瓮城之后就拿钱走人了，不像革离。
所以后来在网络泡沫的时候，有很多军师们都披上了战袍，亲自上了战场，但没过多久，大部分人就趁没有彻底战败的时候放弃，重新当起了军师。大约是上了战场之后，才发现有掉进自己建的瓮城的风险，所以不如只出方案来得稳当。也有少数成功坚持下来，把企业做得有声有色的，都长出一口气，庆幸自己从此不再只是军师。
其实不止是咨询公司，但凡律师、会计师等，也都算是军师，咨询的领域不同而已。经常看到有各行的军师们吹牛，说自己什么业务都会做，再一细问，也不过就是读了几本相关的书而已。真正给他一个业务去做的时候，才发现远不是书上写的那么简单，稍不留神，四处都给自己建了瓮城而不自觉。
不知道革离当年建瓮城的时候，有没有执业保险？今日军师们比较幸运，都有保险这个安全护网接着。
懒（2006年12月6日)
在我们家，每次我妈骂我懒的时候，总要恶狠狠地加上一句“种系不好”（内蒙方言，相当于上梁不正下梁歪吧），意思是说，我爸就很懒，导致我也很懒。这懒到底是不是个遗传病我不清楚，不过事实上我们俩的确都有懒的口碑。
我爸的懒是他们全村都出了名的。他小的时候生产队里都挣工分，小孩负责到村外割草，然后背回来给生产队。别的小孩每天来回好几趟，我爸每天就一趟，早上搭生产队的驴车出去，到村外割了草之后，就在树下玩儿，等着驴车傍晚回村的时候，把他捎回去，这样他既不用背草，也不用晒太阳，日子过得美的很。只是挣不到工分，总被奶奶骂。
再长大些，他不知怎么混进了乡里的文工团，专唱样板戏，而且仗着自己长得浓眉大眼，还专演李玉和之类的正面角色。我家影集里至今有一张我爸当年的剧照，不知唱腔如何，扮相倒是很不错。据我爸说，当年进文工团对他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不用种地了。
我小的时候，我妈圆大学梦心切，什么活都不让我干。上大学前，我连袜子都没洗过。不过在学校里，我也有很多懒招。有一年，我们同时有写作和演讲两门课。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写两份作业，只有我挑同一个题目，先写了作文之后再拿去演讲，一举两得，比其他人逍遥了很多。那时写作业没有涂改液，写多了错别字之后就得重写一张，免得老师骂。我为了不重写，写了错字从来不涂，都是用刀片轻轻刮掉，然后再写一遍，似乎老师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可是我爸年纪大了之后，居然勤快得不得了，有一次居然早上五点半在通县的早市上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进城来送给我，正在酣睡的我被吵醒，哭笑不得。不知道我年纪大了之后，会不会也勤快起来。
我每每都痛下决心，要改掉这个懒的毛病，可总还是懒得改掉。这次又想起这些来，是因为又受了懒的害。长期以来，我懒得在自己的博客上链接别人，每次都是打开南桥的博客，直接点击他的链接。没想到，腐败分子回国之后，南桥穷极无聊地勤快了起来，把所有的链接都给删除了，害的我这个懒人一夜之间，什么博客都找不到了。
我爸的懒是他们全村都出了名的。他小的时候生产队里都挣工分，小孩负责到村外割草，然后背回来给生产队。别的小孩每天来回好几趟，我爸每天就一趟，早上搭生产队的驴车出去，到村外割了草之后，就在树下玩儿，等着驴车傍晚回村的时候，把他捎回去，这样他既不用背草，也不用晒太阳，日子过得美的很。只是挣不到工分，总被奶奶骂。
再长大些，他不知怎么混进了乡里的文工团，专唱样板戏，而且仗着自己长得浓眉大眼，还专演李玉和之类的正面角色。我家影集里至今有一张我爸当年的剧照，不知唱腔如何，扮相倒是很不错。据我爸说，当年进文工团对他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不用种地了。
我小的时候，我妈圆大学梦心切，什么活都不让我干。上大学前，我连袜子都没洗过。不过在学校里，我也有很多懒招。有一年，我们同时有写作和演讲两门课。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写两份作业，只有我挑同一个题目，先写了作文之后再拿去演讲，一举两得，比其他人逍遥了很多。那时写作业没有涂改液，写多了错别字之后就得重写一张，免得老师骂。我为了不重写，写了错字从来不涂，都是用刀片轻轻刮掉，然后再写一遍，似乎老师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可是我爸年纪大了之后，居然勤快得不得了，有一次居然早上五点半在通县的早市上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进城来送给我，正在酣睡的我被吵醒，哭笑不得。不知道我年纪大了之后，会不会也勤快起来。
我每每都痛下决心，要改掉这个懒的毛病，可总还是懒得改掉。这次又想起这些来，是因为又受了懒的害。长期以来，我懒得在自己的博客上链接别人，每次都是打开南桥的博客，直接点击他的链接。没想到，腐败分子回国之后，南桥穷极无聊地勤快了起来，把所有的链接都给删除了，害的我这个懒人一夜之间，什么博客都找不到了。
博非抽空不能写也（2006年12月7日）
腐败分子在家的时候，南桥同学发疯一样的写博客，招致夫人无数不满。人就是这样，越是有人不满，他越是文思泉涌，非写之而后快。我估计当初腐败分子规划回国探亲的同时，南桥同学也在兴奋地规划着等腐败分子走了之后，要在博客这个广阔天地上大有作为一番。孰料，腐败分子走了，没带走一片云彩，却把南桥同学的灵感也带走了。真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博非抽空不能写也。
博非抽空不能写也，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样的感悟，小的时候我是没有的。那时听到看到 “书非借不能读也”，我都很不屑，觉得做出此种论断的人，都是矫情。你想想，自己买书读，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批注就批注，岂不比借别人的书，囫囵吞枣似的赶着读完，看到畅快处也不能在书上胡写乱划来得痛快？
所以从小到大，我很少借书。小时候要升学，除了课本和辅导材料，很少看别的书。真正开始看书，是在上大学以后。上了大学，学了外语，看“闲书”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学习的一部分。同学都去图书馆借，唯有我一般都是自己买来读，除非买不到才借。好在前几年国内的书都很便宜，父母也很支持我买书，所以看到喜欢的书，一股脑买回家来，先码在书架上，“等我有时间了”，一定全都读完。
大学毕业，我连同书一股脑搬到了单身宿舍。宿舍是半地下室，屋里很小，我只好把书架放在外面的阳台上。不料那年夏天北京下大暴雨，阳台积了一尺多深的雨水，我满架子的书和书架下面的箱子里的书全部“泡汤”。把那些书都扔掉的时候，我才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书都是买回来“等我有时间了”的时候看的，没想到还没等到我有时间，它们已经对我失了耐心，纷纷投水自尽了。那场灾难唯一幸存的是几本外文小说，因为是国内买不到的，我从学校外教处借来看，摆在床头。也唯有那几本书，因为赶着还，所以看完了。真是应了那句我不屑的话，“书非借不能读也”。
除了读书，平常工作学习之中，但凡遇到我不会的问题，我也常立志，等到有时间了，我把这些不明白的问题全都好好研究明白了。没时间的时候，我如是想着，等真的有时间了，我去喝茶、喝咖啡、溜冰、逛街去了。鲁迅先生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读书上，而我，把读书的时间都用在了喝咖啡上。回头看来，我学习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就是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做十件事的时候。久而久之，只有客户在屁股后面追着我要文件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研究问题的时候。真是，文件非快过期而不做也。
博非抽空不能写也，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样的感悟，小的时候我是没有的。那时听到看到 “书非借不能读也”，我都很不屑，觉得做出此种论断的人，都是矫情。你想想，自己买书读，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批注就批注，岂不比借别人的书，囫囵吞枣似的赶着读完，看到畅快处也不能在书上胡写乱划来得痛快？
所以从小到大，我很少借书。小时候要升学，除了课本和辅导材料，很少看别的书。真正开始看书，是在上大学以后。上了大学，学了外语，看“闲书”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学习的一部分。同学都去图书馆借，唯有我一般都是自己买来读，除非买不到才借。好在前几年国内的书都很便宜，父母也很支持我买书，所以看到喜欢的书，一股脑买回家来，先码在书架上，“等我有时间了”，一定全都读完。
大学毕业，我连同书一股脑搬到了单身宿舍。宿舍是半地下室，屋里很小，我只好把书架放在外面的阳台上。不料那年夏天北京下大暴雨，阳台积了一尺多深的雨水，我满架子的书和书架下面的箱子里的书全部“泡汤”。把那些书都扔掉的时候，我才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书都是买回来“等我有时间了”的时候看的，没想到还没等到我有时间，它们已经对我失了耐心，纷纷投水自尽了。那场灾难唯一幸存的是几本外文小说，因为是国内买不到的，我从学校外教处借来看，摆在床头。也唯有那几本书，因为赶着还，所以看完了。真是应了那句我不屑的话，“书非借不能读也”。
除了读书，平常工作学习之中，但凡遇到我不会的问题，我也常立志，等到有时间了，我把这些不明白的问题全都好好研究明白了。没时间的时候，我如是想着，等真的有时间了，我去喝茶、喝咖啡、溜冰、逛街去了。鲁迅先生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读书上，而我，把读书的时间都用在了喝咖啡上。回头看来，我学习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就是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做十件事的时候。久而久之，只有客户在屁股后面追着我要文件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研究问题的时候。真是，文件非快过期而不做也。
父母这条贼船（2006年12月7日）
公司一同事的儿子，送家门口的幼儿园。没想到去年幼儿园两次较大规模爆发传染病，吓得同事再不敢把孩子送去。没想到退了这家幼儿园之后，孩子再也送不出去了，联系了几家附近的幼儿园，都不收转学生。无奈，托人送礼之后，家住北京东城的他只好把孩子送到了北京西北的一家据说是全国有名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名气倒是上去了，可惜离家太远，加上北京交通太坏，每日起早贪黑，大人孩子辛苦得紧。于是举家在幼儿园附近租房，搬家，为了一个幼儿园，折腾得人仰马翻。这还不算，国家级幼儿园的老师还经常温柔勒索，今天要这，明天要那，为了孩子，都得一一满足。我看在眼里，心里暗想，这幼儿园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折腾成什么样儿。
不用我想，另外一个同事的女儿已经要上小学了。同事非认准了我们附近的一家小学，据说是北京市最好的小学之一。可惜他家的户口不在附近，于是托人、送礼、折腾得公司人竟皆知。那日该同事就别的同事的育儿问题大放厥词，结果激起全公司群众直指他联系小学之事，该同事无可辩驳，只好讪笑不已。
另一同事的女儿，已经上了中学，而且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该同事自称是过来人，从他女儿上幼儿园起，全家已经追着学校搬家若干次，此次追到中学附近，终于可以安定六年，欣喜不已。家是暂时安定了，但教育必须多方位抓，所以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历史故事，成语、论语一起来。晚上给孩子讲完了，第二天午饭时间再给我们大家重播一遍。托赖他女儿的洪福，我也已经学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把我小时候落下的历史课、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全都恶补了回来。
其他不太典型的同事，皆孩子太小，还处于发烧多，看病难等阶段，但亦已初步规划了远大前景。有女儿的同事讲育儿经，说要穷养儿子富养女儿，意思是说女儿要从小什么世面都见过，长大了才能不受诱惑。同事举例，说他女儿八岁时就打过高尔夫了，将来要有人拿这个跟他女儿炫耀，她根本不会理睬。我当时心里暗想，人受诱惑，往往不是因为那诱惑高尚富贵，而是因为那诱惑新鲜。你天天带她打高尔夫，吃法国菜，她将来看着街边大排挡、羊肉串觉得新鲜怎么办？到那时，吃法国菜长大的女儿看上一个天天吃羊肉串、打台球的小混混，不知这当爹的该气成什么样。
不知不觉，我周围的同学、朋友、同事，均已到了当爹当妈的年纪。于是不管我想还是不想，这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都身着皇帝的新装，直逼眼前，容不得我假装没看见。害得我一个身经百战的成年人，也不得不惊呼这问题来得毫无遮掩。只是看着这些爹妈的辛苦，经常起一身鸡皮疙瘩，眼见如今的为人父母，与我们小时候的光景已经大不相同。如今当父母，惊涛骇浪，无止无休。
我只能暗自庆幸，自己有幸还没上这条贼船。
不用我想，另外一个同事的女儿已经要上小学了。同事非认准了我们附近的一家小学，据说是北京市最好的小学之一。可惜他家的户口不在附近，于是托人、送礼、折腾得公司人竟皆知。那日该同事就别的同事的育儿问题大放厥词，结果激起全公司群众直指他联系小学之事，该同事无可辩驳，只好讪笑不已。
另一同事的女儿，已经上了中学，而且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该同事自称是过来人，从他女儿上幼儿园起，全家已经追着学校搬家若干次，此次追到中学附近，终于可以安定六年，欣喜不已。家是暂时安定了，但教育必须多方位抓，所以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历史故事，成语、论语一起来。晚上给孩子讲完了，第二天午饭时间再给我们大家重播一遍。托赖他女儿的洪福，我也已经学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把我小时候落下的历史课、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全都恶补了回来。
其他不太典型的同事，皆孩子太小，还处于发烧多，看病难等阶段，但亦已初步规划了远大前景。有女儿的同事讲育儿经，说要穷养儿子富养女儿，意思是说女儿要从小什么世面都见过，长大了才能不受诱惑。同事举例，说他女儿八岁时就打过高尔夫了，将来要有人拿这个跟他女儿炫耀，她根本不会理睬。我当时心里暗想，人受诱惑，往往不是因为那诱惑高尚富贵，而是因为那诱惑新鲜。你天天带她打高尔夫，吃法国菜，她将来看着街边大排挡、羊肉串觉得新鲜怎么办？到那时，吃法国菜长大的女儿看上一个天天吃羊肉串、打台球的小混混，不知这当爹的该气成什么样。
不知不觉，我周围的同学、朋友、同事，均已到了当爹当妈的年纪。于是不管我想还是不想，这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都身着皇帝的新装，直逼眼前，容不得我假装没看见。害得我一个身经百战的成年人，也不得不惊呼这问题来得毫无遮掩。只是看着这些爹妈的辛苦，经常起一身鸡皮疙瘩，眼见如今的为人父母，与我们小时候的光景已经大不相同。如今当父母，惊涛骇浪，无止无休。
我只能暗自庆幸，自己有幸还没上这条贼船。
红丝带和甲方乙方（2006年11月28日）
特蕾莎同学要在中国设一个外商独资企业，请了一个代理公司来做。我最早听说这事的时候，还是今年夏天。如今冬天都快过去了，特蕾莎的外商独资企业还是空中楼阁。上个月的进度是，该代理要求特蕾莎到BVI去做一个总公司成立证明的公证，然后再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做一个使馆认证。这月特蕾莎又气急败坏了起来，有一天在我深夜加班时打电话过来，说接到消息，中国大使馆驳回了她的认证文件，理由是她的BVI公司注册文件跟使馆之前见到的其他公司的文件不一样。
特蕾莎大惊失措，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去问帮你设BVI公司的那个代理，你的文件跟别的有什么区别。特蕾莎依计行事，前几天转发给我一封该代理发来的邮件。信中说，我们对你的文件和其他公司的文件进行了严格比对，又与中国大使馆进行了沟通，结果是，捆绑你文件的红色丝带的位置跟别的公司的不同，别的公司的都在首页打一个结，而且位置都在公司盖章的上面…而你的丝带…总之，把丝带重新绑了再去。按说本不是什么难事。可难就难在特蕾莎还得把文件寄回BVI去重绑，然后重新公证，然后重新拿到中国大使馆去验明丝带正身。
可怜一帮代理们，活活栽在一根红丝带上。
无独有偶，我们公司最近做一个并购的案子，九月份的时候客户计划是一个月搞定，没想到熬到感恩节早上三点的时候，双方才算签了协议。加上政府审批，年底能结束就算是快的了。感恩节晚上，客户摆酒庆祝，席间感慨，在中国真是做什么都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在谈判最后，目标公司的老总说，别的要求我都没有了，我就提最后的一个要求，我不习惯在合同中当乙方，所以你们把合同改过来，把我都放在甲方。
没等客户反应过来，律师们全都跳了起来，乙方换甲方，说来简单，但不幸的是我们有N个不同的合同，中英文版本共计好几百页，这一替换，最少要花好几个小时，还不能保证不在慌乱之中把甲方、乙方的权利义务给弄混了。而这个小小的要求，是在凌晨一点左右提出的。
于是各方律师纷纷开始劝解，说当甲方还是当乙方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实质的权利义务的划分。老总怒，既然一样，为什么不能让我高兴一下？众皆无言。
又可怜一帮律师们，活活栽在甲方乙方上。
特蕾莎大惊失措，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去问帮你设BVI公司的那个代理，你的文件跟别的有什么区别。特蕾莎依计行事，前几天转发给我一封该代理发来的邮件。信中说，我们对你的文件和其他公司的文件进行了严格比对，又与中国大使馆进行了沟通，结果是，捆绑你文件的红色丝带的位置跟别的公司的不同，别的公司的都在首页打一个结，而且位置都在公司盖章的上面…而你的丝带…总之，把丝带重新绑了再去。按说本不是什么难事。可难就难在特蕾莎还得把文件寄回BVI去重绑，然后重新公证，然后重新拿到中国大使馆去验明丝带正身。
可怜一帮代理们，活活栽在一根红丝带上。
无独有偶，我们公司最近做一个并购的案子，九月份的时候客户计划是一个月搞定，没想到熬到感恩节早上三点的时候，双方才算签了协议。加上政府审批，年底能结束就算是快的了。感恩节晚上，客户摆酒庆祝，席间感慨，在中国真是做什么都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在谈判最后，目标公司的老总说，别的要求我都没有了，我就提最后的一个要求，我不习惯在合同中当乙方，所以你们把合同改过来，把我都放在甲方。
没等客户反应过来，律师们全都跳了起来，乙方换甲方，说来简单，但不幸的是我们有N个不同的合同，中英文版本共计好几百页，这一替换，最少要花好几个小时，还不能保证不在慌乱之中把甲方、乙方的权利义务给弄混了。而这个小小的要求，是在凌晨一点左右提出的。
于是各方律师纷纷开始劝解，说当甲方还是当乙方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实质的权利义务的划分。老总怒，既然一样，为什么不能让我高兴一下？众皆无言。
又可怜一帮律师们，活活栽在甲方乙方上。
别人的博客，我的生活（2006年12月3日）
以前没事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跑去一个人多的地方坐下来，看着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想象他们各自的故事。如今有了博客，真是一大进步，无事的时候，我可以足不出户，在网上来回溜达，看别人的博客，和各人笔下的生活。
每个人的博客的风格都迥异，有人喜欢调笑，有人喜欢讲述，有人喜欢感慨，更多的人的博客，则如流水帐一般，点点滴滴、细细碎碎地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听过很多次熟识和不熟识的人抨击博客，认为那不过是把自己的隐私亮出来给别人看。我是写博客的，但在这些时候，我从不为博客辩驳，因为写博客的人们其实都知道，在博客里，你可以选择亮不亮隐私，而读博客的人，你也可以选择读不读博客。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大家各自选择自己的喜欢，用不着谩骂，也犯不上辩驳。而写博客的一大好处，尤其是对于今日很多漂泊的人群，就是可以选择把自己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让远方关心自己的亲朋分享。
我自己的博客里，其实鲜有对生活点滴的叙述，而多是一些有病无病的呻吟和感慨，无他，是我不善于发现平淡生活中的动人之处而已。然而看别人博客的时候，我却喜欢看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录。有些女子，可以把自己平淡如水的生活记录的津津有味，可以把平凡的家人写得鲜活生动。让人读着的时候，想象着她们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能把一日三餐操办得红红火火，心里也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我经常跟周围的人开玩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哪天老公发了大财，可以养我，让我不工作在家逍遥。虽然目前为止，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包括我自己，但是，看着那些小女人的博客，我却经常觉得羡慕，有人能给她们足够的安全感，让她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和生活上，这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吧。
而我，依然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努力加班之余，向往着她们的生活。
每个人的博客的风格都迥异，有人喜欢调笑，有人喜欢讲述，有人喜欢感慨，更多的人的博客，则如流水帐一般，点点滴滴、细细碎碎地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听过很多次熟识和不熟识的人抨击博客，认为那不过是把自己的隐私亮出来给别人看。我是写博客的，但在这些时候，我从不为博客辩驳，因为写博客的人们其实都知道，在博客里，你可以选择亮不亮隐私，而读博客的人，你也可以选择读不读博客。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大家各自选择自己的喜欢，用不着谩骂，也犯不上辩驳。而写博客的一大好处，尤其是对于今日很多漂泊的人群，就是可以选择把自己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让远方关心自己的亲朋分享。
我自己的博客里，其实鲜有对生活点滴的叙述，而多是一些有病无病的呻吟和感慨，无他，是我不善于发现平淡生活中的动人之处而已。然而看别人博客的时候，我却喜欢看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录。有些女子，可以把自己平淡如水的生活记录的津津有味，可以把平凡的家人写得鲜活生动。让人读着的时候，想象着她们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能把一日三餐操办得红红火火，心里也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我经常跟周围的人开玩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哪天老公发了大财，可以养我，让我不工作在家逍遥。虽然目前为止，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包括我自己，但是，看着那些小女人的博客，我却经常觉得羡慕，有人能给她们足够的安全感，让她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和生活上，这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吧。
而我，依然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努力加班之余，向往着她们的生活。
司南同学（2006年10月16日）
“司”在汉语中似乎有“掌管、掌控”的意思，比如说司机是开车的，是负责掌管车辆的，司库是管钱的，负责掌管财务。那么“司男”呢？
这个问题在大学时代被我们讨论过多次，当然多次都是为了故意激怒司南同学。据说她这名字的本意是她父亲是南方人，因此取“思念南方”之意。但当然，到了我们这里，这个故事远没有“掌控男人”来得刺激，因此从来都是不经辩护就被正法了。
司南同学到底思不思念南方我们无从考证，不过她的“细致”大家都是领教过的。我们都是外语系的，男生向来稀缺，都是国宝级，但我们这一级的国宝们几乎都被司南同学修理过。记得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留校当老师，仍然住在学校宿舍，有个条件很差的厨房，于是周末的时候，同学们经常来我们宿舍小聚。那时公认胖子比较会做饭，也乐意买菜下厨。一次胖子兴冲冲买了大鱼大肉过来，一进屋就把鱼扔进了洗菜的池子，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司南同学那日恰巧也在，她皱着眉头进了厨房，说怎么能把鱼直接扔进那个脏池子里？胖子听话的把鱼拿了出来，放到了菜板上，司南同学跟着批评，说还没收拾干净，怎么就放到菜板上了？如此这般几次，胖子大怒，差点用菜刀把菜板剁碎，并扬言以后司南同学在的时候他绝不再下厨。
毕业之后，司南同学很快就结了婚，并且一直在银行工作，“司男”之余也“司库”。司南同学的老公是湖南人，大约心思也同样细致，据说刚结婚时，司南同学洗过的菜里，她老公都能挑出虫子，这让我们肃然起敬。毕业后许多年，司南同学在“司男”、“司库”之余，忙着养狗、去健身房、培养小资情调，而我等俗人都被工作折磨得了无生趣。直到去年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司南同学以“十年如一日”的美貌和身材闪亮登场，她的“细致”于是在我眼前再一次鲜活了起来。
现在的司南同学，有“情调”的一塌糊涂。等人，一定要去星巴克等；吃樱桃，一定要吃自己采摘的，40元一斤的，而且说这不叫樱桃，这叫车厘子；去健身房，一定要去青鸟，而且要请专门的健身教练；喝奶，一定不能喝牛奶，要喝羊奶，而且全北京市只有百盛和新世界两个超市有卖；在饭馆点菜，要嘱咐小妹炒素菜不能放猪油，其他菜都要少放油，而且上菜的同时要上一碗白水，这样可以用白水把菜上面的油涮掉；自己在家做饭，要多做南瓜、红薯之类，高纤维低热量还防癌…
我本来饱受脂肪困扰，想跟司南同学求教减肥秘方的，可等她把这些个秘诀全都传授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说那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司南同学嫣然一笑，说根据她最近学习的叔本华哥哥的理论，人生痛苦是肯定的，幸福是否定的… 我恳求司南同学用大白话给我解释一遍。她果然一点都不嫌弃的用专业的银行从业人员的术语解释说，每个人的幸福都是有一定量的，可能是一盆，也可能是一碗，你无法拿自己的幸福跟别人横向比较，但是就自己这一碗或是一盆而言，幸福是守恒的。你在吃的方面享受的幸福多了，在身材方面的幸福就少了；反之，你在身材方面的幸福多了，在吃的方面就少了。如果在吃的时候透支了幸福，就得拿身材方面的幸福去抵债，总之，这一碗还是一盆，你自己做个投资规划，怎么用随你。
讨论这些的时候，我们俩刚在百盛的渝乡人家吃完不放猪油的炒豌豆尖、不放猪肉末的麻婆豆腐和涮过白开水的水煮鱼，正在百盛星巴克喝着没有咖啡因的黑咖啡。突然有人跟我们打招呼，居然是司南同学的老公，正自觉自愿地背着大包要去健身房锻炼。上次见他还是近十年前，这次再见，这个典型的南方人居然明显的胖了一些，而且红光满面。我诧异地问司南同学，她每天做的南瓜红薯是怎么把这个南方男人给喂胖的，她得意地说，给老公的晚餐里，要单加蛋白粉。
不愧夫妻俩都是做金融的，看来司南夫妇的那一盆幸福，财务规划做的不错。
这个问题在大学时代被我们讨论过多次，当然多次都是为了故意激怒司南同学。据说她这名字的本意是她父亲是南方人，因此取“思念南方”之意。但当然，到了我们这里，这个故事远没有“掌控男人”来得刺激，因此从来都是不经辩护就被正法了。
司南同学到底思不思念南方我们无从考证，不过她的“细致”大家都是领教过的。我们都是外语系的，男生向来稀缺，都是国宝级，但我们这一级的国宝们几乎都被司南同学修理过。记得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留校当老师，仍然住在学校宿舍，有个条件很差的厨房，于是周末的时候，同学们经常来我们宿舍小聚。那时公认胖子比较会做饭，也乐意买菜下厨。一次胖子兴冲冲买了大鱼大肉过来，一进屋就把鱼扔进了洗菜的池子，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司南同学那日恰巧也在，她皱着眉头进了厨房，说怎么能把鱼直接扔进那个脏池子里？胖子听话的把鱼拿了出来，放到了菜板上，司南同学跟着批评，说还没收拾干净，怎么就放到菜板上了？如此这般几次，胖子大怒，差点用菜刀把菜板剁碎，并扬言以后司南同学在的时候他绝不再下厨。
毕业之后，司南同学很快就结了婚，并且一直在银行工作，“司男”之余也“司库”。司南同学的老公是湖南人，大约心思也同样细致，据说刚结婚时，司南同学洗过的菜里，她老公都能挑出虫子，这让我们肃然起敬。毕业后许多年，司南同学在“司男”、“司库”之余，忙着养狗、去健身房、培养小资情调，而我等俗人都被工作折磨得了无生趣。直到去年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司南同学以“十年如一日”的美貌和身材闪亮登场，她的“细致”于是在我眼前再一次鲜活了起来。
现在的司南同学，有“情调”的一塌糊涂。等人，一定要去星巴克等；吃樱桃，一定要吃自己采摘的，40元一斤的，而且说这不叫樱桃，这叫车厘子；去健身房，一定要去青鸟，而且要请专门的健身教练；喝奶，一定不能喝牛奶，要喝羊奶，而且全北京市只有百盛和新世界两个超市有卖；在饭馆点菜，要嘱咐小妹炒素菜不能放猪油，其他菜都要少放油，而且上菜的同时要上一碗白水，这样可以用白水把菜上面的油涮掉；自己在家做饭，要多做南瓜、红薯之类，高纤维低热量还防癌…
我本来饱受脂肪困扰，想跟司南同学求教减肥秘方的，可等她把这些个秘诀全都传授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说那做人还有什么乐趣？司南同学嫣然一笑，说根据她最近学习的叔本华哥哥的理论，人生痛苦是肯定的，幸福是否定的… 我恳求司南同学用大白话给我解释一遍。她果然一点都不嫌弃的用专业的银行从业人员的术语解释说，每个人的幸福都是有一定量的，可能是一盆，也可能是一碗，你无法拿自己的幸福跟别人横向比较，但是就自己这一碗或是一盆而言，幸福是守恒的。你在吃的方面享受的幸福多了，在身材方面的幸福就少了；反之，你在身材方面的幸福多了，在吃的方面就少了。如果在吃的时候透支了幸福，就得拿身材方面的幸福去抵债，总之，这一碗还是一盆，你自己做个投资规划，怎么用随你。
讨论这些的时候，我们俩刚在百盛的渝乡人家吃完不放猪油的炒豌豆尖、不放猪肉末的麻婆豆腐和涮过白开水的水煮鱼，正在百盛星巴克喝着没有咖啡因的黑咖啡。突然有人跟我们打招呼，居然是司南同学的老公，正自觉自愿地背着大包要去健身房锻炼。上次见他还是近十年前，这次再见，这个典型的南方人居然明显的胖了一些，而且红光满面。我诧异地问司南同学，她每天做的南瓜红薯是怎么把这个南方男人给喂胖的，她得意地说，给老公的晚餐里，要单加蛋白粉。
不愧夫妻俩都是做金融的，看来司南夫妇的那一盆幸福，财务规划做的不错。
楼上公司的胖子（2006年10月17日）
王师傅是我们公司里最不professional的人。说这话，其实一点贬义都没有。在我们这是个人都能算一个半个专业人士的律师事务所，王师傅是唯一的司机，可就连司机他也是半路出家。根据我有限的几次坐王师傅的车出去开会的时候顺便跟他闲聊得来的不完全考证，王师傅原本是北京某花木公司的员工，曾带领众兄弟在北京市大街小巷搞绿化，可后来花木公司不景气，王师傅赋闲在家，不知道是退休还是下岗。再后来，阴差阳错，王师傅就被请到我们公司当了司机。平常不出车的时候，王师傅也被安排在一个小隔间里坐着。他把这个称为“坐办公室”，很是不习惯，所以最高兴的时候是出车，在外面跑。
搞了一辈子花草的王师傅自称有200斤重，看着像个粗人。可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王师傅有着一些跟他那粗放的外表不相符的“狡诘”，而这个地道的老北京的一些“市井”智慧，也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叹服。
第一次坐王师傅的车，是他拉我和几个同事出去开会，上午10点到12点。中午开完会，我顺便请王师傅吃了午饭。吃饭期间，收到客户一个电话，说让下午2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我跟王师傅说要不您先开车把其他同事拉回公司吧，我自己打车去。王师傅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反复说我要去的地方他很熟，而且说十五分钟肯定能到，不会耽误事。我于是说那要不您送我去也行。王师傅大喜，立刻拉着一车同事开始送我去开会，在车上还反复跟大家强调，这是我们的秘密，回到公司要保密，不能让“领导”知道，逗得车上的同事直乐。那时候王师傅可能还不知道，按他的标准，我也是“领导”。
后来王师傅终于知道了我也算“领导”。再替我出车的时候，他就坦然了很多。我这才明白，敢情上次的时候，他大概以为拉我是件违反公司规定的事。后来又一次，王师傅跟我说，他就喜欢替我出车，因为我从来不对他的车技和路线指手画脚，不像别的同事。王师傅这回又没想到的是，我不会开车，而且是个方向盲。接触多了，王师傅就陆续得知了我的若干缺点，比如我养花，养什么死什么。王师傅哀叹之余，替我买了一盆仙人掌，说还没见过谁把仙人掌养死的。后来几周我发现王师傅总有事没事到我办公室转悠，问他啥事，他说他现在多了点惦记的事，就是替我看着点花，别让我把仙人掌也给养死了。
王师傅的语言非常有趣。比方说，有一次我问他孩子工作了没有。王师傅说工作啦，在某电器超市做出纳。我说那挺好的啊，王师傅说，嗨，有个地方先“比划”着呗。后来我每每开会无聊的时候，总能想起王师傅的这个“比划”，然后笑话自己没“比划”好。
王师傅以前从来没跟律师们打过交道，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不久之后，那天跟我总结，说觉得我们干点什么真不容易，出去受客户的气，回来还要跟其他合伙人斗争。我大乐，说这您都看出来了？王师傅乐，说其实你们就是一帮个体户，放在了一个市场里，斤斤计较着每个人的利益。我黯然，这话直白了些，却道出了很多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本质。王师傅接着说，其实人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看那楼下看车的人，你给他根烟抽，每天跟他唠两句，他就能在你的车上多上点心。
我们楼下的停车费每月是1100元，如果计时，每小时是5块。很多同事嫌贵，但是都没办法。前两天王师傅跟大家说，以后你们在楼下停车，一天交10块就行，我跟楼下看车的说好了。同事当天交停车费的时候，就按王师傅交待的话跟看车的说了，果然灵验。公司同事总结，王师傅的这项贡献，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律师。
王师傅交待的那句话是――“我认识楼上XX公司那个胖子”。我们试过了，说其他的，比如王师傅、司机等等均不好使，必须说“楼上XX公司的那个胖子”。
搞了一辈子花草的王师傅自称有200斤重，看着像个粗人。可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王师傅有着一些跟他那粗放的外表不相符的“狡诘”，而这个地道的老北京的一些“市井”智慧，也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叹服。
第一次坐王师傅的车，是他拉我和几个同事出去开会，上午10点到12点。中午开完会，我顺便请王师傅吃了午饭。吃饭期间，收到客户一个电话，说让下午2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我跟王师傅说要不您先开车把其他同事拉回公司吧，我自己打车去。王师傅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反复说我要去的地方他很熟，而且说十五分钟肯定能到，不会耽误事。我于是说那要不您送我去也行。王师傅大喜，立刻拉着一车同事开始送我去开会，在车上还反复跟大家强调，这是我们的秘密，回到公司要保密，不能让“领导”知道，逗得车上的同事直乐。那时候王师傅可能还不知道，按他的标准，我也是“领导”。
后来王师傅终于知道了我也算“领导”。再替我出车的时候，他就坦然了很多。我这才明白，敢情上次的时候，他大概以为拉我是件违反公司规定的事。后来又一次，王师傅跟我说，他就喜欢替我出车，因为我从来不对他的车技和路线指手画脚，不像别的同事。王师傅这回又没想到的是，我不会开车，而且是个方向盲。接触多了，王师傅就陆续得知了我的若干缺点，比如我养花，养什么死什么。王师傅哀叹之余，替我买了一盆仙人掌，说还没见过谁把仙人掌养死的。后来几周我发现王师傅总有事没事到我办公室转悠，问他啥事，他说他现在多了点惦记的事，就是替我看着点花，别让我把仙人掌也给养死了。
王师傅的语言非常有趣。比方说，有一次我问他孩子工作了没有。王师傅说工作啦，在某电器超市做出纳。我说那挺好的啊，王师傅说，嗨，有个地方先“比划”着呗。后来我每每开会无聊的时候，总能想起王师傅的这个“比划”，然后笑话自己没“比划”好。
王师傅以前从来没跟律师们打过交道，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不久之后，那天跟我总结，说觉得我们干点什么真不容易，出去受客户的气，回来还要跟其他合伙人斗争。我大乐，说这您都看出来了？王师傅乐，说其实你们就是一帮个体户，放在了一个市场里，斤斤计较着每个人的利益。我黯然，这话直白了些，却道出了很多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本质。王师傅接着说，其实人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看那楼下看车的人，你给他根烟抽，每天跟他唠两句，他就能在你的车上多上点心。
我们楼下的停车费每月是1100元，如果计时，每小时是5块。很多同事嫌贵，但是都没办法。前两天王师傅跟大家说，以后你们在楼下停车，一天交10块就行，我跟楼下看车的说好了。同事当天交停车费的时候，就按王师傅交待的话跟看车的说了，果然灵验。公司同事总结，王师傅的这项贡献，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律师。
王师傅交待的那句话是――“我认识楼上XX公司那个胖子”。我们试过了，说其他的，比如王师傅、司机等等均不好使，必须说“楼上XX公司的那个胖子”。
姐妹（2006年8月4日）
特蕾莎有个妹妹，叫Fran。姐妹俩一起在美国买了一幢百年老房子，Fran自己是个建筑师，所以房子的修理、改造、装修都自己亲自操刀，画好了图纸、做好了预算，就用email发给特蕾莎，然后姐俩隔着越洋电话对图纸和预算争执，通常特蕾莎都败下阵来，赢家Fran就会责令特蕾莎打钱过去，装修房子用。特蕾莎每次都恨恨的跟我说，这房子哪是投资，简直就是个money pit，然后就乖乖的打钱过去。建筑师Fran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还给教会的拍卖会做了一幢非常精巧的饼干房子，好几层高，里面还有精美的家具，院子里还有松树和雪人。特蕾莎献宝似的把照片拿出来给我看，然后哀怨的说，Fran做饼干房子的时候，都不许特蕾莎进厨房，怕她碰坏了这件艺术品。
这还不算，特蕾莎本来是母亲最喜欢的女儿，可近年随着老母亲年龄越来越大，Fran在家庭内部发起了“最有人气的女儿”竞选活动，每周开几小时的车回去看老母，陪她干她喜欢干的事情，结果远在中国的特蕾莎隔着大洋惨败，如今母亲公然打越洋电话告诉她，最喜欢的女儿的宝座已经被Fran夺得。
特蕾莎和Fran就这样争争吵吵，表面水火不容，实际却姐妹情深的很。每到圣诞节、感恩节，但凡是个节日，Fran总会给她寄礼物来，这时候特蕾莎就会穿着Fran给她手工缝制的套在牛仔裤外面都太过宽松的大了好几号的睡袍跟我显摆，说Fran承认错误了，说这次的纸样买大了，下次再给她做一个小一号的，保证合身。而特蕾莎每次回国之前，都要大包小包的选购一堆礼物给Fran，有一次同时买了两件羊绒衫给Fran，后来后悔了，觉得自己应该留一件，结果回了美国仍然没忍住向妹妹“献宝”之心，把两件一股脑的送了出去，回来又跟我后悔了半天。
我妈和我姨也是一样的好姐妹，这么些年我姨内蒙、山东、北京的跑，姐妹俩的感情却一直好的不得了。前不久姐俩更是有惊人之举，在通县的一个小区里前后楼各买了一个单元，就等我爸妈退休搬到北京来，她们姐俩就可以彻底的形影不离了。不过我妈和我姨之间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亲情，平平淡淡的好，脸都没有红过一次，不像特蕾莎和Fran，情节经常如电视剧一般搞笑。
但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姐妹，都让我羡慕。我比独生子女好一点，因了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一个弟弟，所以童年过的倒不寂寞。但长大了之后，弟弟越来越沉默，姐弟之间也总是不能如姐妹般亲近。这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不曾出世的妹妹。
其实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个妹妹。只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突然开始紧张的讨论什么，而且每次讨论的时候总会避开我和弟弟。后来姥姥也加入过几次讨论，偶然的我听到姥姥跟妈妈说，要是女儿，就生下来吧，你这个女儿太聪明，将来会飞得很远，再生一个留在身边，老了也有个照应。然后有一天姥姥突然问我说，给你再要个小妹妹好不好，我回答不好，因为弟弟已经在天天跟我打架、斗嘴，让我不胜其烦。但姥姥的这个问题让我隐约明白了大人们讨论的问题。后来妈妈去了医院，然后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讨论了，只是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偶尔还会听到姥姥跟妈妈说，当初让你再要一个，你不听，现在后悔也晚了。
我从来没有问起过父母当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到底为什么没有要那个孩子，大概是害怕他们会说，因为你旗帜鲜明的反对再有个妹妹。我只是猜想主要原因是父母当时都是国家公职人员，还都是干部，不能带头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已经有了我和弟弟，算是“儿女双全”了。
只是我在听着特蕾莎和Fran的故事，看着我姨和我妈的晚年姐妹规划的时候，会有一丝想念，给我那个不曾出世，被我一厢情愿的认定是妹妹的妹妹。
这还不算，特蕾莎本来是母亲最喜欢的女儿，可近年随着老母亲年龄越来越大，Fran在家庭内部发起了“最有人气的女儿”竞选活动，每周开几小时的车回去看老母，陪她干她喜欢干的事情，结果远在中国的特蕾莎隔着大洋惨败，如今母亲公然打越洋电话告诉她，最喜欢的女儿的宝座已经被Fran夺得。
特蕾莎和Fran就这样争争吵吵，表面水火不容，实际却姐妹情深的很。每到圣诞节、感恩节，但凡是个节日，Fran总会给她寄礼物来，这时候特蕾莎就会穿着Fran给她手工缝制的套在牛仔裤外面都太过宽松的大了好几号的睡袍跟我显摆，说Fran承认错误了，说这次的纸样买大了，下次再给她做一个小一号的，保证合身。而特蕾莎每次回国之前，都要大包小包的选购一堆礼物给Fran，有一次同时买了两件羊绒衫给Fran，后来后悔了，觉得自己应该留一件，结果回了美国仍然没忍住向妹妹“献宝”之心，把两件一股脑的送了出去，回来又跟我后悔了半天。
我妈和我姨也是一样的好姐妹，这么些年我姨内蒙、山东、北京的跑，姐妹俩的感情却一直好的不得了。前不久姐俩更是有惊人之举，在通县的一个小区里前后楼各买了一个单元，就等我爸妈退休搬到北京来，她们姐俩就可以彻底的形影不离了。不过我妈和我姨之间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亲情，平平淡淡的好，脸都没有红过一次，不像特蕾莎和Fran，情节经常如电视剧一般搞笑。
但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姐妹，都让我羡慕。我比独生子女好一点，因了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一个弟弟，所以童年过的倒不寂寞。但长大了之后，弟弟越来越沉默，姐弟之间也总是不能如姐妹般亲近。这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不曾出世的妹妹。
其实我都不知道那是不是个妹妹。只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突然开始紧张的讨论什么，而且每次讨论的时候总会避开我和弟弟。后来姥姥也加入过几次讨论，偶然的我听到姥姥跟妈妈说，要是女儿，就生下来吧，你这个女儿太聪明，将来会飞得很远，再生一个留在身边，老了也有个照应。然后有一天姥姥突然问我说，给你再要个小妹妹好不好，我回答不好，因为弟弟已经在天天跟我打架、斗嘴，让我不胜其烦。但姥姥的这个问题让我隐约明白了大人们讨论的问题。后来妈妈去了医院，然后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讨论了，只是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偶尔还会听到姥姥跟妈妈说，当初让你再要一个，你不听，现在后悔也晚了。
我从来没有问起过父母当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到底为什么没有要那个孩子，大概是害怕他们会说，因为你旗帜鲜明的反对再有个妹妹。我只是猜想主要原因是父母当时都是国家公职人员，还都是干部，不能带头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已经有了我和弟弟，算是“儿女双全”了。
只是我在听着特蕾莎和Fran的故事，看着我姨和我妈的晚年姐妹规划的时候，会有一丝想念，给我那个不曾出世，被我一厢情愿的认定是妹妹的妹妹。
姐弟（2006年8月23日）
南桥在我上篇博客后留言，问姐弟之间相处有什么窍门，并且担心费思和望溪经常吵闹。其实不用担心，姐弟之间的“铁”，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是打闹出来的。
我跟弟弟只差一岁半，但五岁之前几乎没怎么见过面。当时父母都上班，而且父亲总出差，母亲一个人没办法带我们两个孩子，所以我是姥姥带大的，而弟弟是奶奶带大的。我比较幸运，因为当时我们跟姥姥家住在一个大院里，白天姥姥带我，晚上我回家去住。奶奶家却在乡下，而且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将近20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车。爸妈每次去看弟弟的时候，只能骑自行车去，而且全是土路。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妈妈要去看弟弟，爸爸不同意，觉得雪大路滑，有危险。妈妈一怒，自己骑车出门，而且一路骑得飞快，害的爸爸飞车追了一路，心惊胆战得很，于是后来妈妈要去看弟弟的时候，无论有什么困难，爸爸再不敢阻拦。
弟弟是爷爷奶奶的大孙子，很是得宠。爸妈回去看他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拿着奶奶家扫炕的笤帚，骑在爷爷身上满炕转悠。妈妈看不下去，呵斥弟弟，爷爷却总是憨憨地笑，护着弟弟。奶奶只要出去串门，总得背着弟弟，他一步都不肯自己走。
我五岁的时候，爸妈决定把弟弟从乡下接回来。突然间生活中多了一个晒的跟黑炭似的乡下小孩，什么都要跟我抢，而且淘气得过分。到姥姥家吃饺子，弟弟趁大家不备，把煮熟的饺子塞到了姥姥叠好的被子里。晚上姥姥打开被子，里头全是饺子馅，一家人哭笑不得。我出去玩儿的时候，弟弟也总是跟着，非常烦人，怎么赶都赶不走，我就动用武力，狠狠地打弟弟。有一次弟弟咳嗽，我使劲敲打他的背，结果害他蹲在地上咳了许久，小脸憋得通红，我却得意洋洋的跟别家小孩玩儿去了。后来想起这事，我一直都很愧疚，有一次跟弟弟说起，他居然茫然地说，一点不记得了，大概是那时我欺负他太多了。
我们慢慢的玩熟了。但他仍然很淘气，总要招惹我。当时我家住的那个房子是土木结构的，里面的木头长了一种硬壳虫子，能从顶棚里飞出来。弟弟每次抓了那虫子，就往我身上扔，吓得我大哭，然后跟爸妈告状。中午午睡的时候，弟弟懒得自己拿枕头，就经常突然大叫，姐，你的枕头上有虫子。我大惊，跳起来看，弟弟乐呵呵地捧了我的枕头，自己睡觉去了。过年亲戚给了压岁钱，弟弟就开始惦记我那一份，变着法儿跟我打赌，而我也每次都不争气地中计。一来二去，每年过年，弟弟都拿两份压岁钱。爸妈总结说我太老实，于是后来炖鸡，再不给我吃鸡心（据说是因为鸡心是实心的，不开窍）。而我其实每次被骗了之后，虽说很沮丧，却也不得不佩服弟弟的脑子比我好使。后来上了大学，同学总被我捉弄，说我机灵，我总暗自得意，心想，这就算机灵啊，你们是不知道我是从什么环境中锻炼出来的。
在我早上了学，并且歪打正着地成了好学生之后，妈妈曾经试图在弟弟身上如法炮制。却没想到弟弟太聪明，第一天去上学就发现上学一点都不好玩，之后再不肯去，威逼利诱都没用。于是弟弟虽然只比我小一岁半，却比我晚上了四年学。我上大学那年，弟弟才上初二。我上了大学，妈妈天天拿我做榜样唠叨弟弟，给弟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弟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说幸亏考上了，要是考不上，还不被妈妈唠叨死。
我上大学以后，姐弟相聚的时光就少了很多。每年放假回家，眼见着弟弟男大十八变，变得又高又帅，妈妈的新同事开始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姐弟还是兄妹。见面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却好了起来。弟弟长大之后，开始承担家里很多“长子长孙”的义务，也开始有了保护我的意识。一起出门，遇到拥挤的地方，他也总会护着我，怕我被挤到。弟弟高二那年到北京来找我玩儿，我们一起坐地铁的时候，有一壮汉撞了我还骂骂咧咧，人高马大的弟弟冲上去跟那个人争执了起来，居然吓得那人溜掉了。周围的小姑娘羡慕地看着我，大概以为他是我的男朋友。
后来弟弟来北京上了大学，毕业也留京工作，我们姐弟又在一起了，可成年之后的我们，都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照样打打闹闹，爸妈看了总叹气，说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其实只有我和弟弟心里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打闹来表达彼此的亲情，没有了那份打闹，我们都会觉得生分。
弟弟有了女朋友，十一就要结婚了。那天我们一起去北京站送父亲回内蒙，车站人非常多。人流中，弟弟一直护在他女朋友的周围，生怕她被人挤到。享受惯了弟弟保护的我，被冷落在一旁，心里居然有一丝醋意。不过看着一脸幸福的未来弟妹，我也由衷地为她高兴。我这个弟弟，虽然有很多缺点，却必定会是一个会照顾人的好丈夫呢。
我跟弟弟只差一岁半，但五岁之前几乎没怎么见过面。当时父母都上班，而且父亲总出差，母亲一个人没办法带我们两个孩子，所以我是姥姥带大的，而弟弟是奶奶带大的。我比较幸运，因为当时我们跟姥姥家住在一个大院里，白天姥姥带我，晚上我回家去住。奶奶家却在乡下，而且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将近20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车。爸妈每次去看弟弟的时候，只能骑自行车去，而且全是土路。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妈妈要去看弟弟，爸爸不同意，觉得雪大路滑，有危险。妈妈一怒，自己骑车出门，而且一路骑得飞快，害的爸爸飞车追了一路，心惊胆战得很，于是后来妈妈要去看弟弟的时候，无论有什么困难，爸爸再不敢阻拦。
弟弟是爷爷奶奶的大孙子，很是得宠。爸妈回去看他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拿着奶奶家扫炕的笤帚，骑在爷爷身上满炕转悠。妈妈看不下去，呵斥弟弟，爷爷却总是憨憨地笑，护着弟弟。奶奶只要出去串门，总得背着弟弟，他一步都不肯自己走。
我五岁的时候，爸妈决定把弟弟从乡下接回来。突然间生活中多了一个晒的跟黑炭似的乡下小孩，什么都要跟我抢，而且淘气得过分。到姥姥家吃饺子，弟弟趁大家不备，把煮熟的饺子塞到了姥姥叠好的被子里。晚上姥姥打开被子，里头全是饺子馅，一家人哭笑不得。我出去玩儿的时候，弟弟也总是跟着，非常烦人，怎么赶都赶不走，我就动用武力，狠狠地打弟弟。有一次弟弟咳嗽，我使劲敲打他的背，结果害他蹲在地上咳了许久，小脸憋得通红，我却得意洋洋的跟别家小孩玩儿去了。后来想起这事，我一直都很愧疚，有一次跟弟弟说起，他居然茫然地说，一点不记得了，大概是那时我欺负他太多了。
我们慢慢的玩熟了。但他仍然很淘气，总要招惹我。当时我家住的那个房子是土木结构的，里面的木头长了一种硬壳虫子，能从顶棚里飞出来。弟弟每次抓了那虫子，就往我身上扔，吓得我大哭，然后跟爸妈告状。中午午睡的时候，弟弟懒得自己拿枕头，就经常突然大叫，姐，你的枕头上有虫子。我大惊，跳起来看，弟弟乐呵呵地捧了我的枕头，自己睡觉去了。过年亲戚给了压岁钱，弟弟就开始惦记我那一份，变着法儿跟我打赌，而我也每次都不争气地中计。一来二去，每年过年，弟弟都拿两份压岁钱。爸妈总结说我太老实，于是后来炖鸡，再不给我吃鸡心（据说是因为鸡心是实心的，不开窍）。而我其实每次被骗了之后，虽说很沮丧，却也不得不佩服弟弟的脑子比我好使。后来上了大学，同学总被我捉弄，说我机灵，我总暗自得意，心想，这就算机灵啊，你们是不知道我是从什么环境中锻炼出来的。
在我早上了学，并且歪打正着地成了好学生之后，妈妈曾经试图在弟弟身上如法炮制。却没想到弟弟太聪明，第一天去上学就发现上学一点都不好玩，之后再不肯去，威逼利诱都没用。于是弟弟虽然只比我小一岁半，却比我晚上了四年学。我上大学那年，弟弟才上初二。我上了大学，妈妈天天拿我做榜样唠叨弟弟，给弟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弟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说幸亏考上了，要是考不上，还不被妈妈唠叨死。
我上大学以后，姐弟相聚的时光就少了很多。每年放假回家，眼见着弟弟男大十八变，变得又高又帅，妈妈的新同事开始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姐弟还是兄妹。见面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却好了起来。弟弟长大之后，开始承担家里很多“长子长孙”的义务，也开始有了保护我的意识。一起出门，遇到拥挤的地方，他也总会护着我，怕我被挤到。弟弟高二那年到北京来找我玩儿，我们一起坐地铁的时候，有一壮汉撞了我还骂骂咧咧，人高马大的弟弟冲上去跟那个人争执了起来，居然吓得那人溜掉了。周围的小姑娘羡慕地看着我，大概以为他是我的男朋友。
后来弟弟来北京上了大学，毕业也留京工作，我们姐弟又在一起了，可成年之后的我们，都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照样打打闹闹，爸妈看了总叹气，说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其实只有我和弟弟心里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打闹来表达彼此的亲情，没有了那份打闹，我们都会觉得生分。
弟弟有了女朋友，十一就要结婚了。那天我们一起去北京站送父亲回内蒙，车站人非常多。人流中，弟弟一直护在他女朋友的周围，生怕她被人挤到。享受惯了弟弟保护的我，被冷落在一旁，心里居然有一丝醋意。不过看着一脸幸福的未来弟妹，我也由衷地为她高兴。我这个弟弟，虽然有很多缺点，却必定会是一个会照顾人的好丈夫呢。
当代“弼马温”（2006年9月6日）
当年齐天大圣做弼马温的时候，给玉帝惹了不少事端。如今的北京的车水马龙里，现代弼马温们又一次成为了最不招人待见的一个行当。这个群体按照国际惯例大概应当被叫做看车的，不过在中国，叫他们看车的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只管收钱，收了钱之后，马上就地失踪，你的车再有什么问题，休想找到他们。按照他们的逻辑，车丢了，找偷车的去；车被砸了，找砸车的人去；车坏了，找修车的人去；反正，别找我，我只管收钱。
更可气的是，有时候交钱都交不消停。停车的时候，赶上两个收费的交接班的点，就麻烦了。你停在那儿的时候，收费的来了，说一个小时五块，把钱收了。你说回来再给行吗，他说那不行，都是先交钱。等你一个小时后回来，他们交接班了，新来的人说，一个小时了，交五块钱。你说不对啊，上一个人收过了，他说那我不管，你找上一个人去，现在我当班，你在我这儿停了一个小时，就得交五块。为了五块钱，你跟他理论吧，耗不起这时间；你不跟他理论吧，着实可气。你想，投诉吧。停车场的大牌子上倒是标着投诉电话，不过等你打过去的时候，人家非常客气的跟你说，人家只管价格投诉，如果你觉得停车场定价不合适可以投诉，其他的，对不起，不管。
那日偶然看了北京台的新闻，一广东牌照的七系宝马新车千里迢迢开到北京，结果在七省办事处的停车场小憩时，旁边居民楼天女散花了两付质地上乘的麻将牌。宝马不敌这飞来横祸，被砸了个七零八落，瞬间成了残驹。车主心痛，找停车场索赔，停车场说，谁砸的你找谁，可抬头望去，还真找不出来这天女住哪个单元。报道中，车主满脸的沉痛，记者无力地叹息，只有看车的，跟秦始皇转世一样，满脸轻松，大概在得意这金戈铁马，果真不敌我“万里长城”。只剩下将近十万元的修车费，悬在那倒霉的车主头上。
其实这车主完全可以去告停车场，说的便宜，什么叫谁砸的找谁，车停你这儿，给你交了费，车被砸了，当然先找你，你委屈，你去找那个砸车的人。要是看车这么省事，那干吗交钱给你？交钱给你，就是让你看管的，你看管不当，自然要陪。
怕只怕，告到法院去，糊涂官断糊涂案，判停车场返还五块钱的停车费。如果真来个这样的判决，恐怕金戈铁马都得气得吐血。可是这么荒唐的事，多看看新闻，还真不是没有过。
更可气的是，有时候交钱都交不消停。停车的时候，赶上两个收费的交接班的点，就麻烦了。你停在那儿的时候，收费的来了，说一个小时五块，把钱收了。你说回来再给行吗，他说那不行，都是先交钱。等你一个小时后回来，他们交接班了，新来的人说，一个小时了，交五块钱。你说不对啊，上一个人收过了，他说那我不管，你找上一个人去，现在我当班，你在我这儿停了一个小时，就得交五块。为了五块钱，你跟他理论吧，耗不起这时间；你不跟他理论吧，着实可气。你想，投诉吧。停车场的大牌子上倒是标着投诉电话，不过等你打过去的时候，人家非常客气的跟你说，人家只管价格投诉，如果你觉得停车场定价不合适可以投诉，其他的，对不起，不管。
那日偶然看了北京台的新闻，一广东牌照的七系宝马新车千里迢迢开到北京，结果在七省办事处的停车场小憩时，旁边居民楼天女散花了两付质地上乘的麻将牌。宝马不敌这飞来横祸，被砸了个七零八落，瞬间成了残驹。车主心痛，找停车场索赔，停车场说，谁砸的你找谁，可抬头望去，还真找不出来这天女住哪个单元。报道中，车主满脸的沉痛，记者无力地叹息，只有看车的，跟秦始皇转世一样，满脸轻松，大概在得意这金戈铁马，果真不敌我“万里长城”。只剩下将近十万元的修车费，悬在那倒霉的车主头上。
其实这车主完全可以去告停车场，说的便宜，什么叫谁砸的找谁，车停你这儿，给你交了费，车被砸了，当然先找你，你委屈，你去找那个砸车的人。要是看车这么省事，那干吗交钱给你？交钱给你，就是让你看管的，你看管不当，自然要陪。
怕只怕，告到法院去，糊涂官断糊涂案，判停车场返还五块钱的停车费。如果真来个这样的判决，恐怕金戈铁马都得气得吐血。可是这么荒唐的事，多看看新闻，还真不是没有过。
我和“世界杯”（2006年7月11日）
我生活在一个球盲家庭。我家的男人们，包括爸爸、弟弟、老公，都不看球。有人说不看球的男人不是男人，照这个标准，我家没一个男人。缺少了环境的熏陶，我自然就成了一个地道的球盲。其实做球盲我是不自卑的，相反，我跟世界杯一向势不两立，原因很简单：当世界杯开始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电视节目都在谈足球，左邻右舍同学同事都在看足球，作为球盲的我痛苦的发现，吃饭聊天都找不着人，自己回家闷着看电视也没什么好看，最可视的节目也不过是看女艺人谈足球，眼光迷离的说“我是意大利队的球迷，因为意大利队全是帅哥…”。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似乎比赛都在下午。那时候正好公司出奇的忙，我一个人应付三个客户，一个是阿根廷的，一个是芬兰的，还有一个是日本的。这下可好，我上午上班的时候，跟日本客户斗智斗勇；打发走日本客户，就到下午了，芬兰客户上班，接着斗智斗勇；终于等到我下了班，吃完晚饭，阿根廷人上班了！曾经有一天，阿根廷客户好奇的问我，你每天睡觉吗？怎么什么时间打电话到公司都是你接电话？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客户大打车轮战，可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对付，几天下来，咬人的心都有了。偏偏公司里的男同事们不识时务，每到下午就躲到会议室看球，看完了还要高谈阔论。一日我终于忍无可忍，横眉立目进了会议室，把所有的男同事，上至老板下至群众一通臭训。男同事们灰溜溜回到座位工作的时候，不用说，我在公司的人气指数降至了冰点以下。不能迁怒于自己、客户和同事，所以我只好把一腔怒火赠与了世界杯。
今年世界杯之前，我一想起2002年的惨痛回忆，心头又是一紧。可好在今年我不怎么忙，世界杯期间只有一个从大陆到英国读了书之后进了英国所工作就死活再也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变态伪英国律师每天按照欧洲时间折磨我，但这歪打正着，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比赛都在晚上，我跟伪英国律师斗智斗勇结束后，正好可以到酒吧坐一会儿，别人看球，我看那些为足球疯狂的我眼里的“病人”们。
没想到这一看才发现，原来世界杯跟快乐大本营差不多，是极具娱乐效果的。一日加完班后，我在昏昏欲睡间，听到电视中发出疯狂嘶哑的叫声，让澳大利亚队滚蛋。我以为是有变态球迷夺了解说员的话筒，没料到第二天媒体头版头条说那不是变态球迷，是我国著名的体育解说员，真是长见识。后来又一日，有一场不知谁对谁的比赛，只见裁判整场比赛中用了黄牌用红牌，不像裁判，更象在赌场上玩扑克出老千。后来又见报纸上讲某裁判因对同一球员使用过量黄牌被迫辞职。再后来，终于到了冠亚军决赛，著名的齐大内又故意撞人被红牌罚下，为自己的足球生涯画上了不寻常的一个句号。如今的世界杯，真是比兴奋剂都让人兴奋，比快乐大本营更让人快乐，怪不得那日听某相声演员说，世界杯对我国的相声事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年的世界杯落幕了。昨天经过我家附近的德国酒吧，啤酒花园里的大屏幕电视还没有撤掉，但花园里的啤酒桌旁却人迹寥寥，一派曲终人散的凄凉，让我这个曾经憎恨世界杯的球盲，突然有些怀念世界杯了。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似乎比赛都在下午。那时候正好公司出奇的忙，我一个人应付三个客户，一个是阿根廷的，一个是芬兰的，还有一个是日本的。这下可好，我上午上班的时候，跟日本客户斗智斗勇；打发走日本客户，就到下午了，芬兰客户上班，接着斗智斗勇；终于等到我下了班，吃完晚饭，阿根廷人上班了！曾经有一天，阿根廷客户好奇的问我，你每天睡觉吗？怎么什么时间打电话到公司都是你接电话？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客户大打车轮战，可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对付，几天下来，咬人的心都有了。偏偏公司里的男同事们不识时务，每到下午就躲到会议室看球，看完了还要高谈阔论。一日我终于忍无可忍，横眉立目进了会议室，把所有的男同事，上至老板下至群众一通臭训。男同事们灰溜溜回到座位工作的时候，不用说，我在公司的人气指数降至了冰点以下。不能迁怒于自己、客户和同事，所以我只好把一腔怒火赠与了世界杯。
今年世界杯之前，我一想起2002年的惨痛回忆，心头又是一紧。可好在今年我不怎么忙，世界杯期间只有一个从大陆到英国读了书之后进了英国所工作就死活再也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变态伪英国律师每天按照欧洲时间折磨我，但这歪打正着，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比赛都在晚上，我跟伪英国律师斗智斗勇结束后，正好可以到酒吧坐一会儿，别人看球，我看那些为足球疯狂的我眼里的“病人”们。
没想到这一看才发现，原来世界杯跟快乐大本营差不多，是极具娱乐效果的。一日加完班后，我在昏昏欲睡间，听到电视中发出疯狂嘶哑的叫声，让澳大利亚队滚蛋。我以为是有变态球迷夺了解说员的话筒，没料到第二天媒体头版头条说那不是变态球迷，是我国著名的体育解说员，真是长见识。后来又一日，有一场不知谁对谁的比赛，只见裁判整场比赛中用了黄牌用红牌，不像裁判，更象在赌场上玩扑克出老千。后来又见报纸上讲某裁判因对同一球员使用过量黄牌被迫辞职。再后来，终于到了冠亚军决赛，著名的齐大内又故意撞人被红牌罚下，为自己的足球生涯画上了不寻常的一个句号。如今的世界杯，真是比兴奋剂都让人兴奋，比快乐大本营更让人快乐，怪不得那日听某相声演员说，世界杯对我国的相声事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年的世界杯落幕了。昨天经过我家附近的德国酒吧，啤酒花园里的大屏幕电视还没有撤掉，但花园里的啤酒桌旁却人迹寥寥，一派曲终人散的凄凉，让我这个曾经憎恨世界杯的球盲，突然有些怀念世界杯了。
从冠军们说起（2006年7月17日）
前不久我在博客上夸下海口，说我打算近期专门写一篇博客，讲述女温网冠军对中国律师行业产生的影响。此言一出，汪律师立刻留言，期待这份对律师行业的影响报告。借着此刻汪律师正在巴厘岛逍遥，不会跟我一般见识，我决定把这报告写了，就从汪律师写起。
我说了大话，本来只想博看客们一乐，并没有当真，可是汪律师这一留言，我这大话就成了许诺。做为一个律师，别的功德咱没有没关系，信守诺言这条如果没了，岂不是彻底没了安身立命的本事？这大话一成了许诺，我就如坐针毡，仿佛随时都可以看到无数个汪律师跳将出来，套用着阿甘正传里的台词，指着我的鼻子说，a promise is a promise，你promise的报告呢？我于是夜不能寐，思忖着怎么搞出一份报告来，把自己promise出的这个洞添上。
可我夜不能寐也还是写不出来，心里沮丧的紧。周末，同学要去中国棋院，我闲来无事决定同去，散散心也好。想来中国棋院应该是个萧条的去处，可没想到门口居然人山人海，没处停车。我们刚走近，就有票贩子过来问要不要票，我土里土气的追问一句，什么票？票贩子郁闷之余，大度的告诉了我，是隔壁网球赛的票。噫，我经常经过这个网球中心，一直都很萧条的，怎么今日突然网球赛热了起来？
想必是女温网冠军带来了新一轮的网球热？穿越了网球赛场前的人山人海，我们进了棋院。棋院倒是如我所料，萧条的很。不能白来一场，我们在棋院的书店里买了几本书。同学作为“伪”围棋爱好者，买了若干围棋名将的传记，其中一本是若干名人的合集，其中聂卫平那章的题目是“从围棋冠军到娱乐明星”，而吴清源那章的题目却是“一代宗师”。
网球中心的门庭若市和棋院的萧条，再加上传记里的文章题目，倒让我有了一些感触。首先说，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英雄情节的，我们的大众很多时候需要天才和英雄引导他们的喜好，这一点在娱乐界表现的最为明显，天桥剧场出了个郭德刚，不但自己红了起来，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去关注相声；湖南卫视捧出了一堆超女，他们从我们中间走出来，从平民成为了偶像，于是带动了成千上万的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去做玉米、凉粉，去从他们身上寻找自己的明星梦。
其实网球、围棋也都如是。女子网球拿了冠军，掀起了一股网球热；当年聂卫平围棋拿冠军的时候，全国上下不分老幼都开始对黑白世界感兴趣。当有英雄出现，当这些英雄让我们这些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开始关注他们，以及他们的行业。当这些领军人物让我们觉得冠军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崇拜这些英雄，另一方面也会对这些行业产生热情，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人在这些行业中的希望。
然而这样的热情是很难持续的，这样的冠军也是很难常胜的。看看围棋就知道了，曾经一度辉煌到比赛归国会有副总理迎接的聂卫平，如今人们对他比赛成绩的关注甚至还不如对他结婚离婚的关注多，大约也是因为比赛成绩的亮点太少，而婚姻状况的爆料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篇文章的题目真的没错，他现在的娱乐效应大概远高过作为一个棋手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悲哀的，可是在中国今天的体育、娱乐界却是太常见不过的。我们不缺乏天才，但是我们缺乏勤奋执着的天才，我们缺乏耐得住寂寞，一辈子只做一个追求的天才。我们的天才们，往往在功成名就之际，各种诱惑也纷纷涌来，而这些诱惑都是执着专业道路的清苦所无法比拟的，于是天才们很快就迷失了自己，纵身于灯红酒绿的诱惑之中，等到梦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刀也锈了，枪也钝了，于是只落得一身的牢骚和愤世嫉俗。只有那一辈子执着于下棋、只懂得下棋、只会下棋的吴清源老先生，真正把棋当事业来下，也不枉那一代宗师的名声。
说的似乎离法律有点远了。其实我想说的不过是，道理是一样的。中国离法治社会还很遥远，于是这中间就有很多空白。在那些以前只有国外律师才会做的领域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律师可以做的时候，也可能在这个圈子里产生类似的明星效应，所有的客户突然一夜之间蜂拥而至，应接不暇。有了大把的bill客户的机会，有大把的快钱可以挣。即使不好好做文件，只要跟主管机关有关系，确实可能也可以帮客户把事情做成；庭前不做充分准备，仰仗着跟法官关系熟，可能也能赢一些案子。闷头做文件？那多枯燥，那多费劲，那来钱多慢！但是，就象网球、相声和围棋一样，随着观众成熟度的不断增加和对手的实力不断增强，没有踏踏实实的功底积累，这样的明星之路，到底能走多远？
于是觉得，网球也好，围棋也好，律师也好，其实不管什么行业，大概都需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才能对得起这个行业，和当年下定决心进入这个行业的自己。
我说了大话，本来只想博看客们一乐，并没有当真，可是汪律师这一留言，我这大话就成了许诺。做为一个律师，别的功德咱没有没关系，信守诺言这条如果没了，岂不是彻底没了安身立命的本事？这大话一成了许诺，我就如坐针毡，仿佛随时都可以看到无数个汪律师跳将出来，套用着阿甘正传里的台词，指着我的鼻子说，a promise is a promise，你promise的报告呢？我于是夜不能寐，思忖着怎么搞出一份报告来，把自己promise出的这个洞添上。
可我夜不能寐也还是写不出来，心里沮丧的紧。周末，同学要去中国棋院，我闲来无事决定同去，散散心也好。想来中国棋院应该是个萧条的去处，可没想到门口居然人山人海，没处停车。我们刚走近，就有票贩子过来问要不要票，我土里土气的追问一句，什么票？票贩子郁闷之余，大度的告诉了我，是隔壁网球赛的票。噫，我经常经过这个网球中心，一直都很萧条的，怎么今日突然网球赛热了起来？
想必是女温网冠军带来了新一轮的网球热？穿越了网球赛场前的人山人海，我们进了棋院。棋院倒是如我所料，萧条的很。不能白来一场，我们在棋院的书店里买了几本书。同学作为“伪”围棋爱好者，买了若干围棋名将的传记，其中一本是若干名人的合集，其中聂卫平那章的题目是“从围棋冠军到娱乐明星”，而吴清源那章的题目却是“一代宗师”。
网球中心的门庭若市和棋院的萧条，再加上传记里的文章题目，倒让我有了一些感触。首先说，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英雄情节的，我们的大众很多时候需要天才和英雄引导他们的喜好，这一点在娱乐界表现的最为明显，天桥剧场出了个郭德刚，不但自己红了起来，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去关注相声；湖南卫视捧出了一堆超女，他们从我们中间走出来，从平民成为了偶像，于是带动了成千上万的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去做玉米、凉粉，去从他们身上寻找自己的明星梦。
其实网球、围棋也都如是。女子网球拿了冠军，掀起了一股网球热；当年聂卫平围棋拿冠军的时候，全国上下不分老幼都开始对黑白世界感兴趣。当有英雄出现，当这些英雄让我们这些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开始关注他们，以及他们的行业。当这些领军人物让我们觉得冠军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崇拜这些英雄，另一方面也会对这些行业产生热情，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人在这些行业中的希望。
然而这样的热情是很难持续的，这样的冠军也是很难常胜的。看看围棋就知道了，曾经一度辉煌到比赛归国会有副总理迎接的聂卫平，如今人们对他比赛成绩的关注甚至还不如对他结婚离婚的关注多，大约也是因为比赛成绩的亮点太少，而婚姻状况的爆料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篇文章的题目真的没错，他现在的娱乐效应大概远高过作为一个棋手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悲哀的，可是在中国今天的体育、娱乐界却是太常见不过的。我们不缺乏天才，但是我们缺乏勤奋执着的天才，我们缺乏耐得住寂寞，一辈子只做一个追求的天才。我们的天才们，往往在功成名就之际，各种诱惑也纷纷涌来，而这些诱惑都是执着专业道路的清苦所无法比拟的，于是天才们很快就迷失了自己，纵身于灯红酒绿的诱惑之中，等到梦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刀也锈了，枪也钝了，于是只落得一身的牢骚和愤世嫉俗。只有那一辈子执着于下棋、只懂得下棋、只会下棋的吴清源老先生，真正把棋当事业来下，也不枉那一代宗师的名声。
说的似乎离法律有点远了。其实我想说的不过是，道理是一样的。中国离法治社会还很遥远，于是这中间就有很多空白。在那些以前只有国外律师才会做的领域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律师可以做的时候，也可能在这个圈子里产生类似的明星效应，所有的客户突然一夜之间蜂拥而至，应接不暇。有了大把的bill客户的机会，有大把的快钱可以挣。即使不好好做文件，只要跟主管机关有关系，确实可能也可以帮客户把事情做成；庭前不做充分准备，仰仗着跟法官关系熟，可能也能赢一些案子。闷头做文件？那多枯燥，那多费劲，那来钱多慢！但是，就象网球、相声和围棋一样，随着观众成熟度的不断增加和对手的实力不断增强，没有踏踏实实的功底积累，这样的明星之路，到底能走多远？
于是觉得，网球也好，围棋也好，律师也好，其实不管什么行业，大概都需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才能对得起这个行业，和当年下定决心进入这个行业的自己。
以爱之名（2006年6月16日）
在国外的同学怀了孕，父母说好了去探望。孩子都生出来好几个月了，父母迟迟不到，找不同的理由。同学终于按捺不住，扬言要从国外给他们订票。父母无奈，被迫如实相告，说母亲其实在她怀孕期间已患癌症，并做了手术，目前正在调养期，不宜远行。同学怒，说当初一查出来就应该告诉她；父母解释，编制这样那样的谎言，还不是因为爱你，要保护你，怕你受了惊吓，动了胎气？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稀松平常。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有一种“隐瞒”的基因，迫使我们要隐瞒，尤其是向最最亲爱的人隐瞒。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爱，爱的虽然无私，却近乎“惨烈”。我们的父母不顾一切的要保护孩子，哪怕他们自己也已经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我们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去爱孩子，去替孩子做出应该不应该的判断。
在我们的爱中，孩子是单纯的受体，是不被要求回报的，是不具有判断能力的。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决定什么应当告诉你，什么不应当告诉你，我们决定你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最好还能决定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将来怎么样生孩子养孩子，怎么样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过你所谓的“自己”的人生，这样我们才可以安心。
孩子，你要听话，这是我们的父母对子女提出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要求。孩子，让我一辈子来保护你，这是我们的父母对子女的承诺。
那天看一部美国电影，叫做The Weather Man，剧中的主人公的父亲去世，在葬礼上，他的小女儿走向他，一本正经的说，“爸爸，我为你的损失感到难过。”我听了，感慨很多。我突然意识到一种鲜明的文化差异。同样是在葬礼上，我们的劝导方式是，“别难过了”，而他们的劝导方式是，“我跟你一样难过”。他们的文化，在亲情之余，似乎更注重的是“分享”，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我是你的亲人，所以我会陪伴你走过。
中国讲兄弟义气时也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是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却又成了“报喜不报忧”。可事实上，父母对子女何其重要啊，在母亲身心最最脆弱的时候，哪一个做子女的不希望能陪伴在她身边，哪怕是跟着一起惶惶然，一起六神无主，一起伤心哭泣？而万一母亲的手术有何不测，做子女的连知道都不知道，岂不是要落下一生的遗憾和对自己的不原谅？
以爱之名，我们不说。可是以爱之名，其实我们应该说。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稀松平常。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有一种“隐瞒”的基因，迫使我们要隐瞒，尤其是向最最亲爱的人隐瞒。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爱，爱的虽然无私，却近乎“惨烈”。我们的父母不顾一切的要保护孩子，哪怕他们自己也已经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我们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去爱孩子，去替孩子做出应该不应该的判断。
在我们的爱中，孩子是单纯的受体，是不被要求回报的，是不具有判断能力的。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决定什么应当告诉你，什么不应当告诉你，我们决定你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最好还能决定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将来怎么样生孩子养孩子，怎么样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过你所谓的“自己”的人生，这样我们才可以安心。
孩子，你要听话，这是我们的父母对子女提出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要求。孩子，让我一辈子来保护你，这是我们的父母对子女的承诺。
那天看一部美国电影，叫做The Weather Man，剧中的主人公的父亲去世，在葬礼上，他的小女儿走向他，一本正经的说，“爸爸，我为你的损失感到难过。”我听了，感慨很多。我突然意识到一种鲜明的文化差异。同样是在葬礼上，我们的劝导方式是，“别难过了”，而他们的劝导方式是，“我跟你一样难过”。他们的文化，在亲情之余，似乎更注重的是“分享”，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我是你的亲人，所以我会陪伴你走过。
中国讲兄弟义气时也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是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却又成了“报喜不报忧”。可事实上，父母对子女何其重要啊，在母亲身心最最脆弱的时候，哪一个做子女的不希望能陪伴在她身边，哪怕是跟着一起惶惶然，一起六神无主，一起伤心哭泣？而万一母亲的手术有何不测，做子女的连知道都不知道，岂不是要落下一生的遗憾和对自己的不原谅？
以爱之名，我们不说。可是以爱之名，其实我们应该说。
送别一个朋友（2006年6月21日）
父母在，不远游。
如今父母仍在，年轻的他却走了，走的好远，留下了白发人去承担丧子的苦痛。
与他并不熟识，不过就是在工作场合打过一些交道，他可能最多也只是对我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未必能把人和名字对上。而我，也只知道他是我的同乡，蒙古族，也因这巧合，对他的印象中多了一份亲切。除此之外，对他的印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他人缘极好，性情随和，另外就是极善饮。
周四的时候跟同事出去办事，偶然得知他体检时被查出糖尿病，正在家静养。同事打电话去问候，他声音平静，说了一些不大相干的工作的事情，挂了电话。周六早上听说他失踪，中午左右警察在十三陵水库发现了已经离去的他，手里还握着眼镜，面容平静，如睡去一般。没有人知道原因，警方做出的结论也只是意外溺水。据说江平先生曾经给政法大学题过一句什么“一生一世法大情”的词，没想到在他身上居然应验了。他17岁入中国政法大学，到昌平读书，如今37岁时，在昌平落水。从此真的要魂牵梦绕在法大和昌平了。在这个意外带来的打击下，这样想来，居然有了一种宿命的安慰。
遗体告别也在昌平举行，这并不是一个最方便的地点，而且因为时间非常紧张，通知得也非常仓促，然而参加者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多。这些参加者们之间或敌或友，然而却都同时以他的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葬礼上，缅怀着同一个人。他就那样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任周围的亲朋失声痛哭。这些红尘纷扰，以后再也烦不到他了。
长长的送葬队伍在烈日下徐徐前进着，终于把他送到了墓地。那将是他最后的归宿。入土的一刹那，他的兄弟姐妹泪眼婆娑，捧着遗像的小妹妹在丈夫的搀扶下仍然几乎无法站立。朋友们纷纷给他倒酒。他虽善饮，但近半年来已经几乎不再喝酒，说要“封山育林”。如今，他也不用再有这些顾虑了。
他走的那天，北京少有的蓝天白云。十三陵水库旁边，山清水秀。如果真有宿命，但愿他真的能长伴这青山绿水，与山水同在。
如今父母仍在，年轻的他却走了，走的好远，留下了白发人去承担丧子的苦痛。
与他并不熟识，不过就是在工作场合打过一些交道，他可能最多也只是对我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未必能把人和名字对上。而我，也只知道他是我的同乡，蒙古族，也因这巧合，对他的印象中多了一份亲切。除此之外，对他的印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他人缘极好，性情随和，另外就是极善饮。
周四的时候跟同事出去办事，偶然得知他体检时被查出糖尿病，正在家静养。同事打电话去问候，他声音平静，说了一些不大相干的工作的事情，挂了电话。周六早上听说他失踪，中午左右警察在十三陵水库发现了已经离去的他，手里还握着眼镜，面容平静，如睡去一般。没有人知道原因，警方做出的结论也只是意外溺水。据说江平先生曾经给政法大学题过一句什么“一生一世法大情”的词，没想到在他身上居然应验了。他17岁入中国政法大学，到昌平读书，如今37岁时，在昌平落水。从此真的要魂牵梦绕在法大和昌平了。在这个意外带来的打击下，这样想来，居然有了一种宿命的安慰。
遗体告别也在昌平举行，这并不是一个最方便的地点，而且因为时间非常紧张，通知得也非常仓促，然而参加者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多。这些参加者们之间或敌或友，然而却都同时以他的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葬礼上，缅怀着同一个人。他就那样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任周围的亲朋失声痛哭。这些红尘纷扰，以后再也烦不到他了。
长长的送葬队伍在烈日下徐徐前进着，终于把他送到了墓地。那将是他最后的归宿。入土的一刹那，他的兄弟姐妹泪眼婆娑，捧着遗像的小妹妹在丈夫的搀扶下仍然几乎无法站立。朋友们纷纷给他倒酒。他虽善饮，但近半年来已经几乎不再喝酒，说要“封山育林”。如今，他也不用再有这些顾虑了。
他走的那天，北京少有的蓝天白云。十三陵水库旁边，山清水秀。如果真有宿命，但愿他真的能长伴这青山绿水，与山水同在。
性情中童（2006年5月22日）
在英国的同学带了孩子回国探亲，写了一篇关于孩子的博客，很是有趣。（http://blog.sina.com.cn/u/46f72f10010003pc）。同学写道，儿子现在见到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的东西，会直接的讲出来，非常的露骨直接。比如说他会直接告诉奶奶，“我不喜欢你”，过几分钟又说，“我喜欢你”。上了街，会直接走上前去，跟陌生人说，我喜欢你。丝毫不遮掩自己的喜好。
我们看孩子这样，都觉得很好笑。但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样的直接，至少我是。我生来就是个直接的人，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说在嘴上。据说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心情不好，然后径直跑到妈妈跟前，说我想哭，然后就哇哇大哭一通，之后便没事了。母亲后来讲起，仍然心有余悸的说，至今仍然搞不懂，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而且至今都没有搞懂我当年为什么心情不好。于是在家的那些日子，我最大，家里谁都不敢惹我。
后来上了大学，我还是一样的直接，写信回家，不过脑子的抱怨学校伙食的差，抱怨水房洗衣服的水如何的刺骨冰凉，诉说自己的孤独和寂寞。直到有一天，来北京出差的姨父跟我说，以后给家里写信的时候不要再写这些了，你爸爸妈妈看完你的信之后，总是落泪，觉得你受了苦。姨父的话让我很惭愧，从此再给父母写信，报喜不报忧，直到今天。然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喜事可以报，于是给父母的信越来越少，到如今干脆不再写了。后来慢慢养成了习惯，越是亲近的人，我越不愿意谈起自己的心情；越是亲近的人，我越加防备。
跟亲近的人，我不再愿意“直接”。跟不亲近的人，却又没法“直接”。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讲给同事、同学吧，大家都一样在社会上打拼，谁有功夫听你的“悲惨世界”？于是只有自己留着，慢慢消化，这么多年，也居然就这么过来了。
只是偶尔想起来，很是怀念那些可以无忧无虑、不过脑子就把自己的烦恼塞给父母家人的时光。那时反正我只有五岁，我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哪管得了那么许多？
我们看孩子这样，都觉得很好笑。但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样的直接，至少我是。我生来就是个直接的人，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说在嘴上。据说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心情不好，然后径直跑到妈妈跟前，说我想哭，然后就哇哇大哭一通，之后便没事了。母亲后来讲起，仍然心有余悸的说，至今仍然搞不懂，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而且至今都没有搞懂我当年为什么心情不好。于是在家的那些日子，我最大，家里谁都不敢惹我。
后来上了大学，我还是一样的直接，写信回家，不过脑子的抱怨学校伙食的差，抱怨水房洗衣服的水如何的刺骨冰凉，诉说自己的孤独和寂寞。直到有一天，来北京出差的姨父跟我说，以后给家里写信的时候不要再写这些了，你爸爸妈妈看完你的信之后，总是落泪，觉得你受了苦。姨父的话让我很惭愧，从此再给父母写信，报喜不报忧，直到今天。然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喜事可以报，于是给父母的信越来越少，到如今干脆不再写了。后来慢慢养成了习惯，越是亲近的人，我越不愿意谈起自己的心情；越是亲近的人，我越加防备。
跟亲近的人，我不再愿意“直接”。跟不亲近的人，却又没法“直接”。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讲给同事、同学吧，大家都一样在社会上打拼，谁有功夫听你的“悲惨世界”？于是只有自己留着，慢慢消化，这么多年，也居然就这么过来了。
只是偶尔想起来，很是怀念那些可以无忧无虑、不过脑子就把自己的烦恼塞给父母家人的时光。那时反正我只有五岁，我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哪管得了那么许多？
我的完美人生（2006年5月24日）
那日同特蕾莎吃饭，我说我现在人缘特别好。她问为什么。我说我有感情困惑、事业困惑以及跟父母的关系困惑等等。光有这些，就足以与很多人产生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共鸣，人缘当然好了。特蕾莎坏坏的笑，说等有朝一日你有了孩子，就会有阿姨困惑，那时候会跟更多的人有共鸣的。我说是啊，到那时，我就可以自豪的说，“My life is full, 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特蕾莎大笑，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喜欢我，因为我实在funny。
这阿姨问题，似乎是所有城市父母最有共鸣的话题。当年我跟特蕾莎都在咨询公司混的时候，北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就被我们戏称是女性版的“田教授”，因为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我们这个同事当时刚休完产假回来，每天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找小阿姨，不满意，抱怨，换阿姨，再不满意，再抱怨，再找阿姨…如今她家儿子都上小学了，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心的阿姨。
可是谁说我没有孩子就没有阿姨问题的？今天我就可以自豪的说，My life is already full, 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这多亏了办公室里打扫卫生的阿姨。
公司搬到新办公楼以后，我们先是委托大厦物业的保洁人员给我们保洁。可是不久就被迫倒戈，因为大厦的保洁阿姨们每天分两次来搞卫生，一次是上午九点半，一次是下午五点半。你刚到办公室坐定，阿姨来了，于是拖把挥舞，吸尘器呼啸，你挪到哪儿她们擦到哪儿，抹布一直跟着你的胳膊在桌上转。等到她们终于鼓捣完了，干净不干净搁在其次，小半个上午过去了。下午你还没下班的时候，阿姨们又来了，于是再次拖把飞舞，吸尘器呼啸，迫使所有人员提前半小时逃离办公现场。有了保洁的阿姨们，我们被迫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本八小时的工作在六个小时内搞定，挪出两个小时给她们搞卫生。
时间长了，公司领导受不了了，于是决定自己请个阿姨负责卫生。我想这下好了，不用再在我桌上堆满了文件的时候跟阿姨们抗争了。我一般周一会买一些鲜花放在办公室，然后把上一周摆剩的残花败柳扔进垃圾桶。这位阿姨第一天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倒垃圾桶。我问为什么。阿姨说，她以为那些花我还要，于是没倒。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再有品味，也不会拿垃圾桶当花瓶。阿姨说知道了。第二天，我喝完了红茶的瓶子放在桌上，本来还想用来装冰水带回家，结果阿姨给扔了。扔了就扔了吧，我没有跟她计较。前天发现她把我新买的手机的包装袋给扔了，我仍然没有跟她计较。那天我中午兴致来了，带了饭。吃完饭之后忘了刷饭盒，脏饭盒在办公室放了两天，后来就不见了，大概也被阿姨扔了。我本想找阿姨理论，又怕被阿姨笑话邋遢，于是悻悻作罢。经过这些，阿姨大概终于受到了鼓励，今天一鼓作气，把我昨天在办公室的白板上写下来的“待办事项”给擦掉了。今早我雄心勃勃地来到办公室，准备大干一场，一看白板，咦，我要干什么来的？难道已经都干完了？若找阿姨来问，她肯定一脸的委屈，怎么一会儿嫌不收拾，一会儿又嫌收拾了？
唉，什么时候阿姨能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就好了。在她没变之前，我大概只能继续跟她斗智斗勇，继续过我的完美人生――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
这阿姨问题，似乎是所有城市父母最有共鸣的话题。当年我跟特蕾莎都在咨询公司混的时候，北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就被我们戏称是女性版的“田教授”，因为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我们这个同事当时刚休完产假回来，每天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找小阿姨，不满意，抱怨，换阿姨，再不满意，再抱怨，再找阿姨…如今她家儿子都上小学了，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心的阿姨。
可是谁说我没有孩子就没有阿姨问题的？今天我就可以自豪的说，My life is already full, 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这多亏了办公室里打扫卫生的阿姨。
公司搬到新办公楼以后，我们先是委托大厦物业的保洁人员给我们保洁。可是不久就被迫倒戈，因为大厦的保洁阿姨们每天分两次来搞卫生，一次是上午九点半，一次是下午五点半。你刚到办公室坐定，阿姨来了，于是拖把挥舞，吸尘器呼啸，你挪到哪儿她们擦到哪儿，抹布一直跟着你的胳膊在桌上转。等到她们终于鼓捣完了，干净不干净搁在其次，小半个上午过去了。下午你还没下班的时候，阿姨们又来了，于是再次拖把飞舞，吸尘器呼啸，迫使所有人员提前半小时逃离办公现场。有了保洁的阿姨们，我们被迫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本八小时的工作在六个小时内搞定，挪出两个小时给她们搞卫生。
时间长了，公司领导受不了了，于是决定自己请个阿姨负责卫生。我想这下好了，不用再在我桌上堆满了文件的时候跟阿姨们抗争了。我一般周一会买一些鲜花放在办公室，然后把上一周摆剩的残花败柳扔进垃圾桶。这位阿姨第一天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倒垃圾桶。我问为什么。阿姨说，她以为那些花我还要，于是没倒。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再有品味，也不会拿垃圾桶当花瓶。阿姨说知道了。第二天，我喝完了红茶的瓶子放在桌上，本来还想用来装冰水带回家，结果阿姨给扔了。扔了就扔了吧，我没有跟她计较。前天发现她把我新买的手机的包装袋给扔了，我仍然没有跟她计较。那天我中午兴致来了，带了饭。吃完饭之后忘了刷饭盒，脏饭盒在办公室放了两天，后来就不见了，大概也被阿姨扔了。我本想找阿姨理论，又怕被阿姨笑话邋遢，于是悻悻作罢。经过这些，阿姨大概终于受到了鼓励，今天一鼓作气，把我昨天在办公室的白板上写下来的“待办事项”给擦掉了。今早我雄心勃勃地来到办公室，准备大干一场，一看白板，咦，我要干什么来的？难道已经都干完了？若找阿姨来问，她肯定一脸的委屈，怎么一会儿嫌不收拾，一会儿又嫌收拾了？
唉，什么时候阿姨能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就好了。在她没变之前，我大概只能继续跟她斗智斗勇，继续过我的完美人生――from the complaint perspective。
到底少了还是多了？（2006年5月19日）
在中国做法律，有的时候也像是搞运动一样，一个浪头打过来，大家就都朝着一个方向奔涌而去。最近明显的感觉是，政府正在如火如荼的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个“运动”一起，大报小章纷纷出动，各种学术研讨会也接踵而至，律师们也纷纷开始开拓这一业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一俗人，自然不能例外。
我这一研究，还颇吃了一惊。原来为了推动国内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政府已经制定了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支持，包括“通过实施各种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到境外投资”，甚至包括支持企业从事风险勘探等国际资源开发活动。同时，政府通过加强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为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解决企业的融资、担保等困难，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从我们儿时教科书上宣传的“我国地大物博”，到如今政府能够意识到资源的重要性，鼓励企业到海外去找资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终于可以欣慰的想，既然政府已经意识到资源的短缺，这些年常见的贱卖资源、破坏环境，获得短期效益的现象终于可以得到遏制了，真是大快人心。
可是好景不长。在我研究的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国也在如火如荼的鼓励外资在中国开矿、采矿，而且多是风险勘探，即：外方单独投资进行勘探、负责勘探作业，并承担勘探风险，发现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之后，由中外合作双方共同投资合作开发。这些都是明显对我国有利的，没有问题。但是唯独对“销售”环节，规定甚少。
而让我困惑的，恰恰也是“销售”这个环节。外资不是来做慈善的，开采出来总要卖吧，卖的时候，就规定外方可以将其应得的产品运往国外，如果在中国境内销售，则要由中方合作伙伴收购，如果合同有其他约定，可以按照其他约定销售。
这一规定，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操作中，问题就全来了。首先，在我国矿产品的销售，很多是受到限制的，而且很多是专营的，于是就会出现，如果外方想在中国自行销售，需要层层审批，而且还经常无章可循，不知道从哪里审起。如果卖给中方伙伴，他是专营，自然可以随意定价，未必符合外方的利益。如此看来，对于外方来说，最顺理成章的事情居然是按照法律规定，把产品运出国外！
且不说把产品运出国外是否经济可行，让我困惑的是这一规定背后的价值取向。我们到底缺不缺资源？我们一方面花大力气让中国企业去国外找资源，另一方面又“迫使”在中国找到了资源的外方把资源运出国门，实在很难让人理解。
我没有考证过，但据谣传印度的相关法律就规定，在印度开采出来的很多资源，都必须在印度市场销售。没想到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居然已经流失到印度去了？
我这一研究，还颇吃了一惊。原来为了推动国内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政府已经制定了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支持，包括“通过实施各种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到境外投资”，甚至包括支持企业从事风险勘探等国际资源开发活动。同时，政府通过加强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为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解决企业的融资、担保等困难，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从我们儿时教科书上宣传的“我国地大物博”，到如今政府能够意识到资源的重要性，鼓励企业到海外去找资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终于可以欣慰的想，既然政府已经意识到资源的短缺，这些年常见的贱卖资源、破坏环境，获得短期效益的现象终于可以得到遏制了，真是大快人心。
可是好景不长。在我研究的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国也在如火如荼的鼓励外资在中国开矿、采矿，而且多是风险勘探，即：外方单独投资进行勘探、负责勘探作业，并承担勘探风险，发现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之后，由中外合作双方共同投资合作开发。这些都是明显对我国有利的，没有问题。但是唯独对“销售”环节，规定甚少。
而让我困惑的，恰恰也是“销售”这个环节。外资不是来做慈善的，开采出来总要卖吧，卖的时候，就规定外方可以将其应得的产品运往国外，如果在中国境内销售，则要由中方合作伙伴收购，如果合同有其他约定，可以按照其他约定销售。
这一规定，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操作中，问题就全来了。首先，在我国矿产品的销售，很多是受到限制的，而且很多是专营的，于是就会出现，如果外方想在中国自行销售，需要层层审批，而且还经常无章可循，不知道从哪里审起。如果卖给中方伙伴，他是专营，自然可以随意定价，未必符合外方的利益。如此看来，对于外方来说，最顺理成章的事情居然是按照法律规定，把产品运出国外！
且不说把产品运出国外是否经济可行，让我困惑的是这一规定背后的价值取向。我们到底缺不缺资源？我们一方面花大力气让中国企业去国外找资源，另一方面又“迫使”在中国找到了资源的外方把资源运出国门，实在很难让人理解。
我没有考证过，但据谣传印度的相关法律就规定，在印度开采出来的很多资源，都必须在印度市场销售。没想到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居然已经流失到印度去了？
从自信说起（2006年5月21日）
周日下午无事，一个人坐在星巴克发呆。“无意”中听到了邻桌一个时髦女子跟同伴的抱怨。女子说，她有一外形俊秀、性格极为敏感的男性朋友娶了一个又高又壮的看起来非常强悍的妻子，她于是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随笔，感慨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以及性格、外貌迥异的两个人是否能够在婚姻中match。没想到那新婚妻子用丈夫的电脑上网，点击了连接，看到了这篇文章，大怒，认为该女子是在指桑骂槐自己。于是逼着丈夫打电话给该女子，要求该女子向她道歉。该女子非常气愤，认为自己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根本是泛泛的发了一些感慨，她非要对号入座，不是自己的错。丈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友情就此搁浅。女子感慨，怎么会有人什么不好，就把什么往自己头上扣，心虚的紧。
想起前日跟在上海工作的大学同学在咖啡馆小聚。同学在上海的一个跨国公司工作，经常见到那些看起来身居要职的公司VIP们。这些人通常看起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果断得很，但同学却感慨，说跟这些人熟悉了之后，居然发现，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其实是不自信的。因为不自信，他们拼命去追逐业绩证明自己；因为不自信，他们容不得别人有不同意见；因为不自信，他们需要填满自己的Agenda来证明自己重要。而那些少数的真正自信的人，却恰恰是那些非常随和，什么都听得进去，不管市场好坏都“宠辱不惊”的人。
不经意间将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了一起。首先是“自信”。如果我们真正有做市场的才能，真正掌握了市场的规律，我们就会对自己有信心，业绩不好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紧张，因为总有市场规律对自己有利的一天出现。如果我们过得真正充实，我们就不需要不停地向别人诉说自己多么的忙碌，有多么的重要，有多少事情等待自己去处理，因为我们已经从所成就的事情中获得了足够的成就感。如果我们真正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我们就不会愤慨于别人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有信心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能够说服别人。如果我们的婚姻是真正幸福的，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是否觉得我们“般配”，因为我们自己是match的，是快乐的。
其次，大概就是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足够多的缺憾，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事业有成的，可能家庭就有缺憾；家庭幸福的，事业也许平平；家庭事业都成功的，可能健康有问题… 总之，人生总是有烦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烦恼都会同样的bother我们。我自己就有很多缺点，比如又矮又胖。如果我个子高一些，我可能会更吸引别人，上街的回头率可能会高，走在街上自我感觉会更好，可能会获得更多人的青睐和好感。如果我更瘦一些，身材更好一些，即使个子矮，也可能会变得更漂亮一些。但是我从小就被教育，应该更看重学业和才智，而不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跟别人笑谈我自己的矮和胖，虽然我也梦想自己能够更漂亮，但别人说我矮，说我胖的时候，我其实并不会真的生气，别人说“矮胖”的时候，我也未必会立马对号入座给自己。在这些方面，我虽然没有信心，但因为不看重，就觉得无所谓。
但对我看重的方面，比如我的学业、我的思想，虽然经常有人夸我优秀，却仍然不自信的厉害。我最怕别人说我懒，说我不爱动脑子，因为我的脑子、我的思想，是我所看重的，是我的“骄傲”，而正因为我看重，所以我急于从别人的评价中汲取证据来说服自己，我在这些方面是优秀的。而当汲取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惶恐乃至愤怒。这愤怒，实在是惶恐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获得更多的自信，避免自己的惶恐，我拼命在这方面努力，让自己相信，在这些方面应该有信心。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自己不断鞭策自己，不断证明自己。这样，即使有人在我周围指桑骂槐地说有人不动脑子，我也不会对号入座的想到自己。
想来那又高又胖的妻子应该做的，实在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红红火火，到那时，别人尽管评价那些不match的婚姻，与她何干？她日子过得比蜜甜，还有功夫对match不match不自信？
想起前日跟在上海工作的大学同学在咖啡馆小聚。同学在上海的一个跨国公司工作，经常见到那些看起来身居要职的公司VIP们。这些人通常看起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果断得很，但同学却感慨，说跟这些人熟悉了之后，居然发现，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其实是不自信的。因为不自信，他们拼命去追逐业绩证明自己；因为不自信，他们容不得别人有不同意见；因为不自信，他们需要填满自己的Agenda来证明自己重要。而那些少数的真正自信的人，却恰恰是那些非常随和，什么都听得进去，不管市场好坏都“宠辱不惊”的人。
不经意间将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了一起。首先是“自信”。如果我们真正有做市场的才能，真正掌握了市场的规律，我们就会对自己有信心，业绩不好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紧张，因为总有市场规律对自己有利的一天出现。如果我们过得真正充实，我们就不需要不停地向别人诉说自己多么的忙碌，有多么的重要，有多少事情等待自己去处理，因为我们已经从所成就的事情中获得了足够的成就感。如果我们真正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我们就不会愤慨于别人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有信心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能够说服别人。如果我们的婚姻是真正幸福的，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是否觉得我们“般配”，因为我们自己是match的，是快乐的。
其次，大概就是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足够多的缺憾，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事业有成的，可能家庭就有缺憾；家庭幸福的，事业也许平平；家庭事业都成功的，可能健康有问题… 总之，人生总是有烦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烦恼都会同样的bother我们。我自己就有很多缺点，比如又矮又胖。如果我个子高一些，我可能会更吸引别人，上街的回头率可能会高，走在街上自我感觉会更好，可能会获得更多人的青睐和好感。如果我更瘦一些，身材更好一些，即使个子矮，也可能会变得更漂亮一些。但是我从小就被教育，应该更看重学业和才智，而不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跟别人笑谈我自己的矮和胖，虽然我也梦想自己能够更漂亮，但别人说我矮，说我胖的时候，我其实并不会真的生气，别人说“矮胖”的时候，我也未必会立马对号入座给自己。在这些方面，我虽然没有信心，但因为不看重，就觉得无所谓。
但对我看重的方面，比如我的学业、我的思想，虽然经常有人夸我优秀，却仍然不自信的厉害。我最怕别人说我懒，说我不爱动脑子，因为我的脑子、我的思想，是我所看重的，是我的“骄傲”，而正因为我看重，所以我急于从别人的评价中汲取证据来说服自己，我在这些方面是优秀的。而当汲取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惶恐乃至愤怒。这愤怒，实在是惶恐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获得更多的自信，避免自己的惶恐，我拼命在这方面努力，让自己相信，在这些方面应该有信心。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自己不断鞭策自己，不断证明自己。这样，即使有人在我周围指桑骂槐地说有人不动脑子，我也不会对号入座的想到自己。
想来那又高又胖的妻子应该做的，实在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红红火火，到那时，别人尽管评价那些不match的婚姻，与她何干？她日子过得比蜜甜，还有功夫对match不match不自信？
游记新编（2006年5月16日）
公司组织去苏杭旅游。归来后，领导要求群众广泛上传游记、感言等。我自中小学毕业以来，不写游记已经多年；至于感言，做律师这些年，风花雪月的细胞也已濒临灭绝，即使是在细雨中的西湖边，也没能感出什么来。倒是途中拾得公司精英们的不少“语录”，摘录在此，做一纪念。
语录一：“杀人游戏的规则制定的有问题”
我因开会，未能与大队伍一起乘火车至杭州。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往西湖边，与队伍会合时，带队领导一脸倦容。游船上，他要么若有所思，要么闭目养神，置西湖美景于不顾。好奇之下，我去讨教了一下缘由。答曰，在火车上玩杀人游戏，领导先做匪徒，后做法官，立地成佛之后，一夜未眠，苦思冥想。次日早晨，大家睡眼惺忪之际，他在火车上奔走呼吁，“杀人游戏的规则制定的有问题，有利于匪徒”。
语录二：“苏小小资助过武松”
乘船游西湖，船上旅行团甚众，导游自然也很多，于是解说声此起彼伏。突然走过一个什么景点的时候，听一导游说，当年林彪盖了别馆，怕蒋介石知道…此语一出，众皆哗然，纷纷开始讨论林彪得势之时，蒋介石已经逃至台湾，如何还怕蒋介石知道？莫非林彪真的是林二少爷，打小就富裕？正在大家激烈讨论时，同事又在地图上看到，西湖边上，有一处“武松墓”，旁边紧挨着的是“苏小小墓”。趁着林彪和蒋介石的余兴，我们开始讨论武松和苏小小是怎么弄到一起的，莫非这是西湖版的“关公战秦琼”？我们的争论被部门另一领导听到，他非常自信的说，“不知道吗？苏小小曾经资助过武松！”
语录三：“从这杯起，再喝都是利润”
到了苏州，导游带我等去“观前街”购物，但是这条街并吴多少特色，因此很快大家都倦了。于是至一茶楼喝茶，十元一杯杭白菊。领导续了两次水之后，得意的说喝好了，并说，“十块钱喝三杯，才折三块一杯，还不算茶位费，够本了。”此言一出，旁边一同事立即说，“再喝一杯吧，从这杯起，再喝都是利润”。
语录四：“我不冷”
周五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气温还颇高，想着杭州是南方，众人都以为应当比北京更热，所以带的衣服都比较少，其中一同事最为极端，只带了两件短袖。没想到杭州下雨降温，周六上午阴冷无比。大家纷纷找出长袖衣服穿上之后，仍然觉得冷，只有穿着两件短袖的同事，露出起满了鸡皮疙瘩的胳膊，仍然不屈不挠的说，“我不冷”。大家听了，都信了。
语录一：“杀人游戏的规则制定的有问题”
我因开会，未能与大队伍一起乘火车至杭州。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往西湖边，与队伍会合时，带队领导一脸倦容。游船上，他要么若有所思，要么闭目养神，置西湖美景于不顾。好奇之下，我去讨教了一下缘由。答曰，在火车上玩杀人游戏，领导先做匪徒，后做法官，立地成佛之后，一夜未眠，苦思冥想。次日早晨，大家睡眼惺忪之际，他在火车上奔走呼吁，“杀人游戏的规则制定的有问题，有利于匪徒”。
语录二：“苏小小资助过武松”
乘船游西湖，船上旅行团甚众，导游自然也很多，于是解说声此起彼伏。突然走过一个什么景点的时候，听一导游说，当年林彪盖了别馆，怕蒋介石知道…此语一出，众皆哗然，纷纷开始讨论林彪得势之时，蒋介石已经逃至台湾，如何还怕蒋介石知道？莫非林彪真的是林二少爷，打小就富裕？正在大家激烈讨论时，同事又在地图上看到，西湖边上，有一处“武松墓”，旁边紧挨着的是“苏小小墓”。趁着林彪和蒋介石的余兴，我们开始讨论武松和苏小小是怎么弄到一起的，莫非这是西湖版的“关公战秦琼”？我们的争论被部门另一领导听到，他非常自信的说，“不知道吗？苏小小曾经资助过武松！”
语录三：“从这杯起，再喝都是利润”
到了苏州，导游带我等去“观前街”购物，但是这条街并吴多少特色，因此很快大家都倦了。于是至一茶楼喝茶，十元一杯杭白菊。领导续了两次水之后，得意的说喝好了，并说，“十块钱喝三杯，才折三块一杯，还不算茶位费，够本了。”此言一出，旁边一同事立即说，“再喝一杯吧，从这杯起，再喝都是利润”。
语录四：“我不冷”
周五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气温还颇高，想着杭州是南方，众人都以为应当比北京更热，所以带的衣服都比较少，其中一同事最为极端，只带了两件短袖。没想到杭州下雨降温，周六上午阴冷无比。大家纷纷找出长袖衣服穿上之后，仍然觉得冷，只有穿着两件短袖的同事，露出起满了鸡皮疙瘩的胳膊，仍然不屈不挠的说，“我不冷”。大家听了，都信了。
雷锋塔杂想（2006年5月17日）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雷锋塔的倒掉。如今雷锋塔又被重修了，耗了巨资，还是全铜的，大有千秋万代之势。先生曾说，“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如今，政府斥巨资重修了老禅师的塔，为了让塔不倒还用了铜。
先生若是知道，不知该做何感想。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想法，耿直如鲁迅先生，如果活至今日，不知道是不是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自己的想法，从那个阵营里出来，杀回到那个阵营里去之后，再重新回头去团结那个阵营。
但无论如何，雷锋塔还是重建了，“雷锋夕照”的景致据说也被还原了，如今的雷锋塔非但不破破烂烂，简直可以称的上是金壁辉煌。用来建造雷锋塔的资金，不知能盖多少个希望小学。然而对杭州而言，重建雷锋塔比建希望小学是更大的功德，孩子们在课堂里受到再好的教育，又怎比得上金壁辉煌的雷锋塔那样具有震撼力？
我们参观雷锋塔时，背景音乐是赵雅芝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旁边还有许仙和白娘子、小青相会的雕塑，解说词中随处可见的是对白娘子伟大爱情的歌颂。当年那破破烂烂的雷锋塔是法海迫害许仙和白娘子伟大爱情的见证，倒掉了，重建了，如今新建的雷锋塔成了歌颂白娘子伟大爱情的见证。想来幸亏先生不在了，否则要么他得被迫跟上时代的步伐，再写一篇“论雷锋塔的重建”，要么得神经错乱，恍惚于雷锋塔到底是要倒还是不要倒，要么就得顽愚不化，坚持雷锋塔应该倒掉，变成“顽固旧势力”。
离开雷锋塔时，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据说是欣赏“雷锋夕照”的好时机。只是不知，看着新版“雷锋夕照”，我们是否还应该发出跟古人看旧版“雷锋夕照”时同样的感慨？
先生若是知道，不知该做何感想。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想法，耿直如鲁迅先生，如果活至今日，不知道是不是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自己的想法，从那个阵营里出来，杀回到那个阵营里去之后，再重新回头去团结那个阵营。
但无论如何，雷锋塔还是重建了，“雷锋夕照”的景致据说也被还原了，如今的雷锋塔非但不破破烂烂，简直可以称的上是金壁辉煌。用来建造雷锋塔的资金，不知能盖多少个希望小学。然而对杭州而言，重建雷锋塔比建希望小学是更大的功德，孩子们在课堂里受到再好的教育，又怎比得上金壁辉煌的雷锋塔那样具有震撼力？
我们参观雷锋塔时，背景音乐是赵雅芝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旁边还有许仙和白娘子、小青相会的雕塑，解说词中随处可见的是对白娘子伟大爱情的歌颂。当年那破破烂烂的雷锋塔是法海迫害许仙和白娘子伟大爱情的见证，倒掉了，重建了，如今新建的雷锋塔成了歌颂白娘子伟大爱情的见证。想来幸亏先生不在了，否则要么他得被迫跟上时代的步伐，再写一篇“论雷锋塔的重建”，要么得神经错乱，恍惚于雷锋塔到底是要倒还是不要倒，要么就得顽愚不化，坚持雷锋塔应该倒掉，变成“顽固旧势力”。
离开雷锋塔时，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据说是欣赏“雷锋夕照”的好时机。只是不知，看着新版“雷锋夕照”，我们是否还应该发出跟古人看旧版“雷锋夕照”时同样的感慨？
关于同情心的胡思乱想（2006年4月24日）
话说我被从自家的浴室解救出来之后，心想这可是个博取同情的大好机会，所以狠狠地向周围的所谓“亲朋”讲述了若干遍，声情并茂，绝对赶超祥林嫂的“阿毛”系列故事。
可是我发现，我这帮狐朋狗友，一个个听了都笑逐颜开，幸灾乐祸，毫无怜惜同情之意。我给特蕾莎讲完之后，电话那端她放声大笑，说我真funny，还说，如果我就这么死了，她会给别人讲说，可惜啊，我有个非常funny的朋友，人也非常的smart，可居然就这么困死在自家浴室里了。我悲愤地说，困死在自家浴室，怎还好意思说是smart？简直是超级stupid。特蕾莎听了更乐，越发“埋汰”我一通。
我不甘心，又将故事写在了博客上，结果发现，留言的众人中，上海老树认定我是“杨贵妃－好蛋”，娃娃鱼居然说，“真幽默”，南桥说我比郭德刚还有趣，烟视媚行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全在锁匠是男是女…相比之下，最有同情心的是胖子，也不过是在MSN上遇见我的时候，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祝贺你能活着出来”。什么世道！
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什么都好骗，就这同情心难算计。至少，这些年我的同情心就几近于零。以前看到路边有行乞的，还都帮衬一下，后来发现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丐帮的队伍倒是迅速年轻化了，大有讨饭都要从娃娃抓起之势。后来又听说丐帮真的是“帮”，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于是下决心不再出钱出力，不再滥用同情心。再看看周围的人，也都很少再对什么希望工程、救助灾区捐款捐物，哪怕电视上一遍又一遍的把灾区的情景演的惨不忍睹，把农村的孩子播的可怜巴巴。原来同情心是可以长茧的。
前日去商店买新的门锁，北京狂风大作，商店门口有一盲人夫妇在卖唱，我照样熟视无睹地从他俩身边走过。我进商店的时候，夫妇二人正在争执些什么，听不很明白，只听到妻子慢声慢语地说，“那你没说啊，你说了我不就听你的了嘛。”等我买完锁出来，那夫妻俩已经停止了争执，开始表演了。商店门口就是停车场，车来车往，很是拥挤。夫妇俩紧靠着站在一起唱，突然丈夫停了下来，细心的把妻子往后拉了拉，他可能以为后面更安全，其实当时只有车喇叭响，他们前后都是停着的车，站在哪里都没有什么差别。
我定定地看了看那夫妻俩，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自己的钱包。那一刻的我，心里有的其实只是羡慕。人生到底是公平的，虽然他们看不见红尘纷扰，却依然有爱情点亮彼此的心灵。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让我伸手的不是同情，能让大家伸手的可能也不是同情，至少不完全是，更多的恐怕是对于人性中的不屈服和抗争以及彼此关爱的欣赏和领悟。
可是我发现，我这帮狐朋狗友，一个个听了都笑逐颜开，幸灾乐祸，毫无怜惜同情之意。我给特蕾莎讲完之后，电话那端她放声大笑，说我真funny，还说，如果我就这么死了，她会给别人讲说，可惜啊，我有个非常funny的朋友，人也非常的smart，可居然就这么困死在自家浴室里了。我悲愤地说，困死在自家浴室，怎还好意思说是smart？简直是超级stupid。特蕾莎听了更乐，越发“埋汰”我一通。
我不甘心，又将故事写在了博客上，结果发现，留言的众人中，上海老树认定我是“杨贵妃－好蛋”，娃娃鱼居然说，“真幽默”，南桥说我比郭德刚还有趣，烟视媚行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全在锁匠是男是女…相比之下，最有同情心的是胖子，也不过是在MSN上遇见我的时候，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祝贺你能活着出来”。什么世道！
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什么都好骗，就这同情心难算计。至少，这些年我的同情心就几近于零。以前看到路边有行乞的，还都帮衬一下，后来发现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丐帮的队伍倒是迅速年轻化了，大有讨饭都要从娃娃抓起之势。后来又听说丐帮真的是“帮”，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于是下决心不再出钱出力，不再滥用同情心。再看看周围的人，也都很少再对什么希望工程、救助灾区捐款捐物，哪怕电视上一遍又一遍的把灾区的情景演的惨不忍睹，把农村的孩子播的可怜巴巴。原来同情心是可以长茧的。
前日去商店买新的门锁，北京狂风大作，商店门口有一盲人夫妇在卖唱，我照样熟视无睹地从他俩身边走过。我进商店的时候，夫妇二人正在争执些什么，听不很明白，只听到妻子慢声慢语地说，“那你没说啊，你说了我不就听你的了嘛。”等我买完锁出来，那夫妻俩已经停止了争执，开始表演了。商店门口就是停车场，车来车往，很是拥挤。夫妇俩紧靠着站在一起唱，突然丈夫停了下来，细心的把妻子往后拉了拉，他可能以为后面更安全，其实当时只有车喇叭响，他们前后都是停着的车，站在哪里都没有什么差别。
我定定地看了看那夫妻俩，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自己的钱包。那一刻的我，心里有的其实只是羡慕。人生到底是公平的，虽然他们看不见红尘纷扰，却依然有爱情点亮彼此的心灵。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让我伸手的不是同情，能让大家伸手的可能也不是同情，至少不完全是，更多的恐怕是对于人性中的不屈服和抗争以及彼此关爱的欣赏和领悟。
感情基础（2006年5月9日）
总有人说，婚姻要有感情基础，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感情基础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相处的时间？相互的认同？爱慕？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缠绵？我想大多数人会不经论证的认定，要有感情基础，必须要相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则因人而异，有人可能觉得六个月就够了，有人则觉得三年都未必够。有人更加极端的相信一见钟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双方就已经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这些问题都太深奥，不是我这有限的脑容量能够琢磨明白的。更何况，身边的案例非但不能将规则凸现，反倒把水越搅越混。曾经有一个朋友和丈夫是中学同学，那时便开始早恋，承担了来自师长、家长的诸多压力，而且很争气的没有耽误学业，双双考上了大学。这青梅竹马的成功案例让所有的人钦佩不已，结婚后却也没熬过那所谓的“七年之痒”，最终分道扬镳。让我不解的是，从中学开始到他们结婚，要是痒，早该痒过了，怎么领证之前不痒，非要等到领证之后才开始计时？难道那结婚证上有人安了“七年之痒”定时炸弹？难道那年少时的相处，就不存在审美疲劳？
也有朋友，与丈夫相识不久即闪电结婚，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这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在他们婚礼上都曾经直言不讳的表现出不看好他们婚姻的人们惊讶的发现，他们却至今仍然非常恩爱。于是我们不得不讪讪的说，他们的感情基础，倒是在婚后培养出来了。
所以可能这婚姻是否成功，并不像传统理论所言，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基础。更甚，也许婚姻的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感情基础，或者说感情基础并非是其决定性因素。WTO的很多协定里在谈到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都会区分该因素是“a role”还是“the role”。如果套用这个理论，那么至少感情基础不是婚姻致胜中的“the role”。
那么什么才是“the role”？如果我做一个理论设想，我想婚姻成功的关键也许正在婚姻之外。如果双方的眼中只有彼此，只剩下彼此，除了彼此不对任何其他事物真正投入，可能反倒不会幸福。就象是很多事情，你越关注，它越不顺利，所谓的“看着的茶壶不会开”，婚姻中的两个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一点点缺点都会放大成漏了的那块天花板，那还怎么能忍受彼此呢？如果双方都是热爱生活的人，除了彼此之外，还有阳台上的玻璃花房可以怡情，有各自的事业可以奋斗，有八卦新闻可以分享，也有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大惊小怪”，那么生活可能仍然磕磕绊绊，但却更容易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这些问题都太深奥，不是我这有限的脑容量能够琢磨明白的。更何况，身边的案例非但不能将规则凸现，反倒把水越搅越混。曾经有一个朋友和丈夫是中学同学，那时便开始早恋，承担了来自师长、家长的诸多压力，而且很争气的没有耽误学业，双双考上了大学。这青梅竹马的成功案例让所有的人钦佩不已，结婚后却也没熬过那所谓的“七年之痒”，最终分道扬镳。让我不解的是，从中学开始到他们结婚，要是痒，早该痒过了，怎么领证之前不痒，非要等到领证之后才开始计时？难道那结婚证上有人安了“七年之痒”定时炸弹？难道那年少时的相处，就不存在审美疲劳？
也有朋友，与丈夫相识不久即闪电结婚，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这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在他们婚礼上都曾经直言不讳的表现出不看好他们婚姻的人们惊讶的发现，他们却至今仍然非常恩爱。于是我们不得不讪讪的说，他们的感情基础，倒是在婚后培养出来了。
所以可能这婚姻是否成功，并不像传统理论所言，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基础。更甚，也许婚姻的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感情基础，或者说感情基础并非是其决定性因素。WTO的很多协定里在谈到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都会区分该因素是“a role”还是“the role”。如果套用这个理论，那么至少感情基础不是婚姻致胜中的“the role”。
那么什么才是“the role”？如果我做一个理论设想，我想婚姻成功的关键也许正在婚姻之外。如果双方的眼中只有彼此，只剩下彼此，除了彼此不对任何其他事物真正投入，可能反倒不会幸福。就象是很多事情，你越关注，它越不顺利，所谓的“看着的茶壶不会开”，婚姻中的两个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一点点缺点都会放大成漏了的那块天花板，那还怎么能忍受彼此呢？如果双方都是热爱生活的人，除了彼此之外，还有阳台上的玻璃花房可以怡情，有各自的事业可以奋斗，有八卦新闻可以分享，也有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大惊小怪”，那么生活可能仍然磕磕绊绊，但却更容易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2006年4月2日）
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博客了。无他，生活中的琐事太多，心情太坏，时间太少，等等等等。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三十岁了。也有人准备了很久，要热热闹闹地给我祝寿，结果我没出现。生日那天，我和特蕾莎去朝阳公园划了船，还是电瓶的那种，然后去吃了面条，还是意大利的，后来发现饭馆里没有蛋糕卖，所以甜点只好吃了苹果派，反正端上来的也是一个甜腻腻的扇形的饼状食物，如果不深究，谁知道那不是蛋糕？吃苹果派时，邻桌的新加坡人的孩子拼命的哭闹，比我还替我的“年迈”伤感。这样挺好，清静，平常，符合我年迈的心情。
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很大改变，最明显的是，我开始变得自私，开始只为自己的快乐着想，开始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开始尝试着放任很多东西。想睡觉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办公室出走，回家睡一觉；想发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明天就有deadline，先发一会儿呆再说；想安静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把手机关了，一个人在家里看书、看盘、发呆，纵容我的忧伤情绪蔓延。想想以前，错过一个电话会让我心惊多日，如今，终于明白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一日不劳作，太阳仍然发光地球仍然转动，周围的人们仍然忙忙碌碌。
曾经总想取悦别人，让别人高兴然后自己才会高兴。曾经为别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感动。别人半夜打电话来，我也会欣喜于被人记得；别人突然打电话约吃饭，我也会以为是别人挂念着我。如今突然明白，当别人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才想到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lowest priority，就是shopping list上面那个可买可不买的物件，就是实在没有别的衣服穿的时候才会被翻出来的旧棉袄。于是觉得，这样的被人记得，这样的被人挂念，有和没有，无甚差别。三十岁之后，我突然不再看重这些。重要的，是我自己高兴才是。
最近高兴于自己呆着、自己读书、自己看盘，自己整理自己的心情。博客就暂停了。就当是连续剧中间的广告时间吧，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希望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三十岁了。也有人准备了很久，要热热闹闹地给我祝寿，结果我没出现。生日那天，我和特蕾莎去朝阳公园划了船，还是电瓶的那种，然后去吃了面条，还是意大利的，后来发现饭馆里没有蛋糕卖，所以甜点只好吃了苹果派，反正端上来的也是一个甜腻腻的扇形的饼状食物，如果不深究，谁知道那不是蛋糕？吃苹果派时，邻桌的新加坡人的孩子拼命的哭闹，比我还替我的“年迈”伤感。这样挺好，清静，平常，符合我年迈的心情。
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很大改变，最明显的是，我开始变得自私，开始只为自己的快乐着想，开始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开始尝试着放任很多东西。想睡觉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办公室出走，回家睡一觉；想发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明天就有deadline，先发一会儿呆再说；想安静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把手机关了，一个人在家里看书、看盘、发呆，纵容我的忧伤情绪蔓延。想想以前，错过一个电话会让我心惊多日，如今，终于明白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一日不劳作，太阳仍然发光地球仍然转动，周围的人们仍然忙忙碌碌。
曾经总想取悦别人，让别人高兴然后自己才会高兴。曾经为别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感动。别人半夜打电话来，我也会欣喜于被人记得；别人突然打电话约吃饭，我也会以为是别人挂念着我。如今突然明白，当别人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才想到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lowest priority，就是shopping list上面那个可买可不买的物件，就是实在没有别的衣服穿的时候才会被翻出来的旧棉袄。于是觉得，这样的被人记得，这样的被人挂念，有和没有，无甚差别。三十岁之后，我突然不再看重这些。重要的，是我自己高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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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浴记（2006年4月22日）
昨夜做梦。梦见自己是一个身披铠甲的武士，手持长剑，与一手持铁锤的仇敌决斗，敌人力大，武器沉重，而我的长剑轻渺飘忽，很难与之对抗。正在艰难之时，仇敌来了一个帮手，用一把短匕首在我肩上、臂上狂刺数刀。我血流如注，身形摇晃，几乎不能站立，但梦境中的我自认为代表正义一方（这恐怕也不奇怪，有多少人做梦甚至在真实的人生中认定自己就是邪恶？），所以坚持不肯倒下。在我身形摇晃之间，我持剑的手臂挣扎着在空中划过，结果敌人应声倒地。原来在我挣扎之时，划过的剑锋居然正好割到了敌人的咽喉，只见他脖子上一条细细的血线，人已没了呼吸。喘息间，我长出一口气，想自己终于战胜了邪恶，可以休息了。想到这里突然醒来，才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
然而醒来后梦境依然栩栩如生。我一边回味，一边拿着毛巾进了洗澡间。我家洗澡间的门也有锁，虽然经年不锁，只把它当门把手来用。北京近日天气冷得厉害，洗澡间里更是阴风逼人，我于是关了门，开始洗澡。洗完后发现，那经年不用的锁居然自己坏掉了，怎么拧都拧不开，再紧拧几下，居然把手被拧了下来，那锁顷刻间身首异处，然而关键部位却决不屈服，仍然坚持着，任我怎么摆弄都不投降。我裹着毛巾瑟缩在洗澡间里，突然又想起那个梦来，心里一紧，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莫非我其实是那个被无意间杀掉的坏蛋？”“莫非昨夜的梦居然是一个预兆？”“莫非我居然要困死在这个洗澡间里？”“即使我真的是个坏蛋，恐怕也罪不容诛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懊恼和慌乱之间，我开始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在洗澡间里装个电话呢？这要是洗澡间里有个电话，我不救可以打电话呼救了吗？可是现在，这算什么？我在自己的洗澡间里上演着三流女影星为了出名会在电视屏幕上出演的一幕，居然可能到死都没有观众？
转念又想，如果今天能想办法出去的话，以后即使如厕、洗澡等时候也都要带着手机、充电器、撬锁工具等等，有备无患。洗澡的时候，衣服可以脱掉，可是这现代通讯工具，看来万不可放弃。突然又想起了中国移动曾经在电视上做过一个广告，似乎是有一艘渔船遇险，然后船上的人及时用中国移动手机拨打了救援电话，于是渔船获救。该广告下面似乎还有一行字幕，写着该广告是基于一真实事例的。想来万一我有不幸，中国移动也可以用我的事例搞出另一则广告，这可真是血的教训啊，如果我手持中国移动手机，哪还能够在自家的洗澡间里遇难？
再转念一想，如果我就这样遇难，我打算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上，“别人洗桑拿浴、泡泡浴，此人非要洗‘巴士底浴’，结果死在浴中。”这个故事，如果流传下来，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娱乐价值，如果让郭德刚编成相声，有望赶超姜昆掉进老虎洞里那一段。
我正悲愤着，恰巧有人摁了我家的门铃，谢天谢地，我家的洗澡间就挨着门口，于是我决定采取传统打法，隔墙大喊，果然，门外的人听到了。于是我开始隔着墙喊出一系列自救措施，比如让他打电话给同事，到我抽屉里找我的备用钥匙，然后火速送来给我救急。结果发现，所谓“同事”，果然只是一同做事而已，救命是指不上的。同事说，他不在办公室，没有办法帮我，让我另想办法。于是我只好又喊出第二方案，就是让门外的人去小区物业，找一锁匠。经济社会，锁匠倒是给钱就来，带着不晓得什么样的工具。看电视看多了，我以为锁匠会跟电视里的侦探一样，拿个小铁丝捅捅，就可以把锁打开。没想到在我瑟缩在洗澡间等着侦探情节出现的时候，只听砰砰数声，锁匠使蛮力把锁弄坏了，于是锁匠和工具长驱直入，“打”进了我家。再听砰砰两声，卫生间的破锁也终于失了城池，被困在“巴士底浴”里的我，终于“出浴”了。
惊魂落定之后，那个梦又开始困扰我－我究竟是那个好人还是那个坏蛋？
然而醒来后梦境依然栩栩如生。我一边回味，一边拿着毛巾进了洗澡间。我家洗澡间的门也有锁，虽然经年不锁，只把它当门把手来用。北京近日天气冷得厉害，洗澡间里更是阴风逼人，我于是关了门，开始洗澡。洗完后发现，那经年不用的锁居然自己坏掉了，怎么拧都拧不开，再紧拧几下，居然把手被拧了下来，那锁顷刻间身首异处，然而关键部位却决不屈服，仍然坚持着，任我怎么摆弄都不投降。我裹着毛巾瑟缩在洗澡间里，突然又想起那个梦来，心里一紧，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莫非我其实是那个被无意间杀掉的坏蛋？”“莫非昨夜的梦居然是一个预兆？”“莫非我居然要困死在这个洗澡间里？”“即使我真的是个坏蛋，恐怕也罪不容诛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懊恼和慌乱之间，我开始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在洗澡间里装个电话呢？这要是洗澡间里有个电话，我不救可以打电话呼救了吗？可是现在，这算什么？我在自己的洗澡间里上演着三流女影星为了出名会在电视屏幕上出演的一幕，居然可能到死都没有观众？
转念又想，如果今天能想办法出去的话，以后即使如厕、洗澡等时候也都要带着手机、充电器、撬锁工具等等，有备无患。洗澡的时候，衣服可以脱掉，可是这现代通讯工具，看来万不可放弃。突然又想起了中国移动曾经在电视上做过一个广告，似乎是有一艘渔船遇险，然后船上的人及时用中国移动手机拨打了救援电话，于是渔船获救。该广告下面似乎还有一行字幕，写着该广告是基于一真实事例的。想来万一我有不幸，中国移动也可以用我的事例搞出另一则广告，这可真是血的教训啊，如果我手持中国移动手机，哪还能够在自家的洗澡间里遇难？
再转念一想，如果我就这样遇难，我打算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上，“别人洗桑拿浴、泡泡浴，此人非要洗‘巴士底浴’，结果死在浴中。”这个故事，如果流传下来，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娱乐价值，如果让郭德刚编成相声，有望赶超姜昆掉进老虎洞里那一段。
我正悲愤着，恰巧有人摁了我家的门铃，谢天谢地，我家的洗澡间就挨着门口，于是我决定采取传统打法，隔墙大喊，果然，门外的人听到了。于是我开始隔着墙喊出一系列自救措施，比如让他打电话给同事，到我抽屉里找我的备用钥匙，然后火速送来给我救急。结果发现，所谓“同事”，果然只是一同做事而已，救命是指不上的。同事说，他不在办公室，没有办法帮我，让我另想办法。于是我只好又喊出第二方案，就是让门外的人去小区物业，找一锁匠。经济社会，锁匠倒是给钱就来，带着不晓得什么样的工具。看电视看多了，我以为锁匠会跟电视里的侦探一样，拿个小铁丝捅捅，就可以把锁打开。没想到在我瑟缩在洗澡间等着侦探情节出现的时候，只听砰砰数声，锁匠使蛮力把锁弄坏了，于是锁匠和工具长驱直入，“打”进了我家。再听砰砰两声，卫生间的破锁也终于失了城池，被困在“巴士底浴”里的我，终于“出浴”了。
惊魂落定之后，那个梦又开始困扰我－我究竟是那个好人还是那个坏蛋？
信任和责任（2006年1月25日）
上学的时候做过一个游戏，名字好像叫“勇气”或是“信任”还是其他，记不大清了。游戏的内容就是大家各自选择最信任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中的成员轮流站到一个桌子上，其他的成员手拉手围成圈站在桌子后面的地上。站在桌子上的那一个要背对着队友们，直挺挺地“跳”/“掉”下来，由下面的队友们接住。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的游戏。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就曾经有好几个组的人，要么是站在上面的人心有余悸，跳下来的时候不是“挺”着，而是“弓”着，结果下面接的人很难用力，一群人跌做一团；要么是下面的人看着直挺挺摔下来的人慌作一团，本来可以做好的接应都乱了阵脚。
要做好这个游戏，站在上面的人需要对下面的人绝对信任，包括他们的人品和技能。信任他们的人品，才能放心他们一定会伸手并且使全力；信任他们的技能，才能放心他们在“心有余”的同时“力”也不会不足。而站在下面的人也需要信任团队，相信大家能够协调配合，相信大家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挑战。对于站在上面的人，需要的是“信任”，对于下面的人，则是“责任”。电影《蜘蛛侠》中有一句台词说，“能量越高，责任越大”（“With greater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在这个游戏中，这句台词应当改为“信任越大，责任越大”―― With greater trust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实际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互相认同，彼此信任。一个好的团队中，每个人都能够信任团队，相信自己倒下的那一刻，下面会有人接应，让自己安全着陆；同时能够被合作伙伴信任，能够让对方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境遇，有了自己，对方就有了一个安全网（safety net）。有这样的信心打底，有了这样的“可知”，才能够激励团队中的每个人去挑战自我，去迎接“不可知”。团队的意义，也就在于当挑战来临时，当需要协助时，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有人”接应，而不是“去找人”接应。
前不久有人跟我说，所谓合伙（partnership）的精髓就是“背靠背”。我没好意思追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猜想大概跟我说的类似。通常在办公室中摆放桌子的时候，大家都愿意面对门，背靠墙。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风水”，更重要的是因为门意味着“不可知”，而墙意味着“可知”。从门里进来的是变化，是挑战，是需要应对的事物，而墙是稳定的，是可以信赖的。当稳定和变化同时存在的时候，人的本能让我们“面对”变化，“背对”稳定。两军对垒的时候，相信没有哪个人会象舞台上的摇滚歌手一样，背对敌军，而面向自己人。
所谓合伙的“背靠背”，大概说穿了也不外乎是“信任”，能够把自己的背亮出来给别人，这个别人大概一定是能让自己相信的人。
对你的合作伙伴，你有这样的信任么？而你作为别人的合作伙伴，能够担负这样的责任么？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的游戏。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就曾经有好几个组的人，要么是站在上面的人心有余悸，跳下来的时候不是“挺”着，而是“弓”着，结果下面接的人很难用力，一群人跌做一团；要么是下面的人看着直挺挺摔下来的人慌作一团，本来可以做好的接应都乱了阵脚。
要做好这个游戏，站在上面的人需要对下面的人绝对信任，包括他们的人品和技能。信任他们的人品，才能放心他们一定会伸手并且使全力；信任他们的技能，才能放心他们在“心有余”的同时“力”也不会不足。而站在下面的人也需要信任团队，相信大家能够协调配合，相信大家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挑战。对于站在上面的人，需要的是“信任”，对于下面的人，则是“责任”。电影《蜘蛛侠》中有一句台词说，“能量越高，责任越大”（“With greater power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在这个游戏中，这句台词应当改为“信任越大，责任越大”―― With greater trust comes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实际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互相认同，彼此信任。一个好的团队中，每个人都能够信任团队，相信自己倒下的那一刻，下面会有人接应，让自己安全着陆；同时能够被合作伙伴信任，能够让对方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境遇，有了自己，对方就有了一个安全网（safety net）。有这样的信心打底，有了这样的“可知”，才能够激励团队中的每个人去挑战自我，去迎接“不可知”。团队的意义，也就在于当挑战来临时，当需要协助时，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有人”接应，而不是“去找人”接应。
前不久有人跟我说，所谓合伙（partnership）的精髓就是“背靠背”。我没好意思追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猜想大概跟我说的类似。通常在办公室中摆放桌子的时候，大家都愿意面对门，背靠墙。这大概不仅仅是因为“风水”，更重要的是因为门意味着“不可知”，而墙意味着“可知”。从门里进来的是变化，是挑战，是需要应对的事物，而墙是稳定的，是可以信赖的。当稳定和变化同时存在的时候，人的本能让我们“面对”变化，“背对”稳定。两军对垒的时候，相信没有哪个人会象舞台上的摇滚歌手一样，背对敌军，而面向自己人。
所谓合伙的“背靠背”，大概说穿了也不外乎是“信任”，能够把自己的背亮出来给别人，这个别人大概一定是能让自己相信的人。
对你的合作伙伴，你有这样的信任么？而你作为别人的合作伙伴，能够担负这样的责任么？
了解（2006年2月7日）
小时候三流电视剧里经常有人象哲学家一样讲出类似“人因为不了解而走到一起，又因了解而分手”之类的话，并且肯定是在每一集里面都反复吟唱。虽然电视剧的情节早就被忘却了，但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的这种影响是深刻的，所以这“哲理”我至今仍然记得，尽管至今不能准确把握当年电视剧里的主人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不过了解却实在是一个深奥的东西。人跟人之间，怎样才能了解？是在一起时间的长短吗？我想不见得。我这一生都和父母在一起，但他们未见得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家里做汤面，我偏偏喜欢吃剩的，留到第二天热着吃，面和土豆都已经化在了汤里，用妈妈的话说，“跟浆糊差不多”。于是妈妈认定我是不愿浪费才吃的，所以自从生活好起来之后就每顿都坚持把剩下的面倒掉，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不肯信，所以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我已经很少能吃到我喜欢的“浆糊”了。
可是如果时间不是了解的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才是？交流？恐怕也不见得。我有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可以从最最无聊的八卦新闻聊到各自生活中的问题，然后再到国家大事和人生困惑，聊完了之后觉得酣畅淋漓，也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聊，一起去做个按摩，各自昏睡在按摩房里，之后又各自回家，彼此觉得心满意足，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彼此了解。我们只是彼此欣赏而已，因为欣赏，所以尊重彼此的观点和意见，所以愿意和对方沟通，愿意在一起。
偏偏有的人，认识的时间也谈不上长，沟通的次数也未见得比别人多，却可以彻头彻尾的了解。于是他/她站在你面前，就象是一个透明人，你一眼望去，就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他没有一举一动的时候，你也明白他想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会做什么。你甚而至于比他自己都了解他的局限。这样的了解，简直是可怕的，因为你能够明明白白的判断他说的每一句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他许诺的事情，哪件他能办到，哪件他办不到。他提议一件事，哪怕他真的是百分之百诚心实意的，而且真的认为自己能做到，可你却清楚的知道，他办不到，而你所依据的仅仅是你自己的“了解”。这样的“了解”，准确真实，却不能让对方和别人信服，简直是令人崩溃。每当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简直象一个吉普赛人，只有你能看到水晶球里的预言，可是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于是，吉普赛人选择流浪，你可能就会选择离开。于是，三流电视剧里的台词应验了，因为了解，所以离开。
不过了解却实在是一个深奥的东西。人跟人之间，怎样才能了解？是在一起时间的长短吗？我想不见得。我这一生都和父母在一起，但他们未见得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家里做汤面，我偏偏喜欢吃剩的，留到第二天热着吃，面和土豆都已经化在了汤里，用妈妈的话说，“跟浆糊差不多”。于是妈妈认定我是不愿浪费才吃的，所以自从生活好起来之后就每顿都坚持把剩下的面倒掉，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不肯信，所以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我已经很少能吃到我喜欢的“浆糊”了。
可是如果时间不是了解的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才是？交流？恐怕也不见得。我有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可以从最最无聊的八卦新闻聊到各自生活中的问题，然后再到国家大事和人生困惑，聊完了之后觉得酣畅淋漓，也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聊，一起去做个按摩，各自昏睡在按摩房里，之后又各自回家，彼此觉得心满意足，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彼此了解。我们只是彼此欣赏而已，因为欣赏，所以尊重彼此的观点和意见，所以愿意和对方沟通，愿意在一起。
偏偏有的人，认识的时间也谈不上长，沟通的次数也未见得比别人多，却可以彻头彻尾的了解。于是他/她站在你面前，就象是一个透明人，你一眼望去，就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他没有一举一动的时候，你也明白他想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会做什么。你甚而至于比他自己都了解他的局限。这样的了解，简直是可怕的，因为你能够明明白白的判断他说的每一句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他许诺的事情，哪件他能办到，哪件他办不到。他提议一件事，哪怕他真的是百分之百诚心实意的，而且真的认为自己能做到，可你却清楚的知道，他办不到，而你所依据的仅仅是你自己的“了解”。这样的“了解”，准确真实，却不能让对方和别人信服，简直是令人崩溃。每当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简直象一个吉普赛人，只有你能看到水晶球里的预言，可是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于是，吉普赛人选择流浪，你可能就会选择离开。于是，三流电视剧里的台词应验了，因为了解，所以离开。
资源带来的苍白（2006年1月8日）
周末无事，去逛附近的音像店，一口气买了十几张盘。买了之后，整个周末我都在忙着把盘里的歌曲导入电脑里的iTunes软件，然后再导入iPod之中。整整忙了将近一天，我心满意足地看着iPod里的空间由20G变成13G，心里充实无比，似乎最近乐坛的所有动向尽在我掌握之中。可事实上，这十几张盘中的歌曲，我竟然一首都没有来得及听。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篇嘲笑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说美国人就是玩命挣钱，然后去旅游，一路带着相机，到哪儿都拼命拍照，不看风景，然后再回家把照片洗出来看照片。看着我的iPod和那十几张盘，我只能苦笑，当年我们以为那是美国文化的劣根性，其实现在看来，不过是人性罢了。因为我们天性的贪婪，我们要求更多，虽然我们并不需要更多。我们得到的多了，可珍惜的却少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台随身听，还是放磁带的那种。那时候买一盘带子觉得很贵，于是挑带子的时候就会反复比较，试听，然后才会买。买回家之后，反反复复的听，几乎里面的每一首歌都会唱。后来有了CD机，MP3，存储空间越来越大，随着收入的增长，盘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可是我熟悉的歌曲却越来越少。
我的第一台电脑的硬盘只有1G，在当时要存什么信息进去都要仔细看一遍，觉得有用，才会存进去占用硬盘空间，后来有了4G的硬盘、20G的、40G的，到现在的120G，不断增长。硬盘空间增加了，我对信息的过滤越来越少，反正有的是空间，怕什么，于是我把更多的垃圾不经过滤就一股脑地塞到里面。我心满意足，觉得知识、信息都是我的了，殊不知我其实根本不认识住在我的电脑硬盘里的都是哪些路神仙。
当年用传统相机的时候，因为胶卷有限，所以每照一张照片的时候都很用心的选角度，选背景，甚至选Pose。有了数码相机，可以随便照了，于是开始随便按快门，不再顾及角度、背景等等，于是相机中记录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价值。现在去旅游，我和那些曾经在课堂里被我们踏踏实实嘲笑过的美国人一样，拼命照相，什么都照，然后满载而归，等到整理相片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忙于照相，我并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景色，以至于回头来看照片的时候，根本无法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
当资源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当社会文化变得越来越快餐化的时候，我这个人却越来越苍白，因为内容都被存储到了外部设备里。想知道我听什么音乐？别问我，问我的iPod；想知道我读什么书？别问我，问我的书架；想知道我去过哪些地方？别问我，问我的相机；想知道我每天胡思乱想些什么？别问我，看我的博客。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篇嘲笑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说美国人就是玩命挣钱，然后去旅游，一路带着相机，到哪儿都拼命拍照，不看风景，然后再回家把照片洗出来看照片。看着我的iPod和那十几张盘，我只能苦笑，当年我们以为那是美国文化的劣根性，其实现在看来，不过是人性罢了。因为我们天性的贪婪，我们要求更多，虽然我们并不需要更多。我们得到的多了，可珍惜的却少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台随身听，还是放磁带的那种。那时候买一盘带子觉得很贵，于是挑带子的时候就会反复比较，试听，然后才会买。买回家之后，反反复复的听，几乎里面的每一首歌都会唱。后来有了CD机，MP3，存储空间越来越大，随着收入的增长，盘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可是我熟悉的歌曲却越来越少。
我的第一台电脑的硬盘只有1G，在当时要存什么信息进去都要仔细看一遍，觉得有用，才会存进去占用硬盘空间，后来有了4G的硬盘、20G的、40G的，到现在的120G，不断增长。硬盘空间增加了，我对信息的过滤越来越少，反正有的是空间，怕什么，于是我把更多的垃圾不经过滤就一股脑地塞到里面。我心满意足，觉得知识、信息都是我的了，殊不知我其实根本不认识住在我的电脑硬盘里的都是哪些路神仙。
当年用传统相机的时候，因为胶卷有限，所以每照一张照片的时候都很用心的选角度，选背景，甚至选Pose。有了数码相机，可以随便照了，于是开始随便按快门，不再顾及角度、背景等等，于是相机中记录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价值。现在去旅游，我和那些曾经在课堂里被我们踏踏实实嘲笑过的美国人一样，拼命照相，什么都照，然后满载而归，等到整理相片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忙于照相，我并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景色，以至于回头来看照片的时候，根本无法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
当资源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当社会文化变得越来越快餐化的时候，我这个人却越来越苍白，因为内容都被存储到了外部设备里。想知道我听什么音乐？别问我，问我的iPod；想知道我读什么书？别问我，问我的书架；想知道我去过哪些地方？别问我，问我的相机；想知道我每天胡思乱想些什么？别问我，看我的博客。
拉登能做慈善吗？（2006年1月20日）
但凡是公众人物，总免不了要被炒作些什么，对于各大影视明星，则多半是绯闻，什么甲和乙在拍拖，却被狗仔队半夜拍到从丙的别墅里出来，而乙又和丁深夜拖手逛街，后来甲、乙、丙、丁全部出来声明、澄清各自的关系，于是全民上下都热热闹闹地看一出四角戏，心里都明白过不了几天，就该轮到别家坐庄了。但不论绯闻闹得如何凶，似乎总不会有人基于这些绯闻而攻击甲、乙、丙、丁的演技和唱功。这么看来，娱乐圈倒成了最专业的一个圈子，专业技能与人品、作风等等完全区分开来。
而杨澜则没这么幸运。在这个就连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赵老师都免不了桃色新闻叨扰的时代，关于杨澜，似乎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绯闻”出现，而杨澜夫妇也一直恩恩爱爱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于是，关于杨澜的其他“绯闻”出现了，什么假“校董”、假捐款、亏损企业，等等。在这些绯闻之后，尾随的就是谩骂和攻击：这么一个“败类”做慈善，大家为什么还容忍她？
我不了解杨澜的经历，也无法判断这些传言是否真实。可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难题：这些，跟她做慈善有什么关系？好，就算她吹嘘了自己，不是校董说成了校董，算她撒了谎，那又怎样？克林顿撒了谎还照旧做总统，而杨澜就连做慈善的资格都没有了？好，就算她的企业亏损了，上市公司亏损得一塌糊涂，让股民欲哭无泪的案例数不胜数，为什么单单数落杨澜？同样是经营企业，为什么别人亏了就亏了，她亏了，人品都有了问题？而如果一个股民简单的因为杨澜的名声而选择这家企业的股票，丝毫没有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那算不算这个股民投机？对于投机的股民，股票交易所不是有醒目的标语写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吗？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赔了赚了，都是公平交易，怪的了谁？难道杨澜的上市公司就必须只赚不赔？更何况，即使上市公司做赔了，又跟她做慈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会营利，所以你也可能不会“不营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乱套了。不见义勇为的是正常人，见义勇为的是傻子。不作为的是好官，作为的，必定伤害了某些群体的利益，被谩骂个狗血喷头，成了狗官。不管不顾，一心想着赚钱的，甚至把公众的钱都拐到了自己口袋里的，是“企业家”，而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愿意做慈善的，反倒成了“沽名钓誉”的骗子。
倘若真能造福大众，沽名钓誉又何妨？即使是个罪犯，要想改过自新也得给个机会吧，何况只是杨澜？难不成拉登大爷想立地成佛，做个慈善，把钱都捐了，我们说，不行!??
而杨澜则没这么幸运。在这个就连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赵老师都免不了桃色新闻叨扰的时代，关于杨澜，似乎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绯闻”出现，而杨澜夫妇也一直恩恩爱爱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于是，关于杨澜的其他“绯闻”出现了，什么假“校董”、假捐款、亏损企业，等等。在这些绯闻之后，尾随的就是谩骂和攻击：这么一个“败类”做慈善，大家为什么还容忍她？
我不了解杨澜的经历，也无法判断这些传言是否真实。可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难题：这些，跟她做慈善有什么关系？好，就算她吹嘘了自己，不是校董说成了校董，算她撒了谎，那又怎样？克林顿撒了谎还照旧做总统，而杨澜就连做慈善的资格都没有了？好，就算她的企业亏损了，上市公司亏损得一塌糊涂，让股民欲哭无泪的案例数不胜数，为什么单单数落杨澜？同样是经营企业，为什么别人亏了就亏了，她亏了，人品都有了问题？而如果一个股民简单的因为杨澜的名声而选择这家企业的股票，丝毫没有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那算不算这个股民投机？对于投机的股民，股票交易所不是有醒目的标语写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吗？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赔了赚了，都是公平交易，怪的了谁？难道杨澜的上市公司就必须只赚不赔？更何况，即使上市公司做赔了，又跟她做慈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会营利，所以你也可能不会“不营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乱套了。不见义勇为的是正常人，见义勇为的是傻子。不作为的是好官，作为的，必定伤害了某些群体的利益，被谩骂个狗血喷头，成了狗官。不管不顾，一心想着赚钱的，甚至把公众的钱都拐到了自己口袋里的，是“企业家”，而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愿意做慈善的，反倒成了“沽名钓誉”的骗子。
倘若真能造福大众，沽名钓誉又何妨？即使是个罪犯，要想改过自新也得给个机会吧，何况只是杨澜？难不成拉登大爷想立地成佛，做个慈善，把钱都捐了，我们说，不行!??
不修飞机，需要理由吗？（2005年12月17日）
从上海出差回来，大家分别订了前后两天的机票。头一天上海下了毛毛雨，交通一下变得拥堵了起来，害的第一拨人差点没有赶上飞机。第二天走的我们，于是长了教训，下午四点半的飞机，两点不到就出发了。三点钟，我们就已经领了登记牌，过了安检，坐在登机口旁边的咖啡厅等候了。与登机口仅一墙之隔，这总算安全了吧，于是我们放心的喝着咖啡，聊着闲天，等着登机的广播。等啊等，都到四点十分了，广播里不停的播放另一个到北京的航班号的最后登机通知。我终于按捺不住，去看了旁边的电脑大屏幕，屏幕上显示我们的航班仍然没有开始登机。无奈，我只好去登机口处询问，惊见原本拥堵在登机口处的人群已经不见了，上前询问，工作人员如释重负的说，哦，这三个人终于出现了。言下之意，我们这三个不自觉的人，耽误了其他人的时间。
我等愕然。没有道理三个人都听不见登机通知啊！再说，门口的大屏幕也没有显示登机状态啊！我们不解的询问着，但工作人员已经愤怒得无以复加，只不断的催促我们赶快进去，懒得再给我们任何解释了，只是说，去北京的两个航班合并了。往上面看，这个登机口挂了两个航班的牌子。我们仓促的、内疚的往机舱内走着，却一直没搞明白我们错在了哪里。两个航班合并的事情，在我们换登机牌的时候，并没有人通知我们，后来广播里也没有人讲，那我们怎么能先知先觉的以为，听到另一个航班登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火速检查一下这个航班是不是被合并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按照机场的理论，简直就是完全因为我们的“无知”和“大意”，造成了全飞机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三个，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仓促间坐定，飞机开始上跑道滑行。起飞的过程中，同事发现他们前方的两个乘客把座椅靠背放到了最低，简直就要压倒他俩的身上了，于是去和前方两位乘客交涉，请他们调回座椅。前方的乘客无奈的说，他俩的座椅靠背坏了，根本调节不了，之所以压到后面来，完全是飞机上升过程中重力的作用，他们无法控制。于是我们找空姐，询问此事。第一个空姐抱歉的说，这两个座椅在地面就检查出来坏了，但是这架飞机是北京的，而且在上海只做短暂停留，没有时间修，所以只好等回北京再修，因为两个航班合并，人比较多，也没地方调座位，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大家了。我于是怒了，飞机有“隐患”，而且是在地面就查到了，却因为“时间短”和“外地飞机”的借口，不加以修理，还振振有词的让大家“委屈”？
愤怒之后我要求跟她的领导谈，于是另一个年长一点的空姐来了。我如祥林嫂一般，又把情况说了一遍，第二位空姐说，“刚才的小姑娘新来，不了解情况。我们在地面检查，查到的不是这两个座椅的问题，而是前面有一排座位的小桌板坏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过程中飞机比较空，所以这排座位没有人坐，不可能发现座位是坏的，请大家原谅。
且不说这两位空姐的解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但说这位领导提出的这些借口，听起来更让人愤怒。小桌板坏了不修，跟这个座位坏了不修有什么本质区别？也许航空公司的理由是说这些东西坏了是小事，不足以构成所谓的“安全隐患”，所以不用修？可是凭什么判断哪些故障是“安全隐患”，凭检修人员的感觉吗？据说吉化大爆炸的起因居然是一个螺丝，这个小小的螺丝，算的上“安全隐患”吗，可是它的的确确构成了重大事故！一个小桌板，一个座椅靠背，算不算安全隐患，难道就凭检修人员的时间是否宽裕来决定？假如这个靠背完全坏了，在起飞时因为重力原因，前一个乘客跌落在后一个乘客身上，会不会造成事故？到那时，谁来负这个“安全隐患”的责？至于这位领导说的“这排座位来时没有人坐，所以没发现座椅靠背坏了”则更可气。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飞机要靠乘客来进行“活人试验”了？飞机在机场之所以要检修，不就是要求检修人员发现问题吗？什么时候变成了没有乘客用身体去亲自体验，就不能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逻辑还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给乘客听？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汽车生产商也可以先推出新款汽车，不进行安全测试，然后靠坐在驾驶座上的广大司机们来发现气囊是不是有用？
我无意指责机场和航空公司。我肯定他们都很忙，而且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机场合并航班没有通知，我们不能认同，但可以勉强原谅。那么航空公司呢？航空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承载的可是广大乘客的性命啊，对于这些行业，是不是应当做到比一般行业更加严谨？那每一架飞机上，承载的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啊，想到这些，他们怎么还好意思说，是有问题，但觉得不是安全隐患，所以就没修？？？
我等愕然。没有道理三个人都听不见登机通知啊！再说，门口的大屏幕也没有显示登机状态啊！我们不解的询问着，但工作人员已经愤怒得无以复加，只不断的催促我们赶快进去，懒得再给我们任何解释了，只是说，去北京的两个航班合并了。往上面看，这个登机口挂了两个航班的牌子。我们仓促的、内疚的往机舱内走着，却一直没搞明白我们错在了哪里。两个航班合并的事情，在我们换登机牌的时候，并没有人通知我们，后来广播里也没有人讲，那我们怎么能先知先觉的以为，听到另一个航班登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火速检查一下这个航班是不是被合并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按照机场的理论，简直就是完全因为我们的“无知”和“大意”，造成了全飞机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三个，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仓促间坐定，飞机开始上跑道滑行。起飞的过程中，同事发现他们前方的两个乘客把座椅靠背放到了最低，简直就要压倒他俩的身上了，于是去和前方两位乘客交涉，请他们调回座椅。前方的乘客无奈的说，他俩的座椅靠背坏了，根本调节不了，之所以压到后面来，完全是飞机上升过程中重力的作用，他们无法控制。于是我们找空姐，询问此事。第一个空姐抱歉的说，这两个座椅在地面就检查出来坏了，但是这架飞机是北京的，而且在上海只做短暂停留，没有时间修，所以只好等回北京再修，因为两个航班合并，人比较多，也没地方调座位，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大家了。我于是怒了，飞机有“隐患”，而且是在地面就查到了，却因为“时间短”和“外地飞机”的借口，不加以修理，还振振有词的让大家“委屈”？
愤怒之后我要求跟她的领导谈，于是另一个年长一点的空姐来了。我如祥林嫂一般，又把情况说了一遍，第二位空姐说，“刚才的小姑娘新来，不了解情况。我们在地面检查，查到的不是这两个座椅的问题，而是前面有一排座位的小桌板坏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过程中飞机比较空，所以这排座位没有人坐，不可能发现座位是坏的，请大家原谅。
且不说这两位空姐的解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但说这位领导提出的这些借口，听起来更让人愤怒。小桌板坏了不修，跟这个座位坏了不修有什么本质区别？也许航空公司的理由是说这些东西坏了是小事，不足以构成所谓的“安全隐患”，所以不用修？可是凭什么判断哪些故障是“安全隐患”，凭检修人员的感觉吗？据说吉化大爆炸的起因居然是一个螺丝，这个小小的螺丝，算的上“安全隐患”吗，可是它的的确确构成了重大事故！一个小桌板，一个座椅靠背，算不算安全隐患，难道就凭检修人员的时间是否宽裕来决定？假如这个靠背完全坏了，在起飞时因为重力原因，前一个乘客跌落在后一个乘客身上，会不会造成事故？到那时，谁来负这个“安全隐患”的责？至于这位领导说的“这排座位来时没有人坐，所以没发现座椅靠背坏了”则更可气。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飞机要靠乘客来进行“活人试验”了？飞机在机场之所以要检修，不就是要求检修人员发现问题吗？什么时候变成了没有乘客用身体去亲自体验，就不能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逻辑还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给乘客听？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汽车生产商也可以先推出新款汽车，不进行安全测试，然后靠坐在驾驶座上的广大司机们来发现气囊是不是有用？
我无意指责机场和航空公司。我肯定他们都很忙，而且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机场合并航班没有通知，我们不能认同，但可以勉强原谅。那么航空公司呢？航空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承载的可是广大乘客的性命啊，对于这些行业，是不是应当做到比一般行业更加严谨？那每一架飞机上，承载的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啊，想到这些，他们怎么还好意思说，是有问题，但觉得不是安全隐患，所以就没修？？？
待遇（2005年12月17日）
当年看《漂亮女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里察·基尔多么帅，茱莉亚·罗伯兹多么漂亮之外，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当里察·基尔要求茱莉亚·罗伯兹去买点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得体一些的时候，茱莉亚·罗伯兹兴冲冲地去了，可不久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因为商店里的人们看到她身上穿的衣服，都认定她是买不起那些店里的高档服装的，于是势利地不理她，还嘲笑了她。而后来当里察·基尔陪她去，亮出了信用卡之后，店员们迅速换了一副嘴脸，殷勤备至。
之所以又想到了这个细节，主要是我今天受了刺激。上午去银行交水费，跟在我后面进来的是一个裤腿上沾着泥土的男人，看着象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乡下人。银行的保安噌的一下窜至建筑工人（疑似）的面前，愣声愣气地问，“你办什么业务?”工人惴惴地说了一声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我随即想到，为什么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进来，保安不会有任何异议，而工人就立马被盘查了一番?想来不过是他衣服上有土,裤脚上有泥,浑身写着“民工”二字而已。如果让他来之前先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西装（都不必太贵，没褶就行），然后再夹上一个中国所有的“大款”必备的“手包”一个，想必待遇会不同。
如果说上午我是受了着装象“城里人”的好处，那么下午在商店发生的事情就又让我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多人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逛街，我不行。穿了高跟鞋，没等走路，脚就已经肿了，哪里还能逛得快乐？于是我喜欢穿仔裤和球鞋去，走个十里八里都不在话下。可是穿成这样的副作用就是，我满身满脸写着，“学生模样，多半没钱，不必提供优质服务”的字样。今天下午逛的商店里有我心仪已久的琥珀项链在打折，于是我兴冲冲的冲到那个柜台前，准备精心挑选一下。可就在这当口，旁边过来一位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也要看项链。顿时，两三个售货员向她冲去，再没有人理我，我连叫了三四次，其中一位售货员不耐烦地回过头来，说“稍等一会儿”。我象《漂亮女人》里的茱莉亚一样，愤然离去，心里沮丧的紧。
对比我和那中年妇人得到的待遇的诧异，可以做如下总结：在北京的首饰柜台前，要得到售货员的优质服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年龄至少在35岁以上；二，脸上要皱纹，不一定越多越好，但一定要多打粉底，浓妆艳抹，显示出努力保养和遮掩的痕迹；三，要着正装，如果是休闲装，则一定要是名牌，越贵越好；四…
这第四条最重要：一定不能穿羽绒服！！！因为在北京的冬天，开车的人们都是不穿羽绒服的，象我这样穿羽绒服的，年龄在35岁一下，脸上什么都不抹，穿着仔裤球鞋的，一看就是坐车来的。都没有钱买车，哪里来的闲钱买首饰？？？
我这种条件的人，如果想在那里得到优质服务的待遇，那就只好用一个“狠招”，找一个穿名牌、开宝马的老男人，勾肩搭背的去。
之所以又想到了这个细节，主要是我今天受了刺激。上午去银行交水费，跟在我后面进来的是一个裤腿上沾着泥土的男人，看着象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乡下人。银行的保安噌的一下窜至建筑工人（疑似）的面前，愣声愣气地问，“你办什么业务?”工人惴惴地说了一声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我随即想到，为什么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进来，保安不会有任何异议，而工人就立马被盘查了一番?想来不过是他衣服上有土,裤脚上有泥,浑身写着“民工”二字而已。如果让他来之前先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西装（都不必太贵，没褶就行），然后再夹上一个中国所有的“大款”必备的“手包”一个，想必待遇会不同。
如果说上午我是受了着装象“城里人”的好处，那么下午在商店发生的事情就又让我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多人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逛街，我不行。穿了高跟鞋，没等走路，脚就已经肿了，哪里还能逛得快乐？于是我喜欢穿仔裤和球鞋去，走个十里八里都不在话下。可是穿成这样的副作用就是，我满身满脸写着，“学生模样，多半没钱，不必提供优质服务”的字样。今天下午逛的商店里有我心仪已久的琥珀项链在打折，于是我兴冲冲的冲到那个柜台前，准备精心挑选一下。可就在这当口，旁边过来一位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也要看项链。顿时，两三个售货员向她冲去，再没有人理我，我连叫了三四次，其中一位售货员不耐烦地回过头来，说“稍等一会儿”。我象《漂亮女人》里的茱莉亚一样，愤然离去，心里沮丧的紧。
对比我和那中年妇人得到的待遇的诧异，可以做如下总结：在北京的首饰柜台前，要得到售货员的优质服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年龄至少在35岁以上；二，脸上要皱纹，不一定越多越好，但一定要多打粉底，浓妆艳抹，显示出努力保养和遮掩的痕迹；三，要着正装，如果是休闲装，则一定要是名牌，越贵越好；四…
这第四条最重要：一定不能穿羽绒服！！！因为在北京的冬天，开车的人们都是不穿羽绒服的，象我这样穿羽绒服的，年龄在35岁一下，脸上什么都不抹，穿着仔裤球鞋的，一看就是坐车来的。都没有钱买车，哪里来的闲钱买首饰？？？
我这种条件的人，如果想在那里得到优质服务的待遇，那就只好用一个“狠招”，找一个穿名牌、开宝马的老男人，勾肩搭背的去。
酒吧里的他们（2005年12月18日）
泡吧不是我的长项，尤其是那种比较吵闹的酒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居然常去。常去的酒吧里，每星期有两个乐队轮换演出，具体时间我搞不清楚，但巧合的是，几乎每次我去的时候总赶上固定的一个乐队，因此也对其中的成员熟悉了起来。
乐队里有两个主唱，一男一女，还有两个吉他手，一个鼓手，一个电子琴。其中总站在舞台左边的吉他手戴一副黑框眼睛，头发染成黄色，总穿一件跨栏球衣和仔裤，猛一看去就像是从日本卡通片里走出来的高中生一样。如果用英文定义，他看上去大概就是一个典型的“nerd”，绝对超过比尔盖茨。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了吉他手，而且人缘空前的好。每次他上台，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而且是那种“傻傻”的笑，憨憨的，从头笑到尾。刚开始的时候我总努力的观察，想搞明白是什么逗他发笑，后来终于发现，只要站在舞台上，捧着他的吉他，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开来，观众、同事的每一举一动对他而言都是有趣的。他开心，观众也开心。看着他，尽管不知道他在乐什么，但大家脸上的线条都不由得松弛了下来。而他，仍然憨憨的笑着，让人想起童话里的“happily ever after”。每次看到他，我总不由得想，难道他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让他烦恼的事情，还是他是如此优秀的一个表演者，上台之后全心投入表演，把生活完整的抛在了脑后？
站在他背后的电子琴手相比之下则沉默了很多。胖胖的电子琴手一般都专注的弹他的琴，一副深沉模样。偶尔，他也会唱上一曲，声音居然很是不错，表演也非常投入。一曲唱罢，总能迎来比主唱还要热烈的掌声。然而他似乎不为之动容，也不会再继续唱下去，只是偶尔。大概也因这偶尔，物以稀为贵，观众更加热烈一些。
唯独那两个主唱，日子久了，显得苍白。会唱的曲子总是那么几首，对于偶尔去的人还是有新鲜感的，但去的久了，那几首歌听众都已经会唱了，也不见他们更新。据说唱酒吧的歌手很不容易，每晚需要赶不同的场子，很难有时间演练新歌，但日子久了，连我都得替他们担心，终有一天观众会厌烦听这些老歌，而新歌又一直没有时间练好。
每次去酒吧的时候我总在想，他们这样的组合是怎么样分工合作的，为什么那个电子琴手声音、表演都不错，却甘愿躲在琴后？两个主唱，是凭着什么保住自己站在台前的地位的？还是说，一旦模式最初形成，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分工，也不想着去调整或改变？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坦然面对分工，而律师们不行？
乐队里有两个主唱，一男一女，还有两个吉他手，一个鼓手，一个电子琴。其中总站在舞台左边的吉他手戴一副黑框眼睛，头发染成黄色，总穿一件跨栏球衣和仔裤，猛一看去就像是从日本卡通片里走出来的高中生一样。如果用英文定义，他看上去大概就是一个典型的“nerd”，绝对超过比尔盖茨。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了吉他手，而且人缘空前的好。每次他上台，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而且是那种“傻傻”的笑，憨憨的，从头笑到尾。刚开始的时候我总努力的观察，想搞明白是什么逗他发笑，后来终于发现，只要站在舞台上，捧着他的吉他，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开来，观众、同事的每一举一动对他而言都是有趣的。他开心，观众也开心。看着他，尽管不知道他在乐什么，但大家脸上的线条都不由得松弛了下来。而他，仍然憨憨的笑着，让人想起童话里的“happily ever after”。每次看到他，我总不由得想，难道他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让他烦恼的事情，还是他是如此优秀的一个表演者，上台之后全心投入表演，把生活完整的抛在了脑后？
站在他背后的电子琴手相比之下则沉默了很多。胖胖的电子琴手一般都专注的弹他的琴，一副深沉模样。偶尔，他也会唱上一曲，声音居然很是不错，表演也非常投入。一曲唱罢，总能迎来比主唱还要热烈的掌声。然而他似乎不为之动容，也不会再继续唱下去，只是偶尔。大概也因这偶尔，物以稀为贵，观众更加热烈一些。
唯独那两个主唱，日子久了，显得苍白。会唱的曲子总是那么几首，对于偶尔去的人还是有新鲜感的，但去的久了，那几首歌听众都已经会唱了，也不见他们更新。据说唱酒吧的歌手很不容易，每晚需要赶不同的场子，很难有时间演练新歌，但日子久了，连我都得替他们担心，终有一天观众会厌烦听这些老歌，而新歌又一直没有时间练好。
每次去酒吧的时候我总在想，他们这样的组合是怎么样分工合作的，为什么那个电子琴手声音、表演都不错，却甘愿躲在琴后？两个主唱，是凭着什么保住自己站在台前的地位的？还是说，一旦模式最初形成，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分工，也不想着去调整或改变？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坦然面对分工，而律师们不行？
没有来由的回忆（2005年11月28日）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每周六课时。当老师不用坐班，其实想坐班也不行，学校根本没有安排我们的办公室。上课之前的一天，我紧张地在宿舍里备课，从宿舍这边踱到宿舍那边，巴掌大的一个宿舍住四个单身女老师，我这样踱来踱去，舍友都差点疯掉。不用上课的时候，我就窝在床上，看小说，用从学校语音室借来的给学生上课用的双卡录音机听音乐，无聊的时候骑自行车出去在学校附近狂奔一圈，看看学校后面的维族人烤羊肉串。
晚上没事就去学校礼堂看录像，经常能碰到同去看录像的男学生，于是一同去吃宵夜，一同喝学校门口小饭馆里三块钱一瓶的燕京啤酒。喝多了酒就开始乱打赌，赌输了就罚写字，每人写二十篇A4纸，随便写什么。我输了就抄报纸，有细心的学生赌输了就抄诗词。我脑子里现在偶尔还能冒出一两句疑似熟悉的诗词，大多是那时候从学生抄的诗词里看到的。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写过儿女情长的诗给杨开慧。
周末的时候我去教夜大的学生，看着一帮年龄比我大过一轮以上的学生辛苦地学《许国璋英语》，脑子里想着赶快上完课去跟大学同学搓饭去。刚毕业的时候留京的同学总回学校来，到了周末就到我们宿舍去做饭吃，最夸张的一次跟家在新疆的同学一起从新疆街买了羊肉和其他材料，然后到学校里的电话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手抓饭怎么做，把菜谱记下来奔回宿舍厨房去做，中间又狂奔出去打电话问细节问题，搞得宿舍其他同事狂笑不已。
可是同学不是天天都来，录像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看。日子久了，我闷得可以。父亲从内蒙出差过来，看到我的生活，说你跟你外公似的，象个离休干部。你外公每周去老干部活动室的时间都超过六小时，不去的时候也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我于是愈发苦闷。现在想来那时的生活其实就是现在所鼓吹的SOHO一族，来去自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可以发呆、苦闷、写我的小资文章。但那时我还年轻，向往的是学校以外的世界，比如周围同学嘴里说出的写字楼、公司，和办公室里的种种趣闻。
教书的日子一共只持续了两年。第一年教的学生，跟我一样年纪，我站在讲台上，几乎没有威慑力。讲课也没有老教师的经验，经常是备课备了两个课时，结果站在那里一个小时就讲完了。教务处的老师督在楼道里，于是没有办法早下课，我就带着学生做游戏，把我从外教那里学来的一些游戏统统教给了他们。好在是外语系，外语课，但凡能用的上外语的，一概都跟教学沾边。我就这样混过了一年。
第二年的学生教到一半，我就被借调到了机关，于是跟学校协商，把课统统调到晚上。我在机关坐一天班之后，五点钟开始骑车赶回学校，接着教学。那学期教的是英文写作，晚饭后的学生都格外的困，而我又拼命让他们在课堂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给一个题目让他们“头脑风暴”，结果是学生都昏昏欲睡，我只好自己在那里发散思维，画一黑板的图，最后让学生按我想出来的思路回去写。我累死，学生烦死。那学期的课结束时，真的是师生同喜。
那两年除了苦闷，更多的是对学生的愧疚。我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从来不曾是一个好老师。我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也没有足够的耐心投入给这个职业。然而学生们都是很善良的，并没有因此而记恨我。好在后来这两个年纪的学生也都很争气，在不同的岗位上却都一样的出色，也让我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太误人子弟。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段日子。大概是最近“赋闲在家”，闲出病来了。不管怎样，写出来，做个纪念吧。
晚上没事就去学校礼堂看录像，经常能碰到同去看录像的男学生，于是一同去吃宵夜，一同喝学校门口小饭馆里三块钱一瓶的燕京啤酒。喝多了酒就开始乱打赌，赌输了就罚写字，每人写二十篇A4纸，随便写什么。我输了就抄报纸，有细心的学生赌输了就抄诗词。我脑子里现在偶尔还能冒出一两句疑似熟悉的诗词，大多是那时候从学生抄的诗词里看到的。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写过儿女情长的诗给杨开慧。
周末的时候我去教夜大的学生，看着一帮年龄比我大过一轮以上的学生辛苦地学《许国璋英语》，脑子里想着赶快上完课去跟大学同学搓饭去。刚毕业的时候留京的同学总回学校来，到了周末就到我们宿舍去做饭吃，最夸张的一次跟家在新疆的同学一起从新疆街买了羊肉和其他材料，然后到学校里的电话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手抓饭怎么做，把菜谱记下来奔回宿舍厨房去做，中间又狂奔出去打电话问细节问题，搞得宿舍其他同事狂笑不已。
可是同学不是天天都来，录像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看。日子久了，我闷得可以。父亲从内蒙出差过来，看到我的生活，说你跟你外公似的，象个离休干部。你外公每周去老干部活动室的时间都超过六小时，不去的时候也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我于是愈发苦闷。现在想来那时的生活其实就是现在所鼓吹的SOHO一族，来去自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可以发呆、苦闷、写我的小资文章。但那时我还年轻，向往的是学校以外的世界，比如周围同学嘴里说出的写字楼、公司，和办公室里的种种趣闻。
教书的日子一共只持续了两年。第一年教的学生，跟我一样年纪，我站在讲台上，几乎没有威慑力。讲课也没有老教师的经验，经常是备课备了两个课时，结果站在那里一个小时就讲完了。教务处的老师督在楼道里，于是没有办法早下课，我就带着学生做游戏，把我从外教那里学来的一些游戏统统教给了他们。好在是外语系，外语课，但凡能用的上外语的，一概都跟教学沾边。我就这样混过了一年。
第二年的学生教到一半，我就被借调到了机关，于是跟学校协商，把课统统调到晚上。我在机关坐一天班之后，五点钟开始骑车赶回学校，接着教学。那学期教的是英文写作，晚饭后的学生都格外的困，而我又拼命让他们在课堂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给一个题目让他们“头脑风暴”，结果是学生都昏昏欲睡，我只好自己在那里发散思维，画一黑板的图，最后让学生按我想出来的思路回去写。我累死，学生烦死。那学期的课结束时，真的是师生同喜。
那两年除了苦闷，更多的是对学生的愧疚。我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从来不曾是一个好老师。我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也没有足够的耐心投入给这个职业。然而学生们都是很善良的，并没有因此而记恨我。好在后来这两个年纪的学生也都很争气，在不同的岗位上却都一样的出色，也让我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太误人子弟。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段日子。大概是最近“赋闲在家”，闲出病来了。不管怎样，写出来，做个纪念吧。
应酬（2005年11月29日）
父亲是做商业工作的。当年计划经济的时候，父亲做采购员，后来开始做公司经理。反正一直在商业圈里混，所以总免不了应酬。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经常会很晚回来，即使没醉，通常也都喝得有点多。喝多了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的哭，有的笑，有的闹。父亲通常没有这些，但喝多了之后嗓门会比平常高出许多，一进院子就能听出来。每每这时候，母亲就会很愤怒。于是，父亲会在压低了嗓门的争吵声中洗脸洗脚，然后上床睡觉。印象最深的一次，父亲用洗脚的盆洗了脸，而用洗脸的盆洗了脚。第二天一早母亲气的大叫，因为发现洗脚盆放在洗脸盆架子上，而洗脸盆里却泡着爸爸的袜子。
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吵的很多架都是因这应酬和喝酒而起。父亲的辩解就是为了工作，你不跟人家喝酒，谁批车皮给你？谁签合同给你？母亲则愤怒的吵，批不批车皮、签不签合同，那是公家的事，至于你喝成这样吗？那时候总会觉得父母都在小题大做。对于父亲，不就是喝个酒嘛，不让你喝不能不喝吗？干吗非要出去喝酒，然后回家吵架？而对于母亲，父亲不就是晚回家嘛，不就是多喝了些酒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这样不依不饶，吵吵闹闹？
后来我自己工作了，自己也开始需要在外面应酬。每每对着客户，拿着酒杯，在推杯换盏之间，在虚意逢迎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到父亲的不易。儿时以为父亲每晚出去喝酒断是件愉快的事情，因此他才会愿意以和母亲吵架为代价，现在自己体会了，才发现应酬时的喝酒，有太多的无奈。他是客户，你得哄着，他说你不喝没有诚意，因此你就得做出“酒逢知己”的事态，先干为敬；他是官员，你得供着，他说你不喝是瞧不起他，因此你更得一杯接一杯，宁愿坏了自己的肝、自己的胃，也吃罪不起这个瞧不起人的罪名；他是领导，你得惯着，他说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你岂敢因为不喝酒而毁了领导眼中的你的形象和前程；他是竞争对手，你得扛着，他说较量无处不在，是不是汉子酒桌上也能见分晓，因此为了第二天的谈判，你得破釜沉舟，无论如何不能未上谈判桌就露了败相。中国社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把社会文化演绎成了酒文化，又把酒文化发挥成了社会文化。酒里酒外，不再分得清楚。
那日喝得恍恍惚惚的时候，同事开车送我回家。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车里，头昏昏的，看着周围的车飞驰而过，看着经过的居民楼里那些仍然执着地亮着的桔红色的灯光，终于明白了当年母亲的吵闹的背后，掩藏着的那份爱。在父亲迟归的那些个夜晚，当懵懂的孩子们已经进入梦想，母亲一个人对着灯为迟归的父亲守着门，想着他有可能喝多了酒，想着那深夜里车辆飞驰而过的街道，心里该有多少牵挂和忐忑，而这份牵挂和忐忑在终于见到父亲安全归来的一刻，终于落定，全都化成了心底的委屈。女人，其实是在用吵闹表达那份说不出来的爱意，因为牵挂，所以愤怒；因为牵挂，所以委屈。
可是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应酬”自己的家人？
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吵的很多架都是因这应酬和喝酒而起。父亲的辩解就是为了工作，你不跟人家喝酒，谁批车皮给你？谁签合同给你？母亲则愤怒的吵，批不批车皮、签不签合同，那是公家的事，至于你喝成这样吗？那时候总会觉得父母都在小题大做。对于父亲，不就是喝个酒嘛，不让你喝不能不喝吗？干吗非要出去喝酒，然后回家吵架？而对于母亲，父亲不就是晚回家嘛，不就是多喝了些酒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这样不依不饶，吵吵闹闹？
后来我自己工作了，自己也开始需要在外面应酬。每每对着客户，拿着酒杯，在推杯换盏之间，在虚意逢迎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到父亲的不易。儿时以为父亲每晚出去喝酒断是件愉快的事情，因此他才会愿意以和母亲吵架为代价，现在自己体会了，才发现应酬时的喝酒，有太多的无奈。他是客户，你得哄着，他说你不喝没有诚意，因此你就得做出“酒逢知己”的事态，先干为敬；他是官员，你得供着，他说你不喝是瞧不起他，因此你更得一杯接一杯，宁愿坏了自己的肝、自己的胃，也吃罪不起这个瞧不起人的罪名；他是领导，你得惯着，他说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你岂敢因为不喝酒而毁了领导眼中的你的形象和前程；他是竞争对手，你得扛着，他说较量无处不在，是不是汉子酒桌上也能见分晓，因此为了第二天的谈判，你得破釜沉舟，无论如何不能未上谈判桌就露了败相。中国社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把社会文化演绎成了酒文化，又把酒文化发挥成了社会文化。酒里酒外，不再分得清楚。
那日喝得恍恍惚惚的时候，同事开车送我回家。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车里，头昏昏的，看着周围的车飞驰而过，看着经过的居民楼里那些仍然执着地亮着的桔红色的灯光，终于明白了当年母亲的吵闹的背后，掩藏着的那份爱。在父亲迟归的那些个夜晚，当懵懂的孩子们已经进入梦想，母亲一个人对着灯为迟归的父亲守着门，想着他有可能喝多了酒，想着那深夜里车辆飞驰而过的街道，心里该有多少牵挂和忐忑，而这份牵挂和忐忑在终于见到父亲安全归来的一刻，终于落定，全都化成了心底的委屈。女人，其实是在用吵闹表达那份说不出来的爱意，因为牵挂，所以愤怒；因为牵挂，所以委屈。
可是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应酬”自己的家人？
日内瓦散记（二）（2005年10月17日）
据说整个瑞士才相当于两个北京这么大，所以日内瓦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那天我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就基本走遍了日内瓦市内所有的名胜。这所谓的名胜，说起来不外乎就是雷蒙湖上的喷水柱、日内瓦大学里的宗教墙、以及市中心的花钟。
雷蒙湖上的喷水柱，据说其实原本是因为市内的什么供水系统要加压，为了压力平衡，必须找一个减压的口，于是选择了在雷蒙湖上释放水压，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可以高达140米的大水柱，一来二去居然成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观之一。这让我想起了北大的博雅塔，当年我终于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之后，才搞清楚这博雅塔原本是一个水塔，而非我所想象的“象牙塔”的象征。想必有很多人文精华，其实都源于人们的衣食住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衣食住行的初始目的和功效不再，残留下的痕迹却成了“文明”，供后人景仰。然而那喷水柱与雷蒙湖，配合得天衣无缝。有风的时候，喷出的水柱被吹成弧线落下，看去好似一张鼓起的帆，与湖面上到处可见的白色帆船相互呼应，真是风景如画。
瑞士虽然官方语言有英语，但实际上日内瓦大部分人仍然是讲法语的，我们讲英语的人到了那里，便多少有一种浑身使不上劲的尴尬。对历史感兴趣的同事要找宗教墙看，可是地图上没有标识，不知从哪里找起。那日我们在市内闲逛，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对面有一个镶着金边的大门。同事说这大概是个什么皇家园林，因为只有皇家才可能用金边。于是我们进了园子，门口有很多人在下国际象棋，找了一个人去问，那人用法语讲了一大堆，我们只断断续续地听懂了说这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个大家来了都去照相的景点。于是我们到里面去找，无巧不成书，这“大家来了都去照相”的景点居然就是宗教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看完宗教墙，我们在园子里接着闲逛了一会儿，发现里面有一个楼上面写着“图书馆”。同事给我在图书馆门口照了一张相，笑着说回去告诉大家这就是日内瓦大学里面，绝对有人信。晚上回到住的地方，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图，愕然发现，那个园子果真就是日内瓦大学，而那图书馆真的就是日内瓦大学的图书馆。
而花钟，明明大家都说就在市中心，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要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和中国使团的人吃饭，回住处的时候问他们，他们惊讶地说，刚才路过的那个路口那个花坛就是啊！于是转头回去看，那著名的花钟低调地隐藏在十字路口的一个角落，还没有建国门路口的那个大。大概其出名，就在于它是各地花钟的始作佣者吧。
抛开名胜不谈，其实日内瓦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低调。据说瑞士的人均收入排世界第一，但是在这里，我却没有看到“有钱人”的张扬，在这里，一切都平实朴素。这里没有高楼，所有的国际机构的办公楼几乎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小楼，实用而不奢华。在这里，随处都能看到西装革履却背着背包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同事笑说，如果是在中国，这简直会被人笑死。想象中的日内瓦，因着那些著名的国际机构，显得十分庄严凝重，而真正走在日内瓦的街头，沐浴在日内瓦的阳光下，所能感受到的却只有小城特有的静谧。途径超市，我买了一个当地产的冰激凌，边走边吃。同事用相机拍下了那一瞬，照片中的我端着冰激凌，眼角眉梢都是满足的笑意，身后是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小伙子，每人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惬意地喝着。同事说，这张照片，理所当然地应当取名叫“幸福”。原来在这里，幸福竟然来得这么简单。
途经雷蒙湖边的码头，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玩儿。老二刚学会走路，穿一个带帽子的上衣。妈妈一路拎着上衣上的帽子，如同拎书包一样，孩子则努力地跌跌撞撞地走着。老大在前面跑，兴奋地跟过往的游船上的乘客挥手。旁边一艘私人游艇刚刚停靠码头，游艇的主人是一个白发老翁，正在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船上的东西。一对母子经过，儿子好奇地向游艇上张望，老翁于是热情地邀那母子上船参观。到我们离开时，他们仍在愉快地攀谈着。湖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和天鹅追逐着游客，寻找着食物。
这些平常人生活中不经意的点滴，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比景观更为深刻的印象，让日内瓦的印象变得鲜活生动。
雷蒙湖上的喷水柱，据说其实原本是因为市内的什么供水系统要加压，为了压力平衡，必须找一个减压的口，于是选择了在雷蒙湖上释放水压，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可以高达140米的大水柱，一来二去居然成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观之一。这让我想起了北大的博雅塔，当年我终于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之后，才搞清楚这博雅塔原本是一个水塔，而非我所想象的“象牙塔”的象征。想必有很多人文精华，其实都源于人们的衣食住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衣食住行的初始目的和功效不再，残留下的痕迹却成了“文明”，供后人景仰。然而那喷水柱与雷蒙湖，配合得天衣无缝。有风的时候，喷出的水柱被吹成弧线落下，看去好似一张鼓起的帆，与湖面上到处可见的白色帆船相互呼应，真是风景如画。
瑞士虽然官方语言有英语，但实际上日内瓦大部分人仍然是讲法语的，我们讲英语的人到了那里，便多少有一种浑身使不上劲的尴尬。对历史感兴趣的同事要找宗教墙看，可是地图上没有标识，不知从哪里找起。那日我们在市内闲逛，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对面有一个镶着金边的大门。同事说这大概是个什么皇家园林，因为只有皇家才可能用金边。于是我们进了园子，门口有很多人在下国际象棋，找了一个人去问，那人用法语讲了一大堆，我们只断断续续地听懂了说这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个大家来了都去照相的景点。于是我们到里面去找，无巧不成书，这“大家来了都去照相”的景点居然就是宗教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看完宗教墙，我们在园子里接着闲逛了一会儿，发现里面有一个楼上面写着“图书馆”。同事给我在图书馆门口照了一张相，笑着说回去告诉大家这就是日内瓦大学里面，绝对有人信。晚上回到住的地方，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图，愕然发现，那个园子果真就是日内瓦大学，而那图书馆真的就是日内瓦大学的图书馆。
而花钟，明明大家都说就在市中心，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要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和中国使团的人吃饭，回住处的时候问他们，他们惊讶地说，刚才路过的那个路口那个花坛就是啊！于是转头回去看，那著名的花钟低调地隐藏在十字路口的一个角落，还没有建国门路口的那个大。大概其出名，就在于它是各地花钟的始作佣者吧。
抛开名胜不谈，其实日内瓦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低调。据说瑞士的人均收入排世界第一，但是在这里，我却没有看到“有钱人”的张扬，在这里，一切都平实朴素。这里没有高楼，所有的国际机构的办公楼几乎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小楼，实用而不奢华。在这里，随处都能看到西装革履却背着背包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同事笑说，如果是在中国，这简直会被人笑死。想象中的日内瓦，因着那些著名的国际机构，显得十分庄严凝重，而真正走在日内瓦的街头，沐浴在日内瓦的阳光下，所能感受到的却只有小城特有的静谧。途径超市，我买了一个当地产的冰激凌，边走边吃。同事用相机拍下了那一瞬，照片中的我端着冰激凌，眼角眉梢都是满足的笑意，身后是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小伙子，每人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惬意地喝着。同事说，这张照片，理所当然地应当取名叫“幸福”。原来在这里，幸福竟然来得这么简单。
途经雷蒙湖边的码头，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玩儿。老二刚学会走路，穿一个带帽子的上衣。妈妈一路拎着上衣上的帽子，如同拎书包一样，孩子则努力地跌跌撞撞地走着。老大在前面跑，兴奋地跟过往的游船上的乘客挥手。旁边一艘私人游艇刚刚停靠码头，游艇的主人是一个白发老翁，正在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船上的东西。一对母子经过，儿子好奇地向游艇上张望，老翁于是热情地邀那母子上船参观。到我们离开时，他们仍在愉快地攀谈着。湖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和天鹅追逐着游客，寻找着食物。
这些平常人生活中不经意的点滴，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比景观更为深刻的印象，让日内瓦的印象变得鲜活生动。
跳槽和再婚（2005年11月20日）
好久没有写博客，搞得好多人诧异。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名人，因此不会轻易玩儿什么失踪 ―― 名人失踪是会有狗仔队不遗余力、挖地三尺给揪出来的，我失踪，充其量也就是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中的那个边角料。大多数情况下，失踪就失踪吧，who cares？
我不是失踪了。我在忙着辞职。
刚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刚换工作。现在，博客写了刚一年，我又辞职了。不知道别人辞职的时候都是什么心情。于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简直就象离婚一般。
人活到我这个年纪，怕的已经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每次换工作，都不由得要总结一下，回头看一下。这一回头，总是百感交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细节都会想起。当年我小的时候，听父母吵架，每次都诧异于他们的记忆力，哪怕二十年前的事情，大家都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再看看周围正在离婚或已经离婚的朋友，几乎个个都是旧事一筐。我跟这个公司闪电式“结婚”，15个月之后又闪电式“离婚”，居然中间也有这许多的感触。
辞职对于我而言，最困难的是跟老板提出。日子过得好好的，虽然没有了“恋爱”时的激情，但却开始按部就班。正当对方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一方却突然提出“离婚”，而且理由居然是另有新欢――不是你不好，是有人对我比你更好。换了是谁都会气不打一处来。明知道对方会出离愤怒，还要硬着头皮提出来，临了还要加上一句“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朋友”。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得觉得虚伪。
每次辞完职之后，我一般都是立刻开始到新的公司上班的，可是这次不同。新公司的办公室在装修，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进去，所以只好先在家里待一段时间。这突然一闲下来，心里真是空虚得紧。就好比原本约好了那边一离婚这边就领证，结果婚检检查出来一方转氨酶偏高，有乙肝嫌疑，因此要降了转氨酶才可以结婚，活活耽误一个月的时间。这一耽误不要紧，对方只好先住回了单身宿舍。多年不单身以后再过单身的日子，你想想得有多没着没落！
待嫁的女子空虚的同时，就有了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地琢磨，这新任男友，到底靠不靠谱，是不是个可以托付的人；他家家人是否好相处，是否有个厉害的小姑；而空虚的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折磨自己，这新的工作是好是坏；这新公司里的秘书们，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一个公司里的一样刁蛮？
（注：对于离婚的感觉，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本人既没离过婚，也没打算要离婚）
我不是失踪了。我在忙着辞职。
刚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刚换工作。现在，博客写了刚一年，我又辞职了。不知道别人辞职的时候都是什么心情。于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简直就象离婚一般。
人活到我这个年纪，怕的已经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每次换工作，都不由得要总结一下，回头看一下。这一回头，总是百感交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细节都会想起。当年我小的时候，听父母吵架，每次都诧异于他们的记忆力，哪怕二十年前的事情，大家都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再看看周围正在离婚或已经离婚的朋友，几乎个个都是旧事一筐。我跟这个公司闪电式“结婚”，15个月之后又闪电式“离婚”，居然中间也有这许多的感触。
辞职对于我而言，最困难的是跟老板提出。日子过得好好的，虽然没有了“恋爱”时的激情，但却开始按部就班。正当对方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一方却突然提出“离婚”，而且理由居然是另有新欢――不是你不好，是有人对我比你更好。换了是谁都会气不打一处来。明知道对方会出离愤怒，还要硬着头皮提出来，临了还要加上一句“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朋友”。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得觉得虚伪。
每次辞完职之后，我一般都是立刻开始到新的公司上班的，可是这次不同。新公司的办公室在装修，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进去，所以只好先在家里待一段时间。这突然一闲下来，心里真是空虚得紧。就好比原本约好了那边一离婚这边就领证，结果婚检检查出来一方转氨酶偏高，有乙肝嫌疑，因此要降了转氨酶才可以结婚，活活耽误一个月的时间。这一耽误不要紧，对方只好先住回了单身宿舍。多年不单身以后再过单身的日子，你想想得有多没着没落！
待嫁的女子空虚的同时，就有了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地琢磨，这新任男友，到底靠不靠谱，是不是个可以托付的人；他家家人是否好相处，是否有个厉害的小姑；而空虚的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折磨自己，这新的工作是好是坏；这新公司里的秘书们，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一个公司里的一样刁蛮？
（注：对于离婚的感觉，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本人既没离过婚，也没打算要离婚）
一分钟的便宜（2005年11月21日）
不知道美国的其他考试是什么样的，但考过托福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这种考试形式中，中国学生最不适应的就是ETS按照考卷的不同部分设定时间。比如语法就是25分钟，你用15分钟答完这部分了，那好，你可以返回去检查这部分。但是，仅限于这个部分，不能跨部分去做下一个部分或是回头做前一个部分。这个限制，于中国学生而言，简直就是一个促进剂，搞得大家都跃跃欲试，一副你不让我往前做，我非要往前赶的势头。于是考托福的教室里，监考老师的恐吓声、威胁声不绝于耳。
其实往前赶的这半分钟又能赶出多少来呢？我曾经在做模拟题的时候试过，没等听力磁带播放的时候，就火速把试卷上的几个选项看一遍。照理说这是托福培训班老师讲的“高招”之一，可是结果是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一大半在消化这些在半分钟之内填鸭式塞进我脑子里的句子的含义，反倒不能集中注意力听磁带里的对话，结果反倒容易选错。我又试着按照老师讲的“高招”之二对于阅读理解，先抢着把阅读理解的选项看完，然后再看阅读的段落。可是结果可能是我的脑子不够好使，看选项的时候，发现云山雾罩，只凭只字片语根本无法理解句子的意思，等到看完阅读段落之后，发现已经忘了选项是什么，只好再看一遍。一来二去，浪费的时间比按部就班地先看段落后看题还要多。
这答题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非得抢在规定时间的前面。可是到了交卷的时候，形势立刻急转直下。大家立刻争后恐先，非得听到监考老师恐吓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室，才面红耳赤地、极不情愿地把答题纸交出去，有的甚至夸张地在递出答题纸的途中还要突然抽回手，恋恋不舍地凝视手中答题纸若干秒，再送将出去。那情景仿佛是英雄的母亲送子出征，列车的汽笛已经鸣响，甚至已经缓缓出发，而母亲仍然扯着儿子的衣袖，随着列车奔跑着，眼角眉梢，道不尽的离愁。
这别离前的半分钟，于考试成绩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也想不明白。我傻得紧，倒是曾经在一次考试时，都已检查完毕，突然临交卷时鬼使神差地改了一个答案，结果把对的改成了错的，出了考场后悔得肠子都快断了。大概这最后争得的半秒之内会发生的事情，就跟买六合彩一样，运气好的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运气不好的，象我，只能弄巧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前一后，占的不过是一分钟的便宜，可是总有人乐此不疲，而且还当作经验来传播。哪天有机会，真想到美国去做个统计，看看到底有多少学子的留学之路是这抢来的一分钟铺就的，到底有谁会象某养肝护肝茶的广告一样，声情并茂地对大家讲，“多亏了这抢来的一分钟，答题前抢半分钟，保驾又护航，交卷时赖半分钟，好运常伴身旁！我呀，再打个电话，让ETS多送几分钟过来！”
其实往前赶的这半分钟又能赶出多少来呢？我曾经在做模拟题的时候试过，没等听力磁带播放的时候，就火速把试卷上的几个选项看一遍。照理说这是托福培训班老师讲的“高招”之一，可是结果是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一大半在消化这些在半分钟之内填鸭式塞进我脑子里的句子的含义，反倒不能集中注意力听磁带里的对话，结果反倒容易选错。我又试着按照老师讲的“高招”之二对于阅读理解，先抢着把阅读理解的选项看完，然后再看阅读的段落。可是结果可能是我的脑子不够好使，看选项的时候，发现云山雾罩，只凭只字片语根本无法理解句子的意思，等到看完阅读段落之后，发现已经忘了选项是什么，只好再看一遍。一来二去，浪费的时间比按部就班地先看段落后看题还要多。
这答题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非得抢在规定时间的前面。可是到了交卷的时候，形势立刻急转直下。大家立刻争后恐先，非得听到监考老师恐吓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室，才面红耳赤地、极不情愿地把答题纸交出去，有的甚至夸张地在递出答题纸的途中还要突然抽回手，恋恋不舍地凝视手中答题纸若干秒，再送将出去。那情景仿佛是英雄的母亲送子出征，列车的汽笛已经鸣响，甚至已经缓缓出发，而母亲仍然扯着儿子的衣袖，随着列车奔跑着，眼角眉梢，道不尽的离愁。
这别离前的半分钟，于考试成绩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也想不明白。我傻得紧，倒是曾经在一次考试时，都已检查完毕，突然临交卷时鬼使神差地改了一个答案，结果把对的改成了错的，出了考场后悔得肠子都快断了。大概这最后争得的半秒之内会发生的事情，就跟买六合彩一样，运气好的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运气不好的，象我，只能弄巧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前一后，占的不过是一分钟的便宜，可是总有人乐此不疲，而且还当作经验来传播。哪天有机会，真想到美国去做个统计，看看到底有多少学子的留学之路是这抢来的一分钟铺就的，到底有谁会象某养肝护肝茶的广告一样，声情并茂地对大家讲，“多亏了这抢来的一分钟，答题前抢半分钟，保驾又护航，交卷时赖半分钟，好运常伴身旁！我呀，再打个电话，让ETS多送几分钟过来！”
日内瓦散记（一）（2005年10月15日）
总算又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进了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了博客，果然有人质问我怎么“推车”推了一个星期。赶紧上来报个到：这过去的一星期，我去日内瓦出差了。游记怎么写，还没有想好，索性来个博客体，写到哪儿想到哪儿吧。
北京到日内瓦没有直飞的航线，一般都要在德国转机。同行的部分同事是在法兰克福转，但不料我买票晚了一步，法兰克福已经被别人抢占了，只好退而到慕尼黑转机。倒不是我嫌弃慕尼黑，只是慕尼黑转机要在机场停留将近五个小时。我十日下午一点从北京出发，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才到达慕尼黑，又在慕尼黑机场等了近五个小时，然后再飞近一个小时才到日内瓦，到日内瓦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将近夜里12店（北京时间第二天早上六点了）。从慕尼黑到日内瓦的飞机非常小，我们坐在靠后面的座位，据说噪音非常大，然而我居然没有发觉，因为我一上飞机就累极睡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到日内瓦了。与其说是睡去，不如说差不多是“昏死过去”，基本毫无知觉。
中国驻WTO代表团在日内瓦有专设的接待处，就是著名的“×号院”，凡是WTO相关的代表团去日内瓦都住那里，我们也一样。刚下飞机，就有×号院的车来接机，于是顺利地抵达了我们久仰的“×号院”。之前跟同事说起我们在瑞士要入住“×号院”，同事听了都意味深长地笑，我还不知所以然。这到了之后，终于明白了个中滋味。今天就先讲讲“×号院”。
“×号院”没有牌子，只有一个大门和一个小门，凭密码进入。一进“×号院”的大门，右手边就是传达室。那日我们一到，从车里把箱子取出来，还没有站稳，传达室的大妈就出现了，大声嚷嚷着，“登记登记！”我们于是登了记，领了钥匙，被告知了小门的密码和住宿规定等等，感觉终于到了日内瓦，却住近了国内80年代左右常见的招待所。招待所的房间非常狭窄局促，一张单人床占掉半个房间，旁边还有一个衣架，一个衣柜，电视柜和桌子。但不知为何，衣柜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柜子，上面上着所。我试图拉开，未遂。一夜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神秘的带锁的柜子里装的是什么。
当晚累极，倒头就睡，居然没有了时差干扰。我从国内带了手机过去，但因为不能漫游，就没有带充电器，去了“×号院”，才发现这“叫醒服务”自然是想都别想，只好把手机打开当闹钟用。头一晚登记时就被大妈通知，早饭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到八点半，过时不候。于是早上七点四十准时到了餐厅，发现一进门居然是一个大学时代食堂里常见的放饭盆的柜子。柜子里，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有一个盘子，上面倒扣着一个碗，小格子下面贴着一张小标签，标着一个号码。进了餐厅，只见厨房的窗口摆着几个不锈钢大锅，里面放着粥、汤等等，旁边还有花卷、鸡蛋，鸡蛋旁边居然还有一个牌子，写着“鸡蛋每人限一个”。我们上前张望，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规矩。里面的厨师拉长了声音，问：“新来的吧？门口柜子上找你的房间号，对应的格子里有你的碗！”赶紧跑去找来碗，拿到厨师跟前，听候下一步发落。厨师从里面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记住了，这筷子吃完了洗干净，下顿接着用，走时候再扔，听见没有？”我们连连点头，说记住了，于是被发了筷子，终于吃上了饭。吃饭的时候，发现暖气上有蟑螂在爬，跟同事说，同事说他在屋里也发现了好多，顿时让我没了胃口。吃完饭之后，不论官职大小，外交官们一律亲自刷碗。这里不比家里，没有了刷碗机，唉！
“×号院”的住宿费里面包括早餐和晚餐。如果要吃午餐，要预先登记，每顿五美元。“×号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只收美元，而且必须是现金，这相对于其地处以金融和银行著称于世的瑞士，真是一个讽刺。
吃过早饭，我们去WTO大楼。WTO大楼在雷蒙湖边，离“×号院”很近，走路就可以去，而且一路风景优美。一出“×号院”，走路不到两分钟，就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酒店，叫“President Wilson”，据说那里的总统套房的价格排在世界第一。代表团的同事告诉我，中美WTO谈判的时候，美国代表就住那里。同事说，谁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一样是外交官，谈判的时候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端，谈判结束后都回到同一个街区的两端，然而这么近的距离，真的就是两个世界。
北京到日内瓦没有直飞的航线，一般都要在德国转机。同行的部分同事是在法兰克福转，但不料我买票晚了一步，法兰克福已经被别人抢占了，只好退而到慕尼黑转机。倒不是我嫌弃慕尼黑，只是慕尼黑转机要在机场停留将近五个小时。我十日下午一点从北京出发，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才到达慕尼黑，又在慕尼黑机场等了近五个小时，然后再飞近一个小时才到日内瓦，到日内瓦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将近夜里12店（北京时间第二天早上六点了）。从慕尼黑到日内瓦的飞机非常小，我们坐在靠后面的座位，据说噪音非常大，然而我居然没有发觉，因为我一上飞机就累极睡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到日内瓦了。与其说是睡去，不如说差不多是“昏死过去”，基本毫无知觉。
中国驻WTO代表团在日内瓦有专设的接待处，就是著名的“×号院”，凡是WTO相关的代表团去日内瓦都住那里，我们也一样。刚下飞机，就有×号院的车来接机，于是顺利地抵达了我们久仰的“×号院”。之前跟同事说起我们在瑞士要入住“×号院”，同事听了都意味深长地笑，我还不知所以然。这到了之后，终于明白了个中滋味。今天就先讲讲“×号院”。
“×号院”没有牌子，只有一个大门和一个小门，凭密码进入。一进“×号院”的大门，右手边就是传达室。那日我们一到，从车里把箱子取出来，还没有站稳，传达室的大妈就出现了，大声嚷嚷着，“登记登记！”我们于是登了记，领了钥匙，被告知了小门的密码和住宿规定等等，感觉终于到了日内瓦，却住近了国内80年代左右常见的招待所。招待所的房间非常狭窄局促，一张单人床占掉半个房间，旁边还有一个衣架，一个衣柜，电视柜和桌子。但不知为何，衣柜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柜子，上面上着所。我试图拉开，未遂。一夜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神秘的带锁的柜子里装的是什么。
当晚累极，倒头就睡，居然没有了时差干扰。我从国内带了手机过去，但因为不能漫游，就没有带充电器，去了“×号院”，才发现这“叫醒服务”自然是想都别想，只好把手机打开当闹钟用。头一晚登记时就被大妈通知，早饭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到八点半，过时不候。于是早上七点四十准时到了餐厅，发现一进门居然是一个大学时代食堂里常见的放饭盆的柜子。柜子里，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有一个盘子，上面倒扣着一个碗，小格子下面贴着一张小标签，标着一个号码。进了餐厅，只见厨房的窗口摆着几个不锈钢大锅，里面放着粥、汤等等，旁边还有花卷、鸡蛋，鸡蛋旁边居然还有一个牌子，写着“鸡蛋每人限一个”。我们上前张望，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规矩。里面的厨师拉长了声音，问：“新来的吧？门口柜子上找你的房间号，对应的格子里有你的碗！”赶紧跑去找来碗，拿到厨师跟前，听候下一步发落。厨师从里面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记住了，这筷子吃完了洗干净，下顿接着用，走时候再扔，听见没有？”我们连连点头，说记住了，于是被发了筷子，终于吃上了饭。吃饭的时候，发现暖气上有蟑螂在爬，跟同事说，同事说他在屋里也发现了好多，顿时让我没了胃口。吃完饭之后，不论官职大小，外交官们一律亲自刷碗。这里不比家里，没有了刷碗机，唉！
“×号院”的住宿费里面包括早餐和晚餐。如果要吃午餐，要预先登记，每顿五美元。“×号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只收美元，而且必须是现金，这相对于其地处以金融和银行著称于世的瑞士，真是一个讽刺。
吃过早饭，我们去WTO大楼。WTO大楼在雷蒙湖边，离“×号院”很近，走路就可以去，而且一路风景优美。一出“×号院”，走路不到两分钟，就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酒店，叫“President Wilson”，据说那里的总统套房的价格排在世界第一。代表团的同事告诉我，中美WTO谈判的时候，美国代表就住那里。同事说，谁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一样是外交官，谈判的时候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端，谈判结束后都回到同一个街区的两端，然而这么近的距离，真的就是两个世界。
我最爱的水果伤我最深（2005年10月2日）
很多人不喜欢吃榴莲，因为味道太“臭”。我却独好这一口，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泰国，全团的人只有我一个吃的喜形于色，其他人都掩鼻而去。回了北京，就一直念念不忘。终于有一年，父母来北京看我。我兴冲冲地买了榴莲回家让他们尝尝。母亲看着那一团黄乎乎、臭烘烘的东西，坚决不肯尝试。父亲在我百般劝说之下不忍拂了我的好意，终于硬着头皮尝了一块，说还不错，挺好吃的，可是他脸上浮现出的那个惨惨的笑容还是出卖了他。剩下的那些，母亲说，你快吃，你要再不吃，我替你扔了。于是那天我打着孝敬父母的幌子，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喜好。
因为家人都不吃，每次买榴莲都只好买超市里切开包好的，而不能买整只榴莲。而且买的时候也总得趁家人不在的时候。但即使家人不在，住的还是公寓楼，每次买了榴莲也得坐电梯回家。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每次都有人狐疑地左右嗅嗅，然后朝我这里张望。我手里大包小包都是从超市买来的东西，还真是很难看出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个气味，所以大家只好互相猜疑，很不利于安定团结。这要是追究起来，我还差一点就有了破坏构筑和谐社会的嫌疑。
可对榴莲的喜欢，却有增无减。就好像是一个少女交了一个混混男友，虽然满身刺青、吊儿郎当，让父母朋友都看不过眼，可心里对他仍然充满了喜欢，并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有所变化。甚而至于，别人越反对，越是非他不嫁。就象我，每次去了超市，因为不能买榴莲，所以总得先去那附近逛逛。每次家人问起想吃什么水果，也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要吃榴莲，“逆反”得紧。
今天去家乐福，我照例先去榴莲处报个到。可是超市里人太多，我刚在那里站定，就突然有一小朋友推一购物车疾驰过来，我本能地拉着我的购物车往边上闪，却没想到实打实地撞到了堆的老高的榴莲上。胳膊上一阵剧痛，我赶紧撩起袖子一看，居然被榴莲的刺扎出了血。
吃了这么多年的水果，还从来没有被水果弄伤过。水果刀弄伤的不算，那是别人而不是他。可是他，我最钟爱的榴莲，却弄伤了我。改编一下那一句著名的歌词，这应该叫做“我最爱的水果伤我最深”？
因为家人都不吃，每次买榴莲都只好买超市里切开包好的，而不能买整只榴莲。而且买的时候也总得趁家人不在的时候。但即使家人不在，住的还是公寓楼，每次买了榴莲也得坐电梯回家。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每次都有人狐疑地左右嗅嗅，然后朝我这里张望。我手里大包小包都是从超市买来的东西，还真是很难看出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个气味，所以大家只好互相猜疑，很不利于安定团结。这要是追究起来，我还差一点就有了破坏构筑和谐社会的嫌疑。
可对榴莲的喜欢，却有增无减。就好像是一个少女交了一个混混男友，虽然满身刺青、吊儿郎当，让父母朋友都看不过眼，可心里对他仍然充满了喜欢，并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有所变化。甚而至于，别人越反对，越是非他不嫁。就象我，每次去了超市，因为不能买榴莲，所以总得先去那附近逛逛。每次家人问起想吃什么水果，也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要吃榴莲，“逆反”得紧。
今天去家乐福，我照例先去榴莲处报个到。可是超市里人太多，我刚在那里站定，就突然有一小朋友推一购物车疾驰过来，我本能地拉着我的购物车往边上闪，却没想到实打实地撞到了堆的老高的榴莲上。胳膊上一阵剧痛，我赶紧撩起袖子一看，居然被榴莲的刺扎出了血。
吃了这么多年的水果，还从来没有被水果弄伤过。水果刀弄伤的不算，那是别人而不是他。可是他，我最钟爱的榴莲，却弄伤了我。改编一下那一句著名的歌词，这应该叫做“我最爱的水果伤我最深”？
让我推车，是你的错（2005年10月3日）
骑车经过二环，看到主路上前方有一辆桑塔纳2000坏在了路当中。幸好周围车辆稀少，半天不动也没有人按喇叭，不耐烦。过了一会儿，居然是副座上的女子下来推车了。女子长得娇小玲珑，站在诺大一辆车后面，显得楚楚可怜。一个女子的力量，想必推起车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车动得极艰难。驾驶座上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倒是镇定自若地握着方向盘，一副尽在掌握之中的嘴脸。
这景象看得让我心酸而又愤怒。不知那女子做何感想。不过换了是我，还真得跟那肥头大耳的所谓“良人”理论一番，虽说这时代男女平等了，虽说这年景小女子们也要在职场拼搏，虽说我不会开车，但是，让我一个弱女子推车，是你的错。
是的，这时代男女平等了。但是亲爱的，咱家孩子恐怕仍然得跟父姓，传承的仍然是你的血脉。我的姓氏虽然没有跟着你改变，但是在世人的眼里，我仍然是“你的女人”。你希望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希望我优雅漂亮，让你在朋友面前长尽颜面，那么，你就不要要求我能象虎妞一样推车。如果你希望找一个皮实健壮的女人，那么当初你就不应该找我。我不否认有些女人壮如男子，但若我有蛮力推车，恐怕就不能如你所愿，在晚宴上穿起性感晚装，给你充那个门面。亲爱的，你选择了我的娇小玲珑，那你就势必要放弃孔武有力，你不能，也不应该，指望我文武双全。
是的，这年景我也要在职场打拚，而且做的不一定比周围的男同事差。但是亲爱的，我在职场的坚强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我也要坚强，否则我尽可以嫁给工作、嫁给公司，而不需要嫁给你。我工作，所以公司要给我薪水，让我经济独立，让我穿衣吃饭靠的不是你。我嫁给你，给你生儿育女，给你洗刷缝补，所以你要爱我、疼我，怜惜我。若我嫁得一个丈夫，只是为了让我在辛苦工作，挣钱贴补家用之余，还要使蛮力推车，让别人看到“良人”你逍遥坐在车里，那么，亲爱的，你的价值何在。人生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嫁给你，你总要付出些什么。即使你给我百万家产，换我一生的时间，三十年的性服务、外加生儿育女、服侍全家老小，你给我支付的报酬恐怕比包工头给民工的还低。再说，你有百万家产吗？所以，请善待我，呵护我，这是你在这份感情中仅有的价值所在，也是能让我留在你身边的唯一原因。
是的，我不会开车，或者也许开车技术很差。但是，这不是你让我推车的理由。车已经坏了，所以才要推，而你坐在驾驶座上，恐怕也只能是把握一下方向盘。这个，我不会开车也可以做。即使我坐到方向盘后面，车子也不会象离铉的箭一样飞出失控。你再健壮，恐怕也不能把车推得虎虎生风，所以让我来把握方向，效果跟你坐在那里恐怕没有什么区别。即使你仍然不放心我，不愿让我坐在方向盘后面，也没关系。我们不是没有见过街头的出租司机自己开着车门，边把握方向边推车。他能，你也能。他没有打电话回家让老婆出来帮忙推车，你也不应该。
咱家若有女儿，也会娇生惯养地养大，你恐怕连句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我，也曾经是父母家娇滴滴的小女儿。你不会舍得让咱家的女儿嫁给一个舍得让她推车的人，别人家的女儿也一样。
这景象看得让我心酸而又愤怒。不知那女子做何感想。不过换了是我，还真得跟那肥头大耳的所谓“良人”理论一番，虽说这时代男女平等了，虽说这年景小女子们也要在职场拼搏，虽说我不会开车，但是，让我一个弱女子推车，是你的错。
是的，这时代男女平等了。但是亲爱的，咱家孩子恐怕仍然得跟父姓，传承的仍然是你的血脉。我的姓氏虽然没有跟着你改变，但是在世人的眼里，我仍然是“你的女人”。你希望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希望我优雅漂亮，让你在朋友面前长尽颜面，那么，你就不要要求我能象虎妞一样推车。如果你希望找一个皮实健壮的女人，那么当初你就不应该找我。我不否认有些女人壮如男子，但若我有蛮力推车，恐怕就不能如你所愿，在晚宴上穿起性感晚装，给你充那个门面。亲爱的，你选择了我的娇小玲珑，那你就势必要放弃孔武有力，你不能，也不应该，指望我文武双全。
是的，这年景我也要在职场打拚，而且做的不一定比周围的男同事差。但是亲爱的，我在职场的坚强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我也要坚强，否则我尽可以嫁给工作、嫁给公司，而不需要嫁给你。我工作，所以公司要给我薪水，让我经济独立，让我穿衣吃饭靠的不是你。我嫁给你，给你生儿育女，给你洗刷缝补，所以你要爱我、疼我，怜惜我。若我嫁得一个丈夫，只是为了让我在辛苦工作，挣钱贴补家用之余，还要使蛮力推车，让别人看到“良人”你逍遥坐在车里，那么，亲爱的，你的价值何在。人生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嫁给你，你总要付出些什么。即使你给我百万家产，换我一生的时间，三十年的性服务、外加生儿育女、服侍全家老小，你给我支付的报酬恐怕比包工头给民工的还低。再说，你有百万家产吗？所以，请善待我，呵护我，这是你在这份感情中仅有的价值所在，也是能让我留在你身边的唯一原因。
是的，我不会开车，或者也许开车技术很差。但是，这不是你让我推车的理由。车已经坏了，所以才要推，而你坐在驾驶座上，恐怕也只能是把握一下方向盘。这个，我不会开车也可以做。即使我坐到方向盘后面，车子也不会象离铉的箭一样飞出失控。你再健壮，恐怕也不能把车推得虎虎生风，所以让我来把握方向，效果跟你坐在那里恐怕没有什么区别。即使你仍然不放心我，不愿让我坐在方向盘后面，也没关系。我们不是没有见过街头的出租司机自己开着车门，边把握方向边推车。他能，你也能。他没有打电话回家让老婆出来帮忙推车，你也不应该。
咱家若有女儿，也会娇生惯养地养大，你恐怕连句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我，也曾经是父母家娇滴滴的小女儿。你不会舍得让咱家的女儿嫁给一个舍得让她推车的人，别人家的女儿也一样。
莫露败相（2005年10月2日）
傍晚逛街，经过卖鞋的地方，看到一双漂亮鞋子，正打算细细选购，不料还没有来得及近身驻足，售货员就急奔过来，不停地说这双鞋子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便宜实惠，还可以返券，买200返150等等，恨不得这就把鞋塞到我包里，把我的钱包换出来。她这过分积极热情的态势吓着了我，让我再没有了驻足的兴致，于是只好说随便看看，立刻走开。听到身后的售货员跟另外一个人说，哎呀，好歹再来一个人再买一双吧，今天的任务还差400块才能完成。
其实即使不听到她这么说，我也猜到了。虽说做销售的人在推销时都是一样的热情，但她的行为中却没有了最后的矜持，而显得过于急迫甚至绝望。如果是早上刚开门的时候，仍然有一天的时光和希望在前面，售货员是不会如此急切的。虽然卖东西的心是一样的，但放眼看去，有的是时间可以挥霍，说不定中午时分就能碰到一群买家，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当日的配额完成。有着希望和梦想，同时还有着可供挥霍的时间的时候，她虽然积极销售，但心情是从容的。可是到了傍晚时分，已是快下班的时候，顾客也越来越少，而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心情开始不再轻松，见到潜在的机会的时候，势必就有些操之过急，希望可以当场锁定。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们以为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因此可以过得恣意张扬，以为自己会永远这样年轻下去，于是对工作、对老板都硬气得狠，一付虎落平原的不甘和势必会飞上枝头的硬气。一不留神，到了三十郎当岁，就变得惶恐起来，自觉事业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而更年轻的后辈却已层出。相对于新人而言，自己的边际效益锐减，于是底气都虚了很多，在工作中也慢慢开始低声下气了起来。
二十岁的女孩子，都骄傲得如同公主，对身边的追求者挑三拣四，觉得不远的将来就会有自己的王子骑着白马到来。等到到了三十岁左右，白马王子还是没有到来，而周围的追求者渐渐散了，于是心里急了起来，赶紧在残存的选项中找个最好的选定。否则再大几岁，说不定连当年看不上的那些候选人，都得自己主动出击，也未必会成功。心里这样想了，行动也就怯了，于是觉得自己不能再承担这样的矜持和骄傲，急切起来。等到了四十岁，则更是心虚得紧，主动穿上年少时都不曾穿过的超短裙，扎上十七八岁之后就没再扎过的马尾辫，整天挺胸收腹地掩藏身上的赘肉，把各种昂贵的护肤品往脸上身上堆，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遮瑕霜抗皱蜜盖上。见了人，不用开口，单这一身扮相，就足以泄了末路穷途的底。
可惜的是，人性丑恶，胜者为王败者寇，多有赞誉而少有怜悯。面对卖鞋的售货员在傍晚时分急切的夸赞，顾客大多会退避三舍 ―― 谁知这鞋是真好还是假好，真好还用得着这么急切地推销？而对于开始装嫩的女人，到底有没有人告诉过她们，打扮成这样，简直就是把“本店生意不好，乏人问津”的招牌贴在了脑门上？晚市的萝卜，很少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即使急迫，也请努力修饰，做符合自己年龄和修养的事，切莫不小心露了底牌，显出败相。
商业谈判中，即使是再不利的谈判地位，各方在谈判桌上也要不动声色，生怕露了底，否则这败相一旦泄了出去，恐怕招来的不是对手的同情，而是被乘人之危的境遇。商业之外，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即使不听到她这么说，我也猜到了。虽说做销售的人在推销时都是一样的热情，但她的行为中却没有了最后的矜持，而显得过于急迫甚至绝望。如果是早上刚开门的时候，仍然有一天的时光和希望在前面，售货员是不会如此急切的。虽然卖东西的心是一样的，但放眼看去，有的是时间可以挥霍，说不定中午时分就能碰到一群买家，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当日的配额完成。有着希望和梦想，同时还有着可供挥霍的时间的时候，她虽然积极销售，但心情是从容的。可是到了傍晚时分，已是快下班的时候，顾客也越来越少，而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心情开始不再轻松，见到潜在的机会的时候，势必就有些操之过急，希望可以当场锁定。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们以为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因此可以过得恣意张扬，以为自己会永远这样年轻下去，于是对工作、对老板都硬气得狠，一付虎落平原的不甘和势必会飞上枝头的硬气。一不留神，到了三十郎当岁，就变得惶恐起来，自觉事业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而更年轻的后辈却已层出。相对于新人而言，自己的边际效益锐减，于是底气都虚了很多，在工作中也慢慢开始低声下气了起来。
二十岁的女孩子，都骄傲得如同公主，对身边的追求者挑三拣四，觉得不远的将来就会有自己的王子骑着白马到来。等到到了三十岁左右，白马王子还是没有到来，而周围的追求者渐渐散了，于是心里急了起来，赶紧在残存的选项中找个最好的选定。否则再大几岁，说不定连当年看不上的那些候选人，都得自己主动出击，也未必会成功。心里这样想了，行动也就怯了，于是觉得自己不能再承担这样的矜持和骄傲，急切起来。等到了四十岁，则更是心虚得紧，主动穿上年少时都不曾穿过的超短裙，扎上十七八岁之后就没再扎过的马尾辫，整天挺胸收腹地掩藏身上的赘肉，把各种昂贵的护肤品往脸上身上堆，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遮瑕霜抗皱蜜盖上。见了人，不用开口，单这一身扮相，就足以泄了末路穷途的底。
可惜的是，人性丑恶，胜者为王败者寇，多有赞誉而少有怜悯。面对卖鞋的售货员在傍晚时分急切的夸赞，顾客大多会退避三舍 ―― 谁知这鞋是真好还是假好，真好还用得着这么急切地推销？而对于开始装嫩的女人，到底有没有人告诉过她们，打扮成这样，简直就是把“本店生意不好，乏人问津”的招牌贴在了脑门上？晚市的萝卜，很少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即使急迫，也请努力修饰，做符合自己年龄和修养的事，切莫不小心露了底牌，显出败相。
商业谈判中，即使是再不利的谈判地位，各方在谈判桌上也要不动声色，生怕露了底，否则这败相一旦泄了出去，恐怕招来的不是对手的同情，而是被乘人之危的境遇。商业之外，又何尝不是如此。
露营（2005年10月1日）
过几日要跟朋友出去露营，而且就是去我出生的那个蛮夷之地。在那里我出生、哭闹、尿床、生病、上学、逃学、挨打…折腾了将近十六年才离开，居然没有见过那里最富盛名的草原。每当有人问起的时候，我都惭愧的说，我从来没见过草原。我不排除小的时候可能要求我爸给我当马骑过，我也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正月十五出去看灯的时候会骑在舅舅的脖子上，但是，是的，我也没骑过马，真正的马，爸爸装的不算。
终于有朋友说要去那里玩儿，而且终于不是因为我从那里来才约我同去，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朋友进而说可能要去露营，搭帐篷在外面住。我大惊，说我从来没有露营过，带我去岂不是负担？朋友眨眼，说没关系，我们都露营过，你什么都不用管，帐篷、炊具，统统都有我们准备，你只管带着自己去，做你的第一次尝试。朋友说，等你回来，博客是有的写了。
居然有这样的好事，哪有不去的道理，尽管这对我是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尽管还有人恐吓我说那里可能有狼。但是没关系，在不危及我生命的情况下，如果能亲眼见到草原上的狼，尽管是个“异常”，倒也是个风景。历史其实跟分分秒秒日日月月的寻常无关，而恰恰是这些“异常”写就的。不信你去翻翻历史书，通篇都是哪年哪月哪日，朝廷出了什么事；又有哪年哪月哪日，边疆出来什么事；然有哪年哪月哪日，邻国进犯了等等。假设没有这些“异常”，恐怕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只落得单薄的一句，“隔壁猿人们又生老病死了。”
个人的生活也一样，生活中总得有波峰波谷，才能谱写出曲调。这一年365天，总得制造出一些个“异常”和风景，才能断出章节。否则一生下来（其实出生本身也是“异常”）哭的那一声就奠定了以后的基调，岂不无趣之极，简历上也只能写上两行，一行是出生，一行是死亡，总还算得上是异常，中间的一段，一点战事也无，一点记录也无。
于是生活中才总会有问题。其实某咨询公司说的对，问题真的可以是机遇，尤其是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简直可以盖棺定论地追认为“机遇”。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的出现，都切断了生活不变的轨迹，提供了改善的余地。有了问题，原来的轨迹没有办法持续，人就不得不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改善境遇。如果没有问题，人性中的惰性会紧紧抱住我们的腿，把我们拖在舒适的现状里，然后偷偷地把我们生活的轨迹用时光抹去。等要离开的那一日，发现这一生的录像带居然被洗了，洗带子的正是惰性和时光。异常和风景，都被我们当做问题赶走了。
有些问题需要长期间来解决的，有些问题马上就可以面对的。长期间不能解决的，或者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就成了烦恼，成了郁闷，成了记忆里的一个“病灶”。而短期可以解决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立刻就能看出是个“机遇”。 “病灶”如果暂且解决不了，不妨放一放，也许哪一天就能突然豁然开朗，找出解决的办法。
露营于我，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帮助我把最近一段的生活做一个人为切割，做出一个“异常”来，希望能够记录到不同的风景。
终于有朋友说要去那里玩儿，而且终于不是因为我从那里来才约我同去，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朋友进而说可能要去露营，搭帐篷在外面住。我大惊，说我从来没有露营过，带我去岂不是负担？朋友眨眼，说没关系，我们都露营过，你什么都不用管，帐篷、炊具，统统都有我们准备，你只管带着自己去，做你的第一次尝试。朋友说，等你回来，博客是有的写了。
居然有这样的好事，哪有不去的道理，尽管这对我是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尽管还有人恐吓我说那里可能有狼。但是没关系，在不危及我生命的情况下，如果能亲眼见到草原上的狼，尽管是个“异常”，倒也是个风景。历史其实跟分分秒秒日日月月的寻常无关，而恰恰是这些“异常”写就的。不信你去翻翻历史书，通篇都是哪年哪月哪日，朝廷出了什么事；又有哪年哪月哪日，边疆出来什么事；然有哪年哪月哪日，邻国进犯了等等。假设没有这些“异常”，恐怕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只落得单薄的一句，“隔壁猿人们又生老病死了。”
个人的生活也一样，生活中总得有波峰波谷，才能谱写出曲调。这一年365天，总得制造出一些个“异常”和风景，才能断出章节。否则一生下来（其实出生本身也是“异常”）哭的那一声就奠定了以后的基调，岂不无趣之极，简历上也只能写上两行，一行是出生，一行是死亡，总还算得上是异常，中间的一段，一点战事也无，一点记录也无。
于是生活中才总会有问题。其实某咨询公司说的对，问题真的可以是机遇，尤其是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简直可以盖棺定论地追认为“机遇”。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的出现，都切断了生活不变的轨迹，提供了改善的余地。有了问题，原来的轨迹没有办法持续，人就不得不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改善境遇。如果没有问题，人性中的惰性会紧紧抱住我们的腿，把我们拖在舒适的现状里，然后偷偷地把我们生活的轨迹用时光抹去。等要离开的那一日，发现这一生的录像带居然被洗了，洗带子的正是惰性和时光。异常和风景，都被我们当做问题赶走了。
有些问题需要长期间来解决的，有些问题马上就可以面对的。长期间不能解决的，或者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就成了烦恼，成了郁闷，成了记忆里的一个“病灶”。而短期可以解决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立刻就能看出是个“机遇”。 “病灶”如果暂且解决不了，不妨放一放，也许哪一天就能突然豁然开朗，找出解决的办法。
露营于我，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帮助我把最近一段的生活做一个人为切割，做出一个“异常”来，希望能够记录到不同的风景。
唐磊和《丁香花》（2005年9月25日）
唐磊是谁，我其实不知道。有一本书叫《丁香花》，我也不知道它写的是什么。但是唐磊和《丁香花》在这个周末彻底左右了我们楼里开电梯的小姑娘们的幸福指数。今天一个上午，已经有三个不同的“电梯司机”兴奋地捧着《丁香花》跟我炫耀，说“看，昨天唐磊在物美签名售书。”为了不扫姑娘们的兴，我识趣地说，“人肯定很多，排了很长的队吧，真不容易。”姑娘们兴奋地点头，似乎能够买到唐磊签名的书真是一件幸事。假若我告诉姑娘们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她们喜欢的偶像是谁，也压根不知道这个什么《丁香花》是什么，相反，我最近感兴趣的书是中国加入WTO的《入世议定书》，恐怕她们都会以为我疯了。实际上，我可能倒不是疯了，大约只是老了。我记得当年我姥爷退休在家的时候，就天天坐在桌前看《新华字典》。
不过姑娘们的兴奋倒着实也感染了我一些，让我觉得原来生活中有许多小事可以让人感动。我一直以为开电梯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枯燥无味、最没有创造性、最蹉跎岁月、最可有可无的工作。电梯上面，也就只有楼层的那几个钮，居然需要专门开辟一个岗位，安排一个手持小棍的人去按照住户的指令去捅一下那几个钮，似乎颇有一些垄断的意味，虽然没有难度，可你没有执照就是不许干，所有你只能假装没手没脚，需要央求所谓的“电梯司机”替你按钮。这要是在星级宾馆中，也算是个服务，可是在居民楼里，却着实没有必要，而且有时颇让人懊恼。比如说小姑娘上厕所去的时候，就会“按照要求”神奇活现地把电梯锁上，象我这样住在20层的人就只能英雄气短地等着她老人家更衣完毕，才能上楼。因为这个工作的没有必要，而客观情况下她们又不得不存在，电梯工和住户的矛盾就很多，经常有象我这样的“刁民”与她们为难，虽然错不一定在她们。
因此我总是想，虽然做律师很惨，幸亏还比开电梯强，不用每日百无聊赖地坐在这个小箱子了，受上上下下的人的闲气。可是我最近发现，开电梯的小姑娘远比我这个可以给她们闲气的人活得开心。那日我加班至凌晨两点回到住处，电梯已经被锁，我又困又累又气急败坏地去敲了电梯工的门，要求她们起床给我把电梯打开。换了是我，睡梦中被人叫醒，钻出被窝去给人开门，肯定会恶从胆边生，可小姑娘却努力地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笑嘻嘻地说，马上就好。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上班，在电梯里，小姑娘还不计前嫌地说，昨晚回来那么晚，今早也不多睡会儿啊？其实她六点就已经上班了。
据统计中国对于生活最积极，最具有幸福感的人居然是月收入在1000－2000元左右的人。这让我觉得诧异。因为这部分人的工作恐怕大多都是最没有意思的重复性低附加值劳动，而且在中国目前的劳动环境下，恐怕大多都是劳动强度未必很大，但工作时间却可以拖得很长。可正是这部分人，居然活的最快乐。
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恰恰在于，他们的快乐指数是唐磊就可以调动的，而我却一直以为我的快乐指数只有拉米和古铁雷斯才可以影响。可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能让拉米和古铁雷斯做的好事呢？
不过姑娘们的兴奋倒着实也感染了我一些，让我觉得原来生活中有许多小事可以让人感动。我一直以为开电梯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枯燥无味、最没有创造性、最蹉跎岁月、最可有可无的工作。电梯上面，也就只有楼层的那几个钮，居然需要专门开辟一个岗位，安排一个手持小棍的人去按照住户的指令去捅一下那几个钮，似乎颇有一些垄断的意味，虽然没有难度，可你没有执照就是不许干，所有你只能假装没手没脚，需要央求所谓的“电梯司机”替你按钮。这要是在星级宾馆中，也算是个服务，可是在居民楼里，却着实没有必要，而且有时颇让人懊恼。比如说小姑娘上厕所去的时候，就会“按照要求”神奇活现地把电梯锁上，象我这样住在20层的人就只能英雄气短地等着她老人家更衣完毕，才能上楼。因为这个工作的没有必要，而客观情况下她们又不得不存在，电梯工和住户的矛盾就很多，经常有象我这样的“刁民”与她们为难，虽然错不一定在她们。
因此我总是想，虽然做律师很惨，幸亏还比开电梯强，不用每日百无聊赖地坐在这个小箱子了，受上上下下的人的闲气。可是我最近发现，开电梯的小姑娘远比我这个可以给她们闲气的人活得开心。那日我加班至凌晨两点回到住处，电梯已经被锁，我又困又累又气急败坏地去敲了电梯工的门，要求她们起床给我把电梯打开。换了是我，睡梦中被人叫醒，钻出被窝去给人开门，肯定会恶从胆边生，可小姑娘却努力地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笑嘻嘻地说，马上就好。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上班，在电梯里，小姑娘还不计前嫌地说，昨晚回来那么晚，今早也不多睡会儿啊？其实她六点就已经上班了。
据统计中国对于生活最积极，最具有幸福感的人居然是月收入在1000－2000元左右的人。这让我觉得诧异。因为这部分人的工作恐怕大多都是最没有意思的重复性低附加值劳动，而且在中国目前的劳动环境下，恐怕大多都是劳动强度未必很大，但工作时间却可以拖得很长。可正是这部分人，居然活的最快乐。
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恰恰在于，他们的快乐指数是唐磊就可以调动的，而我却一直以为我的快乐指数只有拉米和古铁雷斯才可以影响。可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能让拉米和古铁雷斯做的好事呢？
气氛(2005年9月30日）
明天就是国庆长假，今天办公室的气氛立刻变得及其懒散。象我就公然穿了牛仔裤在各处晃荡，这搁在平时肯定是要被讲究着装规定的老板痛斥的。可是今天，连老板自己都穿的花里胡梢，一派节日气氛，对我的牛仔裤球鞋居然也不再计较。
其实放假前的这一天跟平常的工作日没有什么不同，工作还是那些工作，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是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包括那些不出去玩儿的。大约都是节日气氛所感染的。假设没有黄金周，只是大家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休假时间，肯定只会是要休假的人欢欣鼓舞，要留下来一个人顶两个人工作的人愤懑不已。又怎么能出现这种万民欢庆的局面？
所以说气氛和形式，虽然有时被指责为“华而不实”，还真是不可小视，对女人可能尤其如此。大多数女孩子明知道用同样的钱下个馆子比买束花实惠，可是恐怕收到花束的心情远比啃了猪蹄儿要甜蜜。所以大街上林林总总的婚纱摄影才永远都生意兴隆。每个女人都抱怨那些婚纱照把自己照得不像自己了，可是几乎每个女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不能免俗的要去让化妆师把自己打扮成漂亮的“别人”，然后花大把银子买一堆“别人”的照片回去挂在自己的卧室，才觉得心安。相比之下，如果一个男人许诺说结婚之后我洗一辈子碗，恐怕要比拍一套婚纱照实惠得多，可是恐怕没有女人会获得跟照婚纱照同样的喜悦。
现代人结婚离婚越来越频繁，据说连婚礼誓词都恨不得从原本的“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改成“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不再爱你为止”，可是很多人仍然愿意大办婚礼，昭示天下自己有了“归属”，虽然这“归属”的时间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生活改善，女人们恨不得日日新装，可是穿上那袭婚纱的时候，仍然会泪盈于睫。日子一天天流逝，男人洗了一辈子碗的好处，恐怕女人倒不会时时想起，可是如果哪年哪月哪日男人送过花，发过誓，说过甜言蜜语，女人多半会记一辈子，等到年华老去的时候，仍然会甜蜜地提起。
因此这十一长假，提醒男人们注意一下虚荣的东西，千万不要象南桥，天天洗碗，自觉劳苦功高，却不得腐败分子欢心。下次，搞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试试，比如搞个浪漫生日庆典，找个小资景点出游？
其实放假前的这一天跟平常的工作日没有什么不同，工作还是那些工作，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是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包括那些不出去玩儿的。大约都是节日气氛所感染的。假设没有黄金周，只是大家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休假时间，肯定只会是要休假的人欢欣鼓舞，要留下来一个人顶两个人工作的人愤懑不已。又怎么能出现这种万民欢庆的局面？
所以说气氛和形式，虽然有时被指责为“华而不实”，还真是不可小视，对女人可能尤其如此。大多数女孩子明知道用同样的钱下个馆子比买束花实惠，可是恐怕收到花束的心情远比啃了猪蹄儿要甜蜜。所以大街上林林总总的婚纱摄影才永远都生意兴隆。每个女人都抱怨那些婚纱照把自己照得不像自己了，可是几乎每个女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不能免俗的要去让化妆师把自己打扮成漂亮的“别人”，然后花大把银子买一堆“别人”的照片回去挂在自己的卧室，才觉得心安。相比之下，如果一个男人许诺说结婚之后我洗一辈子碗，恐怕要比拍一套婚纱照实惠得多，可是恐怕没有女人会获得跟照婚纱照同样的喜悦。
现代人结婚离婚越来越频繁，据说连婚礼誓词都恨不得从原本的“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改成“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不再爱你为止”，可是很多人仍然愿意大办婚礼，昭示天下自己有了“归属”，虽然这“归属”的时间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生活改善，女人们恨不得日日新装，可是穿上那袭婚纱的时候，仍然会泪盈于睫。日子一天天流逝，男人洗了一辈子碗的好处，恐怕女人倒不会时时想起，可是如果哪年哪月哪日男人送过花，发过誓，说过甜言蜜语，女人多半会记一辈子，等到年华老去的时候，仍然会甜蜜地提起。
因此这十一长假，提醒男人们注意一下虚荣的东西，千万不要象南桥，天天洗碗，自觉劳苦功高，却不得腐败分子欢心。下次，搞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试试，比如搞个浪漫生日庆典，找个小资景点出游？
情感上的机会主义者（2005年9月20日）
牛津词典把“机会主义者”解释为那些通过非常规手段攫取机会的人。现代的企业家则认为，所谓的机会主义者，就是那些能够充分把握出现于他们面前的各种机会的人。这倒是有点符合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前，机会主义者绝对是个贬义词，谁要被扣上这个帽子，恐怕就很难在社会立足了。可到了现在，机会主义者的含义似乎发生了变化，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嘛，没人太在乎那只抓住老鼠的猫有没有投机，是不是机会主义者。
自古，要求商人不计利害是很困难的。难就难在有很多人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你希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坚持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说假话，凡事讲良知，对别人负责任，那你最好不进商场，因为利益面前，你会发现周围很多人是机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也许还可能利用你的善良和诚实得到好处。常见的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他们很可能成了商场的成功者。对于商场上的这种机会主义者，其实是很让人敬佩的。商场如战场，而战场上，机会就是生死，出奇才能致胜，而“奇”通常都奇在把握机会。
但说到情感上的机会主义者，就比较让人痛恨，恨就恨在这种人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他们太善于审时度势，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迅速倒戈，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避风港，而风平浪静之后，他们又可能迅速的跳出来，追求那些曾经放弃了的感情。从商业角度讲，这种运作无懈可击，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把风险做到最低，进可攻，退可守。但是，感情不是利益，把感情当作商业运作来玩儿，进可攻，伤的是那个曾经遮风挡雨的避风港，退可守，害的是那段曾经放弃了的感情。不论攻守，机会主义者自己都控制了损失，搭上的，是别人的眼泪。
万一哪一天两个受害人联起手来，机会主义者恐怕就大大失算了。
自古，要求商人不计利害是很困难的。难就难在有很多人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你希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坚持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说假话，凡事讲良知，对别人负责任，那你最好不进商场，因为利益面前，你会发现周围很多人是机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也许还可能利用你的善良和诚实得到好处。常见的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他们很可能成了商场的成功者。对于商场上的这种机会主义者，其实是很让人敬佩的。商场如战场，而战场上，机会就是生死，出奇才能致胜，而“奇”通常都奇在把握机会。
但说到情感上的机会主义者，就比较让人痛恨，恨就恨在这种人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他们太善于审时度势，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迅速倒戈，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避风港，而风平浪静之后，他们又可能迅速的跳出来，追求那些曾经放弃了的感情。从商业角度讲，这种运作无懈可击，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把风险做到最低，进可攻，退可守。但是，感情不是利益，把感情当作商业运作来玩儿，进可攻，伤的是那个曾经遮风挡雨的避风港，退可守，害的是那段曾经放弃了的感情。不论攻守，机会主义者自己都控制了损失，搭上的，是别人的眼泪。
万一哪一天两个受害人联起手来，机会主义者恐怕就大大失算了。
一心不二用？（2005年9月2日）
晚饭时跟同事聊天，谈到客户的问题。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同时给好几个客户干活，这样一天可以很容易就bill出去，而每个客户都不太可能对你每天一、两个小时的账单提出异议。相反，如果一天、甚至一周乃至更长的时间都只给一个客户干活，写账单就会变得很困难。虽然谁都可以理解有些事情比较复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无论是什么客户，哪怕是我自己，如果看到一个律师一天十个小时都在bill他，恐怕还是会怀疑：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吗？是不是为了赚钱在宰我？是不是看我从来没有对账单提出过异议就觉得我好欺负？
这些想法，都是人之常情，并不表明客户想赖帐或小气。只是他没有穿着你的鞋，走你的路，所以无法理解你所处的境遇而已。再说，即使客户理解你的处境不易，出于商人利益，他还是会尽可能压低费用，希望你收最少的费用，干最多的活。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明白菜市场的小贩风里雨里挣点钱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卖给我们菜的时候能比别人便宜，尤其是如果我们从一家小贩那里买一星期的菜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肯定是，我买这么多，你应该便宜点。可是如果你只是冲到菜市场里买一块姜，你大约就不会那么计较你买到的这块姜是不是全市场最便宜的、这个小贩有没有因为你经常关顾而给你一个折扣等等。利益太小，不值得算计。
同事不同意，说管它呢，我才不在乎能不能bill，我在乎的是能学到东西，因此我就愿意一天甚至一段时间内专心干一件事情，这样我可以深入的研究，彻底把问题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学到的本事才是自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不要总盯着眼前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bill客户。
这话听起来太有道理了。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总盯着眼前利益，深入研究，成为专家…我听到的这些教导太多了，多到我都能背下来了。可是，这到底是成功之路，还是惧怕走上成功之路的人的托词？等我练好了本领，我就去拯救世界，可是，什么时候你才能练好本领，而练好本领的标准是什么？有哲学家说过，你已知的东西越多，这个圈子之外的未知的东西就越多。学海无涯，什么时候你才能挺起胸膛，告诉自己说，我学够了，要出山了？还是说，如果等不到自信满的要溢出来的时候，你就做一辈子学生，一辈子不出山？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是在“学够了”的情况下出山的？
念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会教育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什么就专心干什么。可是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若干门课程之间juggle，稍不留神，就会偏科。按理说偏科恰恰证明了这个学生一心不二用，课程三千，他也只取一瓢饮，可是但凡发现学生偏科，老师都急得不得了，因为这样的人，很难被社会认同。就连高考，不也得总分够才行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几个是天才，是可以证明1＋1＝2的？
社会需要的，尤其是对于象你我这样的小人物，是可能在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工作之中游走的人，而不是一根筋，钻牛角尖的人。对于律师来说，能够承受来自不同客户的压力，能够在面对多项工作的时候仍然有条不紊，最大限度给出当时可能给出的最好的意见，不也是一个必须掌握的“学问”吗？当我们执着于研究一项任务，而放弃了这些综合素质的锻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倒有“一叶障目”的嫌疑？
而“三心二意”，是不是才是我们需要学会的？
这些想法，都是人之常情，并不表明客户想赖帐或小气。只是他没有穿着你的鞋，走你的路，所以无法理解你所处的境遇而已。再说，即使客户理解你的处境不易，出于商人利益，他还是会尽可能压低费用，希望你收最少的费用，干最多的活。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明白菜市场的小贩风里雨里挣点钱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卖给我们菜的时候能比别人便宜，尤其是如果我们从一家小贩那里买一星期的菜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肯定是，我买这么多，你应该便宜点。可是如果你只是冲到菜市场里买一块姜，你大约就不会那么计较你买到的这块姜是不是全市场最便宜的、这个小贩有没有因为你经常关顾而给你一个折扣等等。利益太小，不值得算计。
同事不同意，说管它呢，我才不在乎能不能bill，我在乎的是能学到东西，因此我就愿意一天甚至一段时间内专心干一件事情，这样我可以深入的研究，彻底把问题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学到的本事才是自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不要总盯着眼前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bill客户。
这话听起来太有道理了。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总盯着眼前利益，深入研究，成为专家…我听到的这些教导太多了，多到我都能背下来了。可是，这到底是成功之路，还是惧怕走上成功之路的人的托词？等我练好了本领，我就去拯救世界，可是，什么时候你才能练好本领，而练好本领的标准是什么？有哲学家说过，你已知的东西越多，这个圈子之外的未知的东西就越多。学海无涯，什么时候你才能挺起胸膛，告诉自己说，我学够了，要出山了？还是说，如果等不到自信满的要溢出来的时候，你就做一辈子学生，一辈子不出山？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是在“学够了”的情况下出山的？
念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会教育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什么就专心干什么。可是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若干门课程之间juggle，稍不留神，就会偏科。按理说偏科恰恰证明了这个学生一心不二用，课程三千，他也只取一瓢饮，可是但凡发现学生偏科，老师都急得不得了，因为这样的人，很难被社会认同。就连高考，不也得总分够才行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几个是天才，是可以证明1＋1＝2的？
社会需要的，尤其是对于象你我这样的小人物，是可能在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工作之中游走的人，而不是一根筋，钻牛角尖的人。对于律师来说，能够承受来自不同客户的压力，能够在面对多项工作的时候仍然有条不紊，最大限度给出当时可能给出的最好的意见，不也是一个必须掌握的“学问”吗？当我们执着于研究一项任务，而放弃了这些综合素质的锻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倒有“一叶障目”的嫌疑？
而“三心二意”，是不是才是我们需要学会的？
吹牛（2005年9月16日）
部门庆中秋，老板在旁边一川菜馆请客。这个川菜馆平时我们是断然不去的，倒不是说那儿的菜不好吃，而是这个菜馆活活能把川菜定出粤菜的价格，着实让人费解。很多时候，菜也是有阶级论的，是有上中下之分的，所以人们对于不同菜系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这川菜似乎向来都是以中低价位占领市场，突然象仙台的白菜一样系个红头绳贵将起来，还真是让人很不适应，感觉好端端一个平民家的孩子突然非要装高干子弟似的。
但既然是老板请客，我们也就乐得过一把伪高干子弟瘾，去吃一次仙台的白菜。一进餐厅门口，发现有一吹糖人的台子，旁边还有文字介绍吹糖人是我国民间艺术，特邀请民间艺术家现场免费表演制作糖人等等，旁边果然有一“民间艺术家”在搅着一锅糖，边上还立着几个已经吹好了的小动物。
趁着等菜的功夫，我们也去观赏了一下民间艺术表演，并且每人让“艺术家”给吹了一个。大家基本上都是点名要自己的属相。我的属相太张牙舞爪，“艺术家”说没法吹。属相不能吹，那吹什么呢？我想了半天，问“艺术家”，那吹牛呢？“艺术家”在大家的笑声中说，吹牛谁不会！好，那就给我吹个牛看看。
“艺术家”拿小棍挑出一小团糖泥，放在手里搓成一个圆球，然后从上面拉出一根长丝，放在嘴里。在圆球上揪出几个小棱，算作牛嘴，又拉出两根短丝，边拉边吹，一对牛角就吹出来了。艺术家又照样拉出几根短丝，吹成了牛腿。接下来，艺术家集中精力，猛吹几下，牛的身体就眼见着鼓胀了起来，象是一头大猪。艺术家停下来，把中间腰部捏小了一些，猪肚居然马上看着象牛了。而且，原本鼓胀的前半身在“细腰”的映衬下，居然显得很雄壮的样子，让人觉得牛的眼前肯定有块红布在“挑逗”着它。“艺术家”把含在嘴里的糖丝咬断，让剩下的部分朝上翘着，就成了一个颇具动感的牛尾。
简单几下，一头牛就吹出来了，还是很壮的一头牛。牛皮吹得鼓鼓的，看着结实得很。我把这头吹好的牛小心翼翼地插在了一个高脚杯里放好，准备吃完饭带回家去摆着。一顿饭的功夫，平安无事。饭后，我照样小心翼翼地捧着牛走回办公室，一路上招来无数路人回头，感觉颇好。可是，进电梯的时候，却发现，外面阳光太烈，牛背被晒化了，成了一个洞，恐怖地张着口。一旦有了洞，牛皮就“破罐破摔”了起来，不久口张得越来越大，连牛的形状都不太看得出来，眼见之处，似乎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空洞，让人鲜明地体会到一种衰败。
看来吹牛容易不假，要让牛皮不破，却也不易啊。
但既然是老板请客，我们也就乐得过一把伪高干子弟瘾，去吃一次仙台的白菜。一进餐厅门口，发现有一吹糖人的台子，旁边还有文字介绍吹糖人是我国民间艺术，特邀请民间艺术家现场免费表演制作糖人等等，旁边果然有一“民间艺术家”在搅着一锅糖，边上还立着几个已经吹好了的小动物。
趁着等菜的功夫，我们也去观赏了一下民间艺术表演，并且每人让“艺术家”给吹了一个。大家基本上都是点名要自己的属相。我的属相太张牙舞爪，“艺术家”说没法吹。属相不能吹，那吹什么呢？我想了半天，问“艺术家”，那吹牛呢？“艺术家”在大家的笑声中说，吹牛谁不会！好，那就给我吹个牛看看。
“艺术家”拿小棍挑出一小团糖泥，放在手里搓成一个圆球，然后从上面拉出一根长丝，放在嘴里。在圆球上揪出几个小棱，算作牛嘴，又拉出两根短丝，边拉边吹，一对牛角就吹出来了。艺术家又照样拉出几根短丝，吹成了牛腿。接下来，艺术家集中精力，猛吹几下，牛的身体就眼见着鼓胀了起来，象是一头大猪。艺术家停下来，把中间腰部捏小了一些，猪肚居然马上看着象牛了。而且，原本鼓胀的前半身在“细腰”的映衬下，居然显得很雄壮的样子，让人觉得牛的眼前肯定有块红布在“挑逗”着它。“艺术家”把含在嘴里的糖丝咬断，让剩下的部分朝上翘着，就成了一个颇具动感的牛尾。
简单几下，一头牛就吹出来了，还是很壮的一头牛。牛皮吹得鼓鼓的，看着结实得很。我把这头吹好的牛小心翼翼地插在了一个高脚杯里放好，准备吃完饭带回家去摆着。一顿饭的功夫，平安无事。饭后，我照样小心翼翼地捧着牛走回办公室，一路上招来无数路人回头，感觉颇好。可是，进电梯的时候，却发现，外面阳光太烈，牛背被晒化了，成了一个洞，恐怖地张着口。一旦有了洞，牛皮就“破罐破摔”了起来，不久口张得越来越大，连牛的形状都不太看得出来，眼见之处，似乎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空洞，让人鲜明地体会到一种衰败。
看来吹牛容易不假，要让牛皮不破，却也不易啊。
十年（2005年8月6日）
大学同学在组织毕业十周年聚会，于是我的信箱和电话都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有心的同学在网上建了班级同学录，可以让大家随时讨论并留言。于是那些许久不见，甚至许久都没有音讯的人们，突然见又都冒了出来，仿佛这么多年人间蒸发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有时候真觉得，我好像是到睡谷睡了一小会儿，就发现原来时光已经流逝了这么久。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却突然才意识到，这让我觉得有些惊恐。
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不久前，很多同学都是没有联系的。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叫做《大学点滴》的文章，发表在《华夏文摘》上，居然被一个现在在美国的同学读到，然后兴奋地写信来说，是你吗？文章里说的这些事情，我一看就觉得肯定是你。原来曾经的一个共同的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中共同的成长可以在大家的经历中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于这么多年后，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立刻做出记忆识别。
十年，不短的时间。大学毕业后的头一个十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似乎尤其显得特别。我们从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同一个起跑线开始，在这十年里居然划出了非常不同的轨迹，而我们曾经对彼此的了解和做出的预测居然与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曾经以为，胖子会是我们当中最早立业、成家，承担家庭责任的人，却发现他远去德国留学，至今仍然在校园里伴着书卷；曾经以为Shirley会是个很实际的人，会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典型，却发现她虽然一毕业就结婚，却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小资，执着于风化雪月的生活方式。
轨迹是不同了，可人生却变得非常相似。曾经意气风发的男生们现在个个都发福了起来，只有恍惚在眉目之间，还能找到当年的神情。很多人都已为人父母，在家庭、事业、孩子、房子之间奔忙着，演绎着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也许工作、事业有所不同，但到了这个阶段，都是谋生的工具。
十年之后，我终于开始明白，每一代人都是这样逐渐地沉淀了下来，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终于开始明白，我们真的成为了社会的支撑，却不是原本想象的栋梁，而只是栋梁上的那一小颗钉。
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不久前，很多同学都是没有联系的。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叫做《大学点滴》的文章，发表在《华夏文摘》上，居然被一个现在在美国的同学读到，然后兴奋地写信来说，是你吗？文章里说的这些事情，我一看就觉得肯定是你。原来曾经的一个共同的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中共同的成长可以在大家的经历中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于这么多年后，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立刻做出记忆识别。
十年，不短的时间。大学毕业后的头一个十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似乎尤其显得特别。我们从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同一个起跑线开始，在这十年里居然划出了非常不同的轨迹，而我们曾经对彼此的了解和做出的预测居然与现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曾经以为，胖子会是我们当中最早立业、成家，承担家庭责任的人，却发现他远去德国留学，至今仍然在校园里伴着书卷；曾经以为Shirley会是个很实际的人，会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典型，却发现她虽然一毕业就结婚，却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小资，执着于风化雪月的生活方式。
轨迹是不同了，可人生却变得非常相似。曾经意气风发的男生们现在个个都发福了起来，只有恍惚在眉目之间，还能找到当年的神情。很多人都已为人父母，在家庭、事业、孩子、房子之间奔忙着，演绎着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也许工作、事业有所不同，但到了这个阶段，都是谋生的工具。
十年之后，我终于开始明白，每一代人都是这样逐渐地沉淀了下来，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终于开始明白，我们真的成为了社会的支撑，却不是原本想象的栋梁，而只是栋梁上的那一小颗钉。
怪癖（2005年8月25日）
稻草心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说大家都在自曝怪癖，让我也把老底翻翻，不要总是一幅严肃嘴脸。据说律师和会计师是天底下能找到的最无聊的职业，也因这职业特点，当律师和会计师的人多半都无聊且无趣。我大概也基本上如此，干这个工作干久了，就算原先有些怪癖恐怕也已经被每天长时间的工作消磨殆尽了。当然，这个工作大概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怪癖。
据说游戏规则要求每个人写五个自己的怪癖。我的那五个，据我自己不完全统计，应当就是以下这些：
第一，我最大的爱好、兴趣、习惯是发呆。周六周日如果没事，我可以蜷在沙发里发一下午的愣，事后也多半不会觉得生命虚度。有人说这是因为工作太累，导致我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以“不为”来抵消平日在办公室里的过度的“为”。这个逻辑关系我搞不太清楚，因为似乎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做白日梦、发呆、神游太空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方式，而那时候在我记忆中是不怎么忙的。
第二个怪癖是在街上乱走。我从小体育极差，总被老师斥骂。久了，自己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于是体育成绩更差。上中学的时候体育总不达标也就罢了，最让我没脸见人的是上大三的时候体育开始变成选修课，我最开始选了旱冰，结果没上两节课就自己踩着自己的鞋带摔了一跤，差点把尾骨摔断，只好在站着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改选别的。后来又选了健美操，可是又因为协调能力特别差，看着老师还能跟得上动作，只要老师一让转圈，我立马就乱了方寸，总成为那个优美的队列里的那个不和谐音符，恨得老师牙痒痒。虽说这体育不好，可我却一直都特别能走路。平日闲暇时，乐趣之一就是在街上闲逛，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做我自己的白日梦。
第三个怪癖是好跟人斗嘴。打从能记事起，我就是家里有名的“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但凡别人说一个什么观点，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到对立面去，找出无数个能够搏击对方观点的角度，狂轰乱炸一番。也因此，我最擅长的就是指出问题，可是从来也没有耐心去琢磨一个解决问题的道道出来。
第四个怪癖是晴雨不定，情绪异常难以捉摸。据说我儿时特别爱哭，而且只要一哭，没有人哄绝对不停。有人告诉母亲说硬着心肠不去哄，过一两次就好了。母亲如法炮制，结果发现我丝毫不示弱，直哭到浑身发紫，上气不接下气仍不肯妥协。大概是儿时多愁善感惯了，如今虽然上了年纪，仍然会动不动就悲从中来，前几分钟还笑着，后几分钟居然就可能落下泪来。这个怪癖至今让家人奈何不得，所以集体都得让我三分。
这最后一个怪癖，大概就是我经常无病呻吟，胡乱抨击。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经常悲天悯人，凡事都发一大通牢骚。这一点就不用多讲了，凡是看我博客的人，大概早就对这个怪癖习以为常了。所以，如果这篇里我又一不小心无病呻吟了，大家务必见谅。这是怪癖，我也不想的。
据说游戏规则要求每个人写五个自己的怪癖。我的那五个，据我自己不完全统计，应当就是以下这些：
第一，我最大的爱好、兴趣、习惯是发呆。周六周日如果没事，我可以蜷在沙发里发一下午的愣，事后也多半不会觉得生命虚度。有人说这是因为工作太累，导致我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以“不为”来抵消平日在办公室里的过度的“为”。这个逻辑关系我搞不太清楚，因为似乎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做白日梦、发呆、神游太空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方式，而那时候在我记忆中是不怎么忙的。
第二个怪癖是在街上乱走。我从小体育极差，总被老师斥骂。久了，自己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于是体育成绩更差。上中学的时候体育总不达标也就罢了，最让我没脸见人的是上大三的时候体育开始变成选修课，我最开始选了旱冰，结果没上两节课就自己踩着自己的鞋带摔了一跤，差点把尾骨摔断，只好在站着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改选别的。后来又选了健美操，可是又因为协调能力特别差，看着老师还能跟得上动作，只要老师一让转圈，我立马就乱了方寸，总成为那个优美的队列里的那个不和谐音符，恨得老师牙痒痒。虽说这体育不好，可我却一直都特别能走路。平日闲暇时，乐趣之一就是在街上闲逛，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做我自己的白日梦。
第三个怪癖是好跟人斗嘴。打从能记事起，我就是家里有名的“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但凡别人说一个什么观点，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到对立面去，找出无数个能够搏击对方观点的角度，狂轰乱炸一番。也因此，我最擅长的就是指出问题，可是从来也没有耐心去琢磨一个解决问题的道道出来。
第四个怪癖是晴雨不定，情绪异常难以捉摸。据说我儿时特别爱哭，而且只要一哭，没有人哄绝对不停。有人告诉母亲说硬着心肠不去哄，过一两次就好了。母亲如法炮制，结果发现我丝毫不示弱，直哭到浑身发紫，上气不接下气仍不肯妥协。大概是儿时多愁善感惯了，如今虽然上了年纪，仍然会动不动就悲从中来，前几分钟还笑着，后几分钟居然就可能落下泪来。这个怪癖至今让家人奈何不得，所以集体都得让我三分。
这最后一个怪癖，大概就是我经常无病呻吟，胡乱抨击。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经常悲天悯人，凡事都发一大通牢骚。这一点就不用多讲了，凡是看我博客的人，大概早就对这个怪癖习以为常了。所以，如果这篇里我又一不小心无病呻吟了，大家务必见谅。这是怪癖，我也不想的。
2007年1月29日星期一
beef machine坏了（2005年8月2日）
公司地处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周围的餐馆很多，而且其中不少餐馆的装修得还颇体面。有一个日餐馆，提供68元自助，声明68元包括不限量的寿司、生鱼片、烤牛肉、烤鳗鱼等等，凡是其菜单上著名“A”的菜都包括在其中，而且还不限量供应啤酒和各种软饮。最开始发现这个餐馆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中午去。公司规定的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加上来回的路程要耗掉十五分钟，所以实际上在饭店里的时间不超过45分钟，而且大家午饭一般都不会吃太多，否则下午会很困。于是餐馆很高兴，每次大家去的时候都笑脸相迎，而且上菜速度非常快。
久而久之，大家都遍告亲友，于是有时晚饭也带朋友去吃了。晚饭跟午饭不同，因为下班之后大家边吃边聊，可以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自助结束。过了不久，晚上去的时候服务员就开始拼命推荐升级版的98元的自助了，说是包括的种类更全。对于68元的自助，如果晚上来，那么饮料只有啤酒免费，软饮不再包括，而且只包括三种生鱼片了。如果不接受推荐，坚持吃68元的，服务员的脸就不再好看，上菜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仿佛点了68元的自助，在那儿吃饭就不给钱似的。
昨晚，实习生乔带了一帮美国学生去吃，都点68元的。都是20多岁的男孩子，都是肉食动物，点了很多份生鱼片和烤牛肉。后来到九点一刻左右，大家要求再加几份烤牛肉的时候，服务员领了单子，却拖着不去下单，后来干脆叫不到服务员了。等到了九点二十八分，终于有一个服务员出现了，说牛肉不能再点了，并用英文给出了理由，“The beef machine is not well”。不知道这个beef machine到底是个什么高科技产品。服务员解释了一大堆理由，耗掉了两分钟，然后抬手指指手表，说现在已经九点半了，自助餐结束了。乔带去的一个美国学生可以讲中文，于是开始跟服务员理论，一刻钟之前下的单子怎么能耗到九点半才告诉说没有了，不能再点了？僵持一会儿，服务员回去找经理商量了一会儿，然后神奇地拿出几盘烤牛肉，解释说就在大家僵持的这个当儿，beef machine修好了。如果这个高科技产品真的存在的话，这么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真是很神奇。
乔明天就要回国了。今天中午，我们改去附近的一个韩国菜馆给他送行。服务员态度还好，上菜也很快，大家吃的还比较愉快。只是到了结帐的时候，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法开发票，因为发票机坏了。我们坚持要发票，于是服务员回去“找经理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后说，有别的客人刮完奖之后没有拿走的发票给我们可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突然很愤怒，于是跟服务员说，我是旁边地税局的，你们的发票机坏了这么长时间怎么都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修？把经理给我找来。地税局真的就在旁边，所以服务员居然慌了神，刚才还去“找经理商量”了，现在马上说经理不在，她可以跟组长联系，看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发票问题。不到两分钟之后，服务员回来了，说发票机修好了，马上可以给发票。看来这个发票机跟beef machine一样，给予适当的条件和环境，都是可以快速修好的神奇产品。
从餐馆出来，乔接到一个电话，是帮他订票的旅行社打来的，说已经给他出的机票出现了什么问题，要求乔在下午的时候立刻带着机票赶到旅行社，换一张新的机票，而且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乔很紧张的问明天早上能不能拿到新出的票，否则就会赶不上飞机了。订票小姐迟疑地说，大概没问题吧。乔急了，在电话里跟小姐理论了半天，说必须保证明天一早能拿到新的机票，否则旅行社要承担他误机之后所有的责任。吵了半天，小姐把电话挂了。再打过去，小姐那里占线。打了无数次，终于打通之后，小姐说，她在系统里改了，乔不用去改票了。这次虽然没有高科技产品直接出现，但是同样，不知为什么，原本没有其他办法的情景突然之间变成了在系统里修改一下就可以搞定。
这些问题和机器，在顾客心平气和的时候，都是无法解决、无法修复的，可是为什么在吵闹和威胁之后，就奇迹般的迅速解决和修复了？难道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只能是吵吗？大家和和气气，规规矩矩做事，岂不是你少了谎言被揭穿的尴尬，我少了吵架生气、破坏气氛的负担？还是说象我们这样较真的人太少，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谎言不会被拆穿，而气氛也不会被破坏？
久而久之，大家都遍告亲友，于是有时晚饭也带朋友去吃了。晚饭跟午饭不同，因为下班之后大家边吃边聊，可以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自助结束。过了不久，晚上去的时候服务员就开始拼命推荐升级版的98元的自助了，说是包括的种类更全。对于68元的自助，如果晚上来，那么饮料只有啤酒免费，软饮不再包括，而且只包括三种生鱼片了。如果不接受推荐，坚持吃68元的，服务员的脸就不再好看，上菜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仿佛点了68元的自助，在那儿吃饭就不给钱似的。
昨晚，实习生乔带了一帮美国学生去吃，都点68元的。都是20多岁的男孩子，都是肉食动物，点了很多份生鱼片和烤牛肉。后来到九点一刻左右，大家要求再加几份烤牛肉的时候，服务员领了单子，却拖着不去下单，后来干脆叫不到服务员了。等到了九点二十八分，终于有一个服务员出现了，说牛肉不能再点了，并用英文给出了理由，“The beef machine is not well”。不知道这个beef machine到底是个什么高科技产品。服务员解释了一大堆理由，耗掉了两分钟，然后抬手指指手表，说现在已经九点半了，自助餐结束了。乔带去的一个美国学生可以讲中文，于是开始跟服务员理论，一刻钟之前下的单子怎么能耗到九点半才告诉说没有了，不能再点了？僵持一会儿，服务员回去找经理商量了一会儿，然后神奇地拿出几盘烤牛肉，解释说就在大家僵持的这个当儿，beef machine修好了。如果这个高科技产品真的存在的话，这么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真是很神奇。
乔明天就要回国了。今天中午，我们改去附近的一个韩国菜馆给他送行。服务员态度还好，上菜也很快，大家吃的还比较愉快。只是到了结帐的时候，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法开发票，因为发票机坏了。我们坚持要发票，于是服务员回去“找经理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后说，有别的客人刮完奖之后没有拿走的发票给我们可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突然很愤怒，于是跟服务员说，我是旁边地税局的，你们的发票机坏了这么长时间怎么都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修？把经理给我找来。地税局真的就在旁边，所以服务员居然慌了神，刚才还去“找经理商量”了，现在马上说经理不在，她可以跟组长联系，看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发票问题。不到两分钟之后，服务员回来了，说发票机修好了，马上可以给发票。看来这个发票机跟beef machine一样，给予适当的条件和环境，都是可以快速修好的神奇产品。
从餐馆出来，乔接到一个电话，是帮他订票的旅行社打来的，说已经给他出的机票出现了什么问题，要求乔在下午的时候立刻带着机票赶到旅行社，换一张新的机票，而且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乔很紧张的问明天早上能不能拿到新出的票，否则就会赶不上飞机了。订票小姐迟疑地说，大概没问题吧。乔急了，在电话里跟小姐理论了半天，说必须保证明天一早能拿到新的机票，否则旅行社要承担他误机之后所有的责任。吵了半天，小姐把电话挂了。再打过去，小姐那里占线。打了无数次，终于打通之后，小姐说，她在系统里改了，乔不用去改票了。这次虽然没有高科技产品直接出现，但是同样，不知为什么，原本没有其他办法的情景突然之间变成了在系统里修改一下就可以搞定。
这些问题和机器，在顾客心平气和的时候，都是无法解决、无法修复的，可是为什么在吵闹和威胁之后，就奇迹般的迅速解决和修复了？难道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只能是吵吗？大家和和气气，规规矩矩做事，岂不是你少了谎言被揭穿的尴尬，我少了吵架生气、破坏气氛的负担？还是说象我们这样较真的人太少，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谎言不会被拆穿，而气氛也不会被破坏？
到底是谁？（2005年8月1日）
汉语的句子很多都是没有主语的，比如说“欢迎您的到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等等。从小就听大家这样说，并不觉得奇怪。直到有一天，学了外语，开始翻译，才发现没有主语的句子，着实让人讨厌。每每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总得停顿下来想一想，这动作的执行者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欢迎您的到来，谁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又是谁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这听起来倒很像那首《同桌的你》里面唱的，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到底是谁？
后来有人教了我一个窍门，说在拿不定主语到底是谁的时候，就改用被动语态，把句子全都改成“您的到来是被欢迎的”、“形式犯罪是被严厉打击的”等等。这倒的确是一个翻译偷懒的好主意，而且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已经在我国翻译界广为流传。今天我出去办事打车的时候就发现出租车师傅一开始打表的时候，车里就会广播，“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出租汽车，欢迎您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宝贵意见…”。后面紧跟的是对应的英文广播，后面一句就翻成了“Your advice to our service is appreciated。”我再本着“信、达、雅”中“信”的原则把它重新翻回中文，就变成了“您对我们的服务的意见是被欣赏的。”说到这里，突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靠这样把中英文来回倒腾，把好好的人话翻成谁都听不懂的鬼话来谋生的，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这是题外话。
这改被动语态虽然是个招，效果的好坏姑且不论，但有些句子是没办法改成被动语态的，比如说这个“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你总不能把它翻成“翻译事业将被奋斗终身”吧？如果是个感叹句，似乎有时候也可以勉强不用主语直接蒙混着，比如说“中国万岁！”“打倒希特勒！”等等，但如果不是感叹呢？如果就是一个简单直白的叙述呢？这为翻译奋斗的到底是你，是我，还是他？这种困惑又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的歌词，叫做“象雾、象雨、又象风。”整个一个扑朔迷离。
这种文风用到日常生活中也倒罢了，平常大家闲聊，十句有九句是废话，不清楚也罢。可是这种文风成了汉语语言的习惯，被写到了法条里，问题就麻烦了。比如说，有些法条里面规定，“违反以上规定者，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者，处以××××。”客户看不懂，来问律师，可律师也不是立法者肚子里的蛔虫，哪里能明白这×××罚款将由谁来处以？翻译的时候，我尚可在不需特别严谨的场合胡编一些主语出来，可是这要承担法律后果的事情，我哪里敢编一个执法者出来？
如今有些能人爱卖关子，就经常对别人说，“我知道，但我不说”。我不是能人，没法卖这个关子，何况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经常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所以不敢乱说。”不敢说，原因不外乎是一个，我怕将来客户依着我确定的主语闯了祸之后来找我的麻烦，我怕承担责任。于是我突然间有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难道大家这么写，都是为了逃避责任，我就不说这事归我干，你就不能拿我是问？可是这罚款不是件好事吗？这收钱的事情，也要推诿？如果这立竿见影能够得到物质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人勇敢站出来踊跃参与，那这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的事，到底谁来做啊？？？
后来有人教了我一个窍门，说在拿不定主语到底是谁的时候，就改用被动语态，把句子全都改成“您的到来是被欢迎的”、“形式犯罪是被严厉打击的”等等。这倒的确是一个翻译偷懒的好主意，而且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已经在我国翻译界广为流传。今天我出去办事打车的时候就发现出租车师傅一开始打表的时候，车里就会广播，“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出租汽车，欢迎您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宝贵意见…”。后面紧跟的是对应的英文广播，后面一句就翻成了“Your advice to our service is appreciated。”我再本着“信、达、雅”中“信”的原则把它重新翻回中文，就变成了“您对我们的服务的意见是被欣赏的。”说到这里，突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靠这样把中英文来回倒腾，把好好的人话翻成谁都听不懂的鬼话来谋生的，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这是题外话。
这改被动语态虽然是个招，效果的好坏姑且不论，但有些句子是没办法改成被动语态的，比如说这个“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你总不能把它翻成“翻译事业将被奋斗终身”吧？如果是个感叹句，似乎有时候也可以勉强不用主语直接蒙混着，比如说“中国万岁！”“打倒希特勒！”等等，但如果不是感叹呢？如果就是一个简单直白的叙述呢？这为翻译奋斗的到底是你，是我，还是他？这种困惑又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的歌词，叫做“象雾、象雨、又象风。”整个一个扑朔迷离。
这种文风用到日常生活中也倒罢了，平常大家闲聊，十句有九句是废话，不清楚也罢。可是这种文风成了汉语语言的习惯，被写到了法条里，问题就麻烦了。比如说，有些法条里面规定，“违反以上规定者，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者，处以××××。”客户看不懂，来问律师，可律师也不是立法者肚子里的蛔虫，哪里能明白这×××罚款将由谁来处以？翻译的时候，我尚可在不需特别严谨的场合胡编一些主语出来，可是这要承担法律后果的事情，我哪里敢编一个执法者出来？
如今有些能人爱卖关子，就经常对别人说，“我知道，但我不说”。我不是能人，没法卖这个关子，何况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经常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所以不敢乱说。”不敢说，原因不外乎是一个，我怕将来客户依着我确定的主语闯了祸之后来找我的麻烦，我怕承担责任。于是我突然间有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难道大家这么写，都是为了逃避责任，我就不说这事归我干，你就不能拿我是问？可是这罚款不是件好事吗？这收钱的事情，也要推诿？如果这立竿见影能够得到物质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人勇敢站出来踊跃参与，那这为翻译事业奋斗终身的事，到底谁来做啊？？？
言论和伤害（2005年7月27日）
贴出上一篇文章之后，收到一个不知道真假的网管的留言，让我“不要发表可能给博客带来伤害的政治言论，谢谢配合”。这句留言一出，我顿时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倒不是我自夸这之前写东西是有灵感，但最起码，以前我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动动脑子，琢磨一下，如果琢磨出什么的话，我就会在博客上记录下来。自从看到这句留言之后，无论看到什么事情，我脑子里琢磨的都是这句话。原本对“政治言论”不关心的我，现在脑子里除了“带来伤害的政治言论”，根本容不下任何其他事物。
我想这是人的劣根性吧，越是不让你有什么，你就越想要什么，以至于想到最后，没有这个东西就觉得活不下去了。这在孩子身上尤为明显，我们称之为“逆反心理”，但其实“逆反”的何止是孩子。公司越是不允许员工迟到，员工越是相互代打卡，找出一系列迟到而不被发现的技巧。老师不允许学生上课交头接耳，学生就开始传纸条、发短信，想尽一切办法不专心上课。妻子越是怕丈夫出轨，天天查岗、盯梢，全天候监督，丈夫就越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各种机会接近别的异性。就如同大禹治水，但疏不堵，反倒彻底治理了水患。
但有人可能会说，大禹那个年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只能用土石堵水，当然堵不住，但如今科技进步，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牢筑高堤，不疏又怎么样？堵也照样堵得严丝合缝。这招我们也试过。文革期间，我们就曾经用大字报筑过堤，“堵”过言论，翻出大家说过、写过、表示过的各种言论，揪个辫子，一时间吓得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话了。可是天下太平了吗，没有。相反，知识分子的嘴是堵上了，可是一部分不学无术的人得逞了，于是文革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比如随便谁都可以写大字报说×××是“杀害江姐的刽子手”，把他批斗一番；又比如一个村子里的农民每天把当地的学校里的老师打一顿，就是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而那个老师是当地最有知识的人。原本如果不堵，水流过的地方，泥沙都会被带走，结果，水被堵上了，再也清理不了那些泥沙，结果导致全国上下，沙尘漫漫。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开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又都有了说话的权利，政协开始参政议政了，人大开始监督政府了，我们的社会开始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看到了不同的观点的碰撞。社会秩序反而好转了，群众的积极性被疏导之后，反而提高了。
老实说，我根本不认为我说的、写的这些能算作“政治言论”。在我看来“政治言论”最起码应当是纲领性的，是能够系统表达政治观点的。我更不觉得我在这里写的只言片语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能够“带来伤害”。可是，看到这种帽子还会被人利用，玩笑也好，认真也罢，还是觉得这是用这个帽子的人和我这个被扣帽子的人以及我们大家生存的这个空间的一种悲哀。
我想这是人的劣根性吧，越是不让你有什么，你就越想要什么，以至于想到最后，没有这个东西就觉得活不下去了。这在孩子身上尤为明显，我们称之为“逆反心理”，但其实“逆反”的何止是孩子。公司越是不允许员工迟到，员工越是相互代打卡，找出一系列迟到而不被发现的技巧。老师不允许学生上课交头接耳，学生就开始传纸条、发短信，想尽一切办法不专心上课。妻子越是怕丈夫出轨，天天查岗、盯梢，全天候监督，丈夫就越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各种机会接近别的异性。就如同大禹治水，但疏不堵，反倒彻底治理了水患。
但有人可能会说，大禹那个年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只能用土石堵水，当然堵不住，但如今科技进步，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牢筑高堤，不疏又怎么样？堵也照样堵得严丝合缝。这招我们也试过。文革期间，我们就曾经用大字报筑过堤，“堵”过言论，翻出大家说过、写过、表示过的各种言论，揪个辫子，一时间吓得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话了。可是天下太平了吗，没有。相反，知识分子的嘴是堵上了，可是一部分不学无术的人得逞了，于是文革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比如随便谁都可以写大字报说×××是“杀害江姐的刽子手”，把他批斗一番；又比如一个村子里的农民每天把当地的学校里的老师打一顿，就是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而那个老师是当地最有知识的人。原本如果不堵，水流过的地方，泥沙都会被带走，结果，水被堵上了，再也清理不了那些泥沙，结果导致全国上下，沙尘漫漫。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开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又都有了说话的权利，政协开始参政议政了，人大开始监督政府了，我们的社会开始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看到了不同的观点的碰撞。社会秩序反而好转了，群众的积极性被疏导之后，反而提高了。
老实说，我根本不认为我说的、写的这些能算作“政治言论”。在我看来“政治言论”最起码应当是纲领性的，是能够系统表达政治观点的。我更不觉得我在这里写的只言片语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能够“带来伤害”。可是，看到这种帽子还会被人利用，玩笑也好，认真也罢，还是觉得这是用这个帽子的人和我这个被扣帽子的人以及我们大家生存的这个空间的一种悲哀。
人情（2005年7月18日）
律师是靠提供法律服务谋生的，因此这意见都是要收费的。然而客户不觉得。客户通常的想法是，我如果请你律师给我打一个大官司，那我是要付钱的，可是我只是让你看一看我写好的合同，或者帮忙写一个两页纸的文件，都是小事一桩，你看，合同我已经写好了，你只要签个字，说明你没有异议，就行了；那个两页纸的文件，我不是也一再说了嘛，简单写写就行了。以你大律师的水平，这些都是几分钟的事情，还收什么钱？于是，公司里每天都能收到无数这样的“几分钟”的事情，让大家处在干和不干的两难之中。干吧，一天就那么多时间，这些不收钱的事情干多了，别的收钱的事情反而没时间干了，而且这些事情，客户让你干的时候说的是不用仔细看，简单处理一下就行，可是等你签了字，那就由不得你了，出了事，你铁定是跑不了的，所以还得仔细看，不能出了纰漏，所以花的时间绝对不是几分钟。而这些事情，客户总认为很简单，而你律师是万能的，所以你干了，他也未必记下你这个人情。可是如果不干，他会觉得你钱迷了心窍，一点人情味不讲，伤了和气。于是，大家都在这些人情和关系面前尴尬着。
昨天凉鞋坏了，去楼下的修鞋配钥匙摊去修。修鞋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修鞋师傅有和我们一样的苦恼。师傅在那里修鞋的时候，我在旁边等。就这一会功夫，就有若干“人情”工作出现。第一个是一位大妈，据说是修鞋师傅先前的房东。房东大妈从包里掏出一条裤子，跟修鞋师傅说，用你缝鞋的那个机器给缝缝。师傅说，没法缝，我这机器是修鞋的，你那裤子太薄。大妈根本不理这一套，说你就缝缝吧，费的了你多少事啊，一会儿我来取，说完买菜去了，似乎这修鞋的师傅就是孙悟空，只要拔根毫毛，什么事都能搞定，而且如果不拔这个毫毛，断然是你不给面子。大妈刚走，师傅一老乡来了，说是老婆刚买的凉鞋就坏了，让师傅给用锤子砸砸。师傅说没法砸，老乡说怎么没法砸，你拿锤子来，我来砸。说完，从师傅的工具箱里拿了锤子，蹲在一旁自己动手，开始砸鞋了。再过一会儿，又来一对中年夫妇，问师傅能不能配保险柜的钥匙。师傅说保险柜的钥匙是特殊形状，配不了。中年男子说，那我这钥匙歪了，你给拧直了。师傅说我没工具给你拧，再说拧坏了怎么办？男子说没关系，要不你把钳子给我，我来拧。一会儿功夫，修鞋摊附近热闹非凡，有用锤子砸鞋的，有用钳子拧钥匙的，居然还招来了若干看客。但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付钱的只有我一个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不要找工匠借工具，因为人家指着工具和手艺吃饭。而一般来说，用来养家糊口的东西轻易是不能给人的。比如说，你总不能跑到肯德鸡去说，家里来客人了，把上校鸡块的秘方借来使使，招待完客人我肯定还你，而且街里街坊的，做出来我肯定还端一碗送给你。同样，你也肯定没法想象一个人跑到做外科大夫的朋友家说，哥们，带上手术刀上我家帮个忙，我买了只羊要炖肉吃，可是切不动。你经常在病人身上切这切那的，有经验，你帮忙切切，今儿晚的饭我包了，手术刀你切完肉带走，保证不耽误你明天做手术使。
我跟朋友说，你看，你们美国人总搞不明白中国人挣这么少的钱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现在明白了吧，在中国，如果有关系，上至请律师，下至修鞋，统统不用花钱，挣钱少就没关系了。朋友说我还是不明白，那你们的律师和鞋匠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昨天凉鞋坏了，去楼下的修鞋配钥匙摊去修。修鞋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修鞋师傅有和我们一样的苦恼。师傅在那里修鞋的时候，我在旁边等。就这一会功夫，就有若干“人情”工作出现。第一个是一位大妈，据说是修鞋师傅先前的房东。房东大妈从包里掏出一条裤子，跟修鞋师傅说，用你缝鞋的那个机器给缝缝。师傅说，没法缝，我这机器是修鞋的，你那裤子太薄。大妈根本不理这一套，说你就缝缝吧，费的了你多少事啊，一会儿我来取，说完买菜去了，似乎这修鞋的师傅就是孙悟空，只要拔根毫毛，什么事都能搞定，而且如果不拔这个毫毛，断然是你不给面子。大妈刚走，师傅一老乡来了，说是老婆刚买的凉鞋就坏了，让师傅给用锤子砸砸。师傅说没法砸，老乡说怎么没法砸，你拿锤子来，我来砸。说完，从师傅的工具箱里拿了锤子，蹲在一旁自己动手，开始砸鞋了。再过一会儿，又来一对中年夫妇，问师傅能不能配保险柜的钥匙。师傅说保险柜的钥匙是特殊形状，配不了。中年男子说，那我这钥匙歪了，你给拧直了。师傅说我没工具给你拧，再说拧坏了怎么办？男子说没关系，要不你把钳子给我，我来拧。一会儿功夫，修鞋摊附近热闹非凡，有用锤子砸鞋的，有用钳子拧钥匙的，居然还招来了若干看客。但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付钱的只有我一个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不要找工匠借工具，因为人家指着工具和手艺吃饭。而一般来说，用来养家糊口的东西轻易是不能给人的。比如说，你总不能跑到肯德鸡去说，家里来客人了，把上校鸡块的秘方借来使使，招待完客人我肯定还你，而且街里街坊的，做出来我肯定还端一碗送给你。同样，你也肯定没法想象一个人跑到做外科大夫的朋友家说，哥们，带上手术刀上我家帮个忙，我买了只羊要炖肉吃，可是切不动。你经常在病人身上切这切那的，有经验，你帮忙切切，今儿晚的饭我包了，手术刀你切完肉带走，保证不耽误你明天做手术使。
我跟朋友说，你看，你们美国人总搞不明白中国人挣这么少的钱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现在明白了吧，在中国，如果有关系，上至请律师，下至修鞋，统统不用花钱，挣钱少就没关系了。朋友说我还是不明白，那你们的律师和鞋匠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龙还是虫？（2005年7月19日）
Jim Jubak在MSN Money写一个专栏。他是个很有趣的作家，写的东西大多非常直白，一针见血得不太招人待见。最近他写的一篇的题目是“中国不是龙”（China: the dragon that isn’t）http://moneycentral.msn.com/content/P119985.asp。他在文中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个经济巨人，不能对美国构成有些人所想象出来的经济威胁，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是由政治调配的，而这种形式的资金分配效率太低。
这观点一出，Jubak立刻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在中美两地都不是人了。美国人愤怒，是因为他居然“天真”、“头脑发热”、“愚蠢”地认为中国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甚至于，他还支持中国收购Unocal，这在有些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纵容共产主义遍地开花，还要开到美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愤怒，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是没有效率的，而我们的制度，民主集中，有效率的很，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人跑出来说我们的制度没有效率！一九七九年，我们的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一夜之间，那里崛起了一座城市；一九九三年，这个老人又南巡了一次，中国于是就过上了市场经济的日子；再后来，又一位领导人一声令下，大家浩浩荡荡地开始开发西部，试问哪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效率，哪一种民主能够比这种更“雷厉风行”？相反，看看美国，两党之间吵来吵去，国会、总统互相拆台，耗费了多少不必要的精力！他们怎么高效了，而我们又怎么没有效率了？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悖论。Jubak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制度本质上是缺乏效率的，而这种缺乏效率恰恰又是由于我们在决策时的高效导致的。Jubak在文种举的一个例子是，全球钢铁都在过剩，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2004年的增幅居然达到23％，2005年是20％，2005年预计到15％。而与此同时，主要的钢铁消费企业的增长速度远小于钢铁企业的增幅。中国的钢铁企业在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自掘坟墓，使钢铁价格一路走低，产业会全线亏损。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钢铁企业仍然能够很容易地贷到款，继续扩产。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决策的高效和“集中”。
因为“集中”，所以往往是中央要抓什么，省政府要抓什么，马上就会执行，而这种高效背后的隐忧就是缺乏全盘的考量和评估。省里、市里、县里、出处都要有工业，这样才能创产值，才能有税收，所以省长、市长、县长各自的当务之急都是搞个工业出来，“长”们要搞工业，你银行能不让路？于是贷款就批了，至于工业之间的协调，那不是“长”们关注的事情，于是，甲省乙市丙县乃至丁镇，处处各种工业遍地开花。扩产在哪儿都能赢得一片欢呼，谁敢喊减产，那简直就像是刚解放时的马寅初喊计划生育一样，深入地不得人心。
不止工业，很多事情都一样。当年不讲计划生育，而且鼓励大家多生。后来突然一夜之间，计划生育了，又绝对地规定只能生一个。政策的更改丝毫没有充分论证的过程，迅雷不及掩耳。结果，老龄化问题悄然跟进了，正如Jubak所言，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到2040年，28％的中国人口将由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发达国家所有的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当年发展经济，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没想到这部分人富得刹不住了，10％的富人现在掌握了这个国家45％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据说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
大家经常说，西方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方位做，蠢笨的很。看看我们，我们向来打的是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自认为灵活机动。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之中，我们似乎高效地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却面临着输掉整个战争的危险？
这观点一出，Jubak立刻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在中美两地都不是人了。美国人愤怒，是因为他居然“天真”、“头脑发热”、“愚蠢”地认为中国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甚至于，他还支持中国收购Unocal，这在有些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纵容共产主义遍地开花，还要开到美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愤怒，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是没有效率的，而我们的制度，民主集中，有效率的很，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人跑出来说我们的制度没有效率！一九七九年，我们的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一夜之间，那里崛起了一座城市；一九九三年，这个老人又南巡了一次，中国于是就过上了市场经济的日子；再后来，又一位领导人一声令下，大家浩浩荡荡地开始开发西部，试问哪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效率，哪一种民主能够比这种更“雷厉风行”？相反，看看美国，两党之间吵来吵去，国会、总统互相拆台，耗费了多少不必要的精力！他们怎么高效了，而我们又怎么没有效率了？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悖论。Jubak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制度本质上是缺乏效率的，而这种缺乏效率恰恰又是由于我们在决策时的高效导致的。Jubak在文种举的一个例子是，全球钢铁都在过剩，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2004年的增幅居然达到23％，2005年是20％，2005年预计到15％。而与此同时，主要的钢铁消费企业的增长速度远小于钢铁企业的增幅。中国的钢铁企业在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自掘坟墓，使钢铁价格一路走低，产业会全线亏损。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钢铁企业仍然能够很容易地贷到款，继续扩产。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决策的高效和“集中”。
因为“集中”，所以往往是中央要抓什么，省政府要抓什么，马上就会执行，而这种高效背后的隐忧就是缺乏全盘的考量和评估。省里、市里、县里、出处都要有工业，这样才能创产值，才能有税收，所以省长、市长、县长各自的当务之急都是搞个工业出来，“长”们要搞工业，你银行能不让路？于是贷款就批了，至于工业之间的协调，那不是“长”们关注的事情，于是，甲省乙市丙县乃至丁镇，处处各种工业遍地开花。扩产在哪儿都能赢得一片欢呼，谁敢喊减产，那简直就像是刚解放时的马寅初喊计划生育一样，深入地不得人心。
不止工业，很多事情都一样。当年不讲计划生育，而且鼓励大家多生。后来突然一夜之间，计划生育了，又绝对地规定只能生一个。政策的更改丝毫没有充分论证的过程，迅雷不及掩耳。结果，老龄化问题悄然跟进了，正如Jubak所言，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到2040年，28％的中国人口将由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发达国家所有的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当年发展经济，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没想到这部分人富得刹不住了，10％的富人现在掌握了这个国家45％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据说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
大家经常说，西方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方位做，蠢笨的很。看看我们，我们向来打的是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自认为灵活机动。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之中，我们似乎高效地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却面临着输掉整个战争的危险？
广州印象（2005年7月15日）
上一次去广州的时候，我才六岁，是沾爸爸出差的光。广州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闷热的印象。二十几年之后的前几天，我终于等到一个去广州开会的机会。兴奋之余，却又发现开会的宾馆居然距离广州市内还有几十公里，我从机场打车过去，居然花了两百多块，还一路被出租司机警告说广州治安很不好，单身女子最好不要乱跑。
可是不管怎么样，到了广州边上，不进一趟城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有一天下午一开完会，我就立刻收拾东西，开始了我的广州夜游。
第一站去天河路，据说那里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出租车把我一直拉到天河城，一个很大的综合商场。商场的感觉似乎跟北京、上海的大商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导购小姐跟在我后面说一路白话，而我什么都没有听懂。似乎当年去香港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还好，在广州，只要说明我听不懂白话，对方马上就会切换回普通话频道，而在香港就只好被迫讲英文了。最象香港的地方是星巴克（Starbucks），服务员一边用白话接待着顾客，一边用英文给里面的同事报咖啡品种，感觉居然衔接得很协调。
从天河城出来，我又去了北京路，据说也是当地的商业街，只不过是老街。北京路的房子似乎都比较旧，挤挤地靠在一起，前面都有伸出来的屋檐，跟悉尼唐人街的店面很相似。在这种地方逛街，赶上雷阵雨的时候会很得意，可以不打伞，一直在屋檐下从街这头逛到那头。北京路的街道也弯弯曲曲，还有很多的岔路，这一点也和悉尼的唐人街很象。
从北京路可以走到珠江边上，看珠江的夜景。花五毛钱，就可以坐渡船坐到江对岸。坐在渡船上，回头就可以看到江面上的大桥，似乎叫做江湾大桥。两岸的灯光打到树上，又射到桥上，给大桥蒙上了一层柔和的绿光，非常漂亮。这柔和的绿光再加上两岸建筑物上红色的霓虹灯，让人不由得觉得这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而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居然不觉得它带着贬义。似乎所有有水穿城的城市都是这样，尤其是在晚上。夜幕遮盖了很多白日可以看到的缺陷，而灯火恍惚间，那水便有了灵气，使整座城市变得生动起来。
看过夜景，沿着江边一直走，在旁边的小巷里看到一个“黄振龙”凉茶铺，据说这是广州最有名的凉茶。买了一瓶凉茶，边喝边走，居然走出一身汗，广州的天气实在是闷热，似乎根本不用动，只要站在那里，就会有汗沁出来。但是当地人似乎习惯了这种气候，仍然脚步不停地忙碌着。大约是因为我生在北方，人们都很怕热，所以一到夏天大家就都不愿意多外出的缘故吧，每次我看到炎热的天气里，小人物们为柴米油盐奔忙着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广州，我喜欢这个城市。
可是不管怎么样，到了广州边上，不进一趟城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有一天下午一开完会，我就立刻收拾东西，开始了我的广州夜游。
第一站去天河路，据说那里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出租车把我一直拉到天河城，一个很大的综合商场。商场的感觉似乎跟北京、上海的大商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导购小姐跟在我后面说一路白话，而我什么都没有听懂。似乎当年去香港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还好，在广州，只要说明我听不懂白话，对方马上就会切换回普通话频道，而在香港就只好被迫讲英文了。最象香港的地方是星巴克（Starbucks），服务员一边用白话接待着顾客，一边用英文给里面的同事报咖啡品种，感觉居然衔接得很协调。
从天河城出来，我又去了北京路，据说也是当地的商业街，只不过是老街。北京路的房子似乎都比较旧，挤挤地靠在一起，前面都有伸出来的屋檐，跟悉尼唐人街的店面很相似。在这种地方逛街，赶上雷阵雨的时候会很得意，可以不打伞，一直在屋檐下从街这头逛到那头。北京路的街道也弯弯曲曲，还有很多的岔路，这一点也和悉尼的唐人街很象。
从北京路可以走到珠江边上，看珠江的夜景。花五毛钱，就可以坐渡船坐到江对岸。坐在渡船上，回头就可以看到江面上的大桥，似乎叫做江湾大桥。两岸的灯光打到树上，又射到桥上，给大桥蒙上了一层柔和的绿光，非常漂亮。这柔和的绿光再加上两岸建筑物上红色的霓虹灯，让人不由得觉得这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而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居然不觉得它带着贬义。似乎所有有水穿城的城市都是这样，尤其是在晚上。夜幕遮盖了很多白日可以看到的缺陷，而灯火恍惚间，那水便有了灵气，使整座城市变得生动起来。
看过夜景，沿着江边一直走，在旁边的小巷里看到一个“黄振龙”凉茶铺，据说这是广州最有名的凉茶。买了一瓶凉茶，边喝边走，居然走出一身汗，广州的天气实在是闷热，似乎根本不用动，只要站在那里，就会有汗沁出来。但是当地人似乎习惯了这种气候，仍然脚步不停地忙碌着。大约是因为我生在北方，人们都很怕热，所以一到夏天大家就都不愿意多外出的缘故吧，每次我看到炎热的天气里，小人物们为柴米油盐奔忙着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广州，我喜欢这个城市。
学术的磅秤（2005年7月6日）
无意间听到公司一合伙人评论一个要来应聘的博士。合伙人说，这人的博士论文怎么才七万字？这澳大利亚的学位真是越来越好拿了，我当年硕士论文都写了将近六万字，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写了将近四百页纸。说完，频频叹气，似乎真是世风日下，不学无术之徒充斥于世。
当年我在一家公司做翻译的时候，上海办公室的翻译就有经典评论，说当时我们的翻译工作量如此巨大，应当在翻译室的门口放一个农村收公粮用的磅秤，只有体积、重量满足要求的文件才能接下来翻译，否则就得累死我们。听到上述合伙人评论之后，我的脑子里就又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这农村收公粮的磅秤。只不过这次，这个磅秤应当放在各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判桌前。各位委员围坐在磅秤旁边，各双眼睛都盯着磅秤。秀才张生哆哆嗦嗦地把自己的论文抬上秤，旁边有多收了三五斗里的帐房先生拖长了声音，不屑地念着“张生论文，六万字平”。听到帐房先生的吆喝之后，各委员的脸上立刻浮出鄙夷的神色，手中大笔一挥，在张生的生死簿上划上一个大叉。秀才李生则满面自信，吆喝上来一驴车，吩咐二三车夫将车上麻袋内装的论文抬上了秤。旁边的帐房先生紧急把所有的秤砣都加到了磅秤上，还是不够。帐房先生满意地唱出“李生论文，十二万字高”。各委员听了，立刻交头接耳，纷纷赞道，“李生好收成啊，足足写了十二万字！优秀论文，优秀论文，人才，人才啊！！”屋外，张生抱着自己辛苦写成的论文泣血，李生则从麻袋里掏出了石块、水泥等物，扔在垃圾堆放点，然后从麻袋底掏出自己的论文封皮，在反面写上“装修垃圾，请运走”字样，贴在了石块上面。
我其实不了解这来应聘的人，所以无从知道这家伙是不是真是个学术骗子。我只是诧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衡量学术高低的标准变成了“是否凑得够论文字数”。不止是论文，任何文件均如此。人们仿佛有一种错觉，认为写得越多，表明研究得越透彻，文件越厚，说明理论越高深。于是，咨询们，律师们，各路人马，你抄我，我抄你，天下文章一大抄，倒卖“装修垃圾”都快成了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我不否认分析必须透彻，说理必须明白，而有时要透彻、明白就必须采用充分的篇幅去论述。但是，什么时候篇幅喧宾夺主地取代了内容？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堂而皇之地仅仅因为篇幅就可以褒贬学术？要是这样，李白如果生在当代的学术界，是不是也得放弃写诗，改写白话体的小说，因为字数多？关汉卿要生在现在，窦娥冤就得写成120集电视连续剧，才能被评为优秀剧作品？华佗看完病之后，是不是要在诊断书上先把生孩子的过程分析透彻之后，再写上结论说，“夫人，您有喜了”！？
当年我在一家公司做翻译的时候，上海办公室的翻译就有经典评论，说当时我们的翻译工作量如此巨大，应当在翻译室的门口放一个农村收公粮用的磅秤，只有体积、重量满足要求的文件才能接下来翻译，否则就得累死我们。听到上述合伙人评论之后，我的脑子里就又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这农村收公粮的磅秤。只不过这次，这个磅秤应当放在各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判桌前。各位委员围坐在磅秤旁边，各双眼睛都盯着磅秤。秀才张生哆哆嗦嗦地把自己的论文抬上秤，旁边有多收了三五斗里的帐房先生拖长了声音，不屑地念着“张生论文，六万字平”。听到帐房先生的吆喝之后，各委员的脸上立刻浮出鄙夷的神色，手中大笔一挥，在张生的生死簿上划上一个大叉。秀才李生则满面自信，吆喝上来一驴车，吩咐二三车夫将车上麻袋内装的论文抬上了秤。旁边的帐房先生紧急把所有的秤砣都加到了磅秤上，还是不够。帐房先生满意地唱出“李生论文，十二万字高”。各委员听了，立刻交头接耳，纷纷赞道，“李生好收成啊，足足写了十二万字！优秀论文，优秀论文，人才，人才啊！！”屋外，张生抱着自己辛苦写成的论文泣血，李生则从麻袋里掏出了石块、水泥等物，扔在垃圾堆放点，然后从麻袋底掏出自己的论文封皮，在反面写上“装修垃圾，请运走”字样，贴在了石块上面。
我其实不了解这来应聘的人，所以无从知道这家伙是不是真是个学术骗子。我只是诧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衡量学术高低的标准变成了“是否凑得够论文字数”。不止是论文，任何文件均如此。人们仿佛有一种错觉，认为写得越多，表明研究得越透彻，文件越厚，说明理论越高深。于是，咨询们，律师们，各路人马，你抄我，我抄你，天下文章一大抄，倒卖“装修垃圾”都快成了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我不否认分析必须透彻，说理必须明白，而有时要透彻、明白就必须采用充分的篇幅去论述。但是，什么时候篇幅喧宾夺主地取代了内容？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堂而皇之地仅仅因为篇幅就可以褒贬学术？要是这样，李白如果生在当代的学术界，是不是也得放弃写诗，改写白话体的小说，因为字数多？关汉卿要生在现在，窦娥冤就得写成120集电视连续剧，才能被评为优秀剧作品？华佗看完病之后，是不是要在诊断书上先把生孩子的过程分析透彻之后，再写上结论说，“夫人，您有喜了”！？
温柔的偏见（2005年6月18日）
周末无事，借了朋友的《傲慢与偏见》的DVD来看。《傲慢与偏见》的书我看过很多遍，算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但电影却是头一次看。有的时候，看电影比看书更有意思，因为好的电影对场景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尤其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英国贵族的生活，我实在是无从想起。
电影中的女性，一旦成年，生活的全部就是去参加社交活动，获得被介绍给适龄的、门当户对的男性，盼望着可以选出个如意郎君。一旦婚姻成就的好，这一辈子就赌赢了。婚姻于那时的女性，不仅仅关系着感情生活，更直接关系着物质生活。于是，各家各户的女子，从小就忙着学礼仪、学法语、学弹琴、学唱歌、学跳舞、学习一切可以或可能取悦于男性的“才能”，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她们，这些才能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竞争的一部分。但是，她们的竞争需要含蓄，而她们的性格也需要含蓄。因此，那个年代的女性，至少在表面上，需要温文尔雅。
实习生乔的母亲来中国看他。她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南部的富家女子，漂亮，温柔、学了艺术，却从来不曾工作过，因为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她的职业便是相夫教子，即使这些都曾有“nanny”帮她。她的善良让作为儿子的乔担心不已，因为她太善良而不懂世故，别人编个故事就可以骗到她的同情。也是，这么多年来，她小的时候有父亲的照顾，出嫁了有丈夫的照顾，现在儿子大了，又有儿子的照顾。在她的生命中，男人们都一直在外面拼杀，打出一片天空，撑好了保护伞给她，而她，则乐得享受这些保护，纵然自己做一个娇嫩的花朵。就连逛个秀水街，也有乔请了我这个“保镖”，保驾护航。一路上，我注意到，她见了漂亮东西就忘情地去看，经常留下我和乔帮她拿着落在柜台上的包、眼镜、买来的东西等等。等到她看好了东西，要买之前，也有我这样的现代女子厉声厉色地给她讲价。
看着电影中的简和伊丽莎白，再看看乔的母亲，我突然觉得，当女人走出家门跟男人一起拼争的时候，当女人都变得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精明厉害的时候，当女性不再学习家政，转而学习男人们的生存技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扼杀了我们的温柔天性，披起了狼衣。这时候，还怎么指望女人能够有应有的温柔？电影中的、现实中的那些温柔甜美的女子，之所以温柔甜美，恐怕正是因为她们“不问世事”啊。
电影中的女性，一旦成年，生活的全部就是去参加社交活动，获得被介绍给适龄的、门当户对的男性，盼望着可以选出个如意郎君。一旦婚姻成就的好，这一辈子就赌赢了。婚姻于那时的女性，不仅仅关系着感情生活，更直接关系着物质生活。于是，各家各户的女子，从小就忙着学礼仪、学法语、学弹琴、学唱歌、学跳舞、学习一切可以或可能取悦于男性的“才能”，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她们，这些才能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竞争的一部分。但是，她们的竞争需要含蓄，而她们的性格也需要含蓄。因此，那个年代的女性，至少在表面上，需要温文尔雅。
实习生乔的母亲来中国看他。她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南部的富家女子，漂亮，温柔、学了艺术，却从来不曾工作过，因为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她的职业便是相夫教子，即使这些都曾有“nanny”帮她。她的善良让作为儿子的乔担心不已，因为她太善良而不懂世故，别人编个故事就可以骗到她的同情。也是，这么多年来，她小的时候有父亲的照顾，出嫁了有丈夫的照顾，现在儿子大了，又有儿子的照顾。在她的生命中，男人们都一直在外面拼杀，打出一片天空，撑好了保护伞给她，而她，则乐得享受这些保护，纵然自己做一个娇嫩的花朵。就连逛个秀水街，也有乔请了我这个“保镖”，保驾护航。一路上，我注意到，她见了漂亮东西就忘情地去看，经常留下我和乔帮她拿着落在柜台上的包、眼镜、买来的东西等等。等到她看好了东西，要买之前，也有我这样的现代女子厉声厉色地给她讲价。
看着电影中的简和伊丽莎白，再看看乔的母亲，我突然觉得，当女人走出家门跟男人一起拼争的时候，当女人都变得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精明厉害的时候，当女性不再学习家政，转而学习男人们的生存技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扼杀了我们的温柔天性，披起了狼衣。这时候，还怎么指望女人能够有应有的温柔？电影中的、现实中的那些温柔甜美的女子，之所以温柔甜美，恐怕正是因为她们“不问世事”啊。
归属（2005年6月27日）
实习生贝琦来公司已经五周了。按计划，她一共要在这里工作六周。在前五周当中，她的生活非常平淡，平淡得乏味，平淡得让她后悔选择了来中国。根据她在美国实习的经验，公司通常通过暑期实习来“考察”学生，从中选择将来要聘用的对象。因此，公司一方面会安排一大堆工作给暑期实习生，另外一方面会给他们安排很多业余活动，尤其是如果公司所在地不是实习生的惯常居住地的话，公司会安排他们在周末或晚上去四处逛逛，领略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理由很简单，公司希望了解即将毕业的学生的素质，同时也希望学生能够了解公司的文化和环境。因此，实习对于美国的学生，尤其是法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来了中国，贝琦全傻了。没有一件事情如她预期的发生。首先，公司行政先是许诺她说她可以住公司的职工公寓，免费的。在她来之前的一周，公司突然通知她说，她不能住公寓了，至于能住哪里，她自己想办法吧。贝琦之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因此很是惶恐，遍找亲友之后，终于委托朋友的朋友给租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公寓。贝琦总结说，这个公寓的特点是，“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总之，没谱”。
其后发生的事情对这个芝加哥女孩子产生了更大的考验。贝琦来的第一周，公司没有给她安排任何工作。她着急了，跑去问公司行政，问是不是可以找同事去要活干，因为她无所事事坐在那里，实在太难受了。行政告诉她说，中国文化不喜张扬，因此劝她老老实实地在自己座位上坐着，不要到处去主动要工作。既然归到了“文化”的范畴，贝琦不敢再造次。她自觉身为美国人，本来就容易被套上不尊重别人文化的帽子，所以尤其要注意不能自以为是。打那以后，贝琦每日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着音乐，喝着咖啡，看着网上的电子报纸，很快沦为了新一代中国公务员的形象。
就在贝琦实习的第五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公司一高层管理人员意外发现，贝琦和他是校友。高管顿时对贝琦来了兴致，第一个举措是周五晚上请贝琦在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饭，两人详细地“套了近乎”，回忆了各自美好的校园生活，顿时亲切得一塌糊涂。聊得投机之后，贝琦给高管讲了她到公司一来的真实感受，包括上班时间没有事情干的苦恼和下班时间没有社交活动的郁闷。高管拍案，说这么对待实习生，简直是BS。接下来高管采取了一系列闪电般的行动，包括在今天（周一）上午给贝琦安排了一大堆工作，并在下午下班前向包括贝琦在内的所有实习生发出了邀请，要求大家在明晚到酒吧小坐。高管同时还询问了贝琦她在公司都结交了哪些朋友，可一并带上。因此，我荣幸地被爱屋及乌，收到了高管发来的“你被邀请参加以实习生名义举办的聚会…”的邀请函。我到这个公司快一年了，都没入过高管的眼，如今却沾了实习生贝琦的光，混入了上流社会。
记得当年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院长曾经问过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而不在家里自学。大家的答案千奇百怪，但是院长都不满意。最后他老人家揭晓谜底，说因为上大学可以建立一个同学圈子，自学不行。这个同学圈子，今后会很重要。院长说，人一旦混进了一个圈子，就获得了很珍贵的无形资源，将来办事就方便多了。如今，院长的理论在公司里真实演绎，让我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我进一步发挥一下，其实同学不同学不要紧，关键是要混进一个组织，找到一个归属。对于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这个组织可能是“校友”、“同学”；对于街头混混，这个组织可能是个什么“青龙帮”、“黑虎队”之类；对于政客，这个组织就是“党派”；对于打工仔们，这个组织可能是什么“同乡会”；对于女性，这个组织就是“妇联”。有了归属，事情就好办了，帮派可以迅速形成，有什么摆不平搞不定的，找组织就好。想象中只要有了帮派归属，走在路上，如有流氓地痞骚扰，顿时就有本帮七八个彪形大汉站出来给自己撑腰。
我目前在公司的归属，就是“傍”上了高管的校友贝琦…
来了中国，贝琦全傻了。没有一件事情如她预期的发生。首先，公司行政先是许诺她说她可以住公司的职工公寓，免费的。在她来之前的一周，公司突然通知她说，她不能住公寓了，至于能住哪里，她自己想办法吧。贝琦之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因此很是惶恐，遍找亲友之后，终于委托朋友的朋友给租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公寓。贝琦总结说，这个公寓的特点是，“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总之，没谱”。
其后发生的事情对这个芝加哥女孩子产生了更大的考验。贝琦来的第一周，公司没有给她安排任何工作。她着急了，跑去问公司行政，问是不是可以找同事去要活干，因为她无所事事坐在那里，实在太难受了。行政告诉她说，中国文化不喜张扬，因此劝她老老实实地在自己座位上坐着，不要到处去主动要工作。既然归到了“文化”的范畴，贝琦不敢再造次。她自觉身为美国人，本来就容易被套上不尊重别人文化的帽子，所以尤其要注意不能自以为是。打那以后，贝琦每日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着音乐，喝着咖啡，看着网上的电子报纸，很快沦为了新一代中国公务员的形象。
就在贝琦实习的第五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公司一高层管理人员意外发现，贝琦和他是校友。高管顿时对贝琦来了兴致，第一个举措是周五晚上请贝琦在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饭，两人详细地“套了近乎”，回忆了各自美好的校园生活，顿时亲切得一塌糊涂。聊得投机之后，贝琦给高管讲了她到公司一来的真实感受，包括上班时间没有事情干的苦恼和下班时间没有社交活动的郁闷。高管拍案，说这么对待实习生，简直是BS。接下来高管采取了一系列闪电般的行动，包括在今天（周一）上午给贝琦安排了一大堆工作，并在下午下班前向包括贝琦在内的所有实习生发出了邀请，要求大家在明晚到酒吧小坐。高管同时还询问了贝琦她在公司都结交了哪些朋友，可一并带上。因此，我荣幸地被爱屋及乌，收到了高管发来的“你被邀请参加以实习生名义举办的聚会…”的邀请函。我到这个公司快一年了，都没入过高管的眼，如今却沾了实习生贝琦的光，混入了上流社会。
记得当年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院长曾经问过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而不在家里自学。大家的答案千奇百怪，但是院长都不满意。最后他老人家揭晓谜底，说因为上大学可以建立一个同学圈子，自学不行。这个同学圈子，今后会很重要。院长说，人一旦混进了一个圈子，就获得了很珍贵的无形资源，将来办事就方便多了。如今，院长的理论在公司里真实演绎，让我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我进一步发挥一下，其实同学不同学不要紧，关键是要混进一个组织，找到一个归属。对于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这个组织可能是“校友”、“同学”；对于街头混混，这个组织可能是个什么“青龙帮”、“黑虎队”之类；对于政客，这个组织就是“党派”；对于打工仔们，这个组织可能是什么“同乡会”；对于女性，这个组织就是“妇联”。有了归属，事情就好办了，帮派可以迅速形成，有什么摆不平搞不定的，找组织就好。想象中只要有了帮派归属，走在路上，如有流氓地痞骚扰，顿时就有本帮七八个彪形大汉站出来给自己撑腰。
我目前在公司的归属，就是“傍”上了高管的校友贝琦…
生活的激情（2005年7月2日）
南桥说我写的实习生系列故事很好，能够让人通过这些文章看到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新的和旧的、中国的和美国的、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人和事物之间的冲突。仔细想想，我发现其实这些实习生故事中写到的都是新的没有经验的美国人和旧的有经验的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我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冲突中的很窄的一部分。
通常在中国的环境中，新旧之间的冲突不会这样显见于表面。在中国模式下长大的我们，我以前也写过，大多性格如水，即使导入新容器时会溅出几滴“不睦”，也会在完全进入新容器之后迅速适应，完全与周围环境融合。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都不允许年轻人有太多棱角－你不干，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什么选择？但是在美国模式下长大的美国年轻人，大多爱憎分明，完全具备个人的价值观，不能轻易为周围环境所左右。
于是我发现，把中国的年轻人和美国的年轻人放在一起比较，同样是二十多岁的人，美国人比中国人看上去显老、大概是因为他们自信（如果从正面来看）、自以为是（如果从反面来看）、不服权威、难以管教；而中国人显得年轻，一方面是我们这张亚洲人的娃娃脸，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容易被周围环境驯服、易被周围同化（反面评价）、善于学习（正面评价）。但是另外一个悖论是，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的年轻人更为浮躁。我见过的美国年轻人中，几乎绝大多数都希望找一份工作，对自己进行正规的职业培训。可是我见过的中国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蠢蠢欲动，大学刚毕业就急着要创业。
但是同时，如果把中国的中年人和美国的中年人放在一起，同样是四五十岁的人，美国人却显得比中国人年轻了。这个发现让我很惊讶。似乎美国人到中年之后，对生活的激情仍然旺盛，而中国人到中年之后，似乎有一种任由生活主宰自己的倾向－孔子说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都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还瞎蹦达什么？凑合在单位不被裁员、下岗，等退休得了。于是，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反正我周围见到的那些，都在感叹自己老了，生活是你们年轻人的了。
今年中午跟一个朋友吃饭。此人快五十岁了，两个月前还是一家美国公司中国地区的总裁，上个月刚辞职，准备创办自己的公司。席间他讲起他的计划，眼镜亮晶晶的，闪耀着创业的激情。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岁的要创业的特蕾莎，心里有很多感慨。在曾经的岗位上，他们都是出色称职的人，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年之时才选择走创业的艰辛之路。但是，他们同样是有梦想的人，而且因为以往的成功，所以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工作。他们完全可以take it easy，也完全可以play it safe。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终于到了可以实现梦想的时候。
拥有生活的激情和梦想，才是保持年轻的法宝。
通常在中国的环境中，新旧之间的冲突不会这样显见于表面。在中国模式下长大的我们，我以前也写过，大多性格如水，即使导入新容器时会溅出几滴“不睦”，也会在完全进入新容器之后迅速适应，完全与周围环境融合。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都不允许年轻人有太多棱角－你不干，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什么选择？但是在美国模式下长大的美国年轻人，大多爱憎分明，完全具备个人的价值观，不能轻易为周围环境所左右。
于是我发现，把中国的年轻人和美国的年轻人放在一起比较，同样是二十多岁的人，美国人比中国人看上去显老、大概是因为他们自信（如果从正面来看）、自以为是（如果从反面来看）、不服权威、难以管教；而中国人显得年轻，一方面是我们这张亚洲人的娃娃脸，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容易被周围环境驯服、易被周围同化（反面评价）、善于学习（正面评价）。但是另外一个悖论是，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的年轻人更为浮躁。我见过的美国年轻人中，几乎绝大多数都希望找一份工作，对自己进行正规的职业培训。可是我见过的中国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蠢蠢欲动，大学刚毕业就急着要创业。
但是同时，如果把中国的中年人和美国的中年人放在一起，同样是四五十岁的人，美国人却显得比中国人年轻了。这个发现让我很惊讶。似乎美国人到中年之后，对生活的激情仍然旺盛，而中国人到中年之后，似乎有一种任由生活主宰自己的倾向－孔子说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都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还瞎蹦达什么？凑合在单位不被裁员、下岗，等退休得了。于是，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反正我周围见到的那些，都在感叹自己老了，生活是你们年轻人的了。
今年中午跟一个朋友吃饭。此人快五十岁了，两个月前还是一家美国公司中国地区的总裁，上个月刚辞职，准备创办自己的公司。席间他讲起他的计划，眼镜亮晶晶的，闪耀着创业的激情。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岁的要创业的特蕾莎，心里有很多感慨。在曾经的岗位上，他们都是出色称职的人，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年之时才选择走创业的艰辛之路。但是，他们同样是有梦想的人，而且因为以往的成功，所以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工作。他们完全可以take it easy，也完全可以play it safe。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终于到了可以实现梦想的时候。
拥有生活的激情和梦想，才是保持年轻的法宝。
八旗学者（2005年6月14日）
有关部委组织一个相关业务的研讨会，会议通知上写着邀请了若干高校、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其中还包括两位被我国推荐到国际机构的专家们。我做着相关的业务，自然也对这些名字大大的景仰着。于是，我一大早就兴致盎然地去开会了。
部委的一位处长先讲了他们在国际谈判一线工作的实践和感受，之后就是两位著名学者讲。这二位一男一女，皆有非常不凡的履历，都是博导，著作等身。大家研究西洋学术久了，于是女士先讲。女士一上台就表示，我讲三点意见。首先，女士吹捧一番前面的政府官员理论功底如何的深，研究的如何透彻，把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搞得这么清楚。然后大讲了一通自己如何繁忙，来之前让自己的研究生替自己研究这个问题，可是那个研究生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明白，不如官员聪明。然后，女士开始以该国际机构的专家的身份开始讲，摆了一堆数据，没有观点，没有论证。我身边的同事轻轻在我耳边说，“她用的数据都是该国际机构网站上的，我前几天刚去看过。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女专家口吐莲花，讲国际机构网站上的东西讲了半个钟头，一点没有注明出处。最后还说，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可以到我的教学网站上去下载。教学网站，就可以不注明出处的使用？
女士下台之后，男士登场。一上场，男士也讲三点，先是开始忙不迭地赞领导、赞政府、谢领导、谢政府，历时不少于十分钟。终于开始讲正题之后，男士先是甩了几句四川味儿的英文，然后开始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以党的X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对贸易业务开始分析。最后，男士又高度赞扬了党的先进性、政府的英明决策和对知识分子的爱护等等，感激涕零。这三点，基本跟业务不着边。
我拿着笔，比划了一个钟头，没有能够记下一个跟学术有关的、有价值的观点。两位著名学者学术观点虽然都没有，但是却在一点上表达了共同的愿望：要研究，就要立项，立了项，就能有经费，有了经费，才能研究。要有才，必须有财，因为无财，所以无才。没想到蛋生鸡、鸡生蛋的辨证，在学术界表现在了这里。
接下来又是无数学者、专家的三点、四点。终于，在下午五点，马上要闭会的时候，上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据说老人在业内德高望重。老人说，我不讲业务，说说感想吧。老人也讲了三点，没有一句废话，只用了几分钟。第一点，以平常心对待贸易冲突，不要总把贸易和政治搅在一起；第二点，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和“以讼止讼”相结合，被告不一定可耻，恶人也可能先告状。我不是好战之徒，但毛主席说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该打官司的时候，打又如何；第三点，把正规军和志愿军结合起来。只要政府组织得当，没有立项，没有经费，也会有仁人志士愿意为这个国家出一把力！
老人肯定也曾经是御用学者。可是什么时候，年轻一代的御用学者，多了这么多的功利，而少了仅存的骨气？面对仍然“血气方刚”的老人，有多少后生应该汗颜？！
部委的一位处长先讲了他们在国际谈判一线工作的实践和感受，之后就是两位著名学者讲。这二位一男一女，皆有非常不凡的履历，都是博导，著作等身。大家研究西洋学术久了，于是女士先讲。女士一上台就表示，我讲三点意见。首先，女士吹捧一番前面的政府官员理论功底如何的深，研究的如何透彻，把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搞得这么清楚。然后大讲了一通自己如何繁忙，来之前让自己的研究生替自己研究这个问题，可是那个研究生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明白，不如官员聪明。然后，女士开始以该国际机构的专家的身份开始讲，摆了一堆数据，没有观点，没有论证。我身边的同事轻轻在我耳边说，“她用的数据都是该国际机构网站上的，我前几天刚去看过。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女专家口吐莲花，讲国际机构网站上的东西讲了半个钟头，一点没有注明出处。最后还说，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可以到我的教学网站上去下载。教学网站，就可以不注明出处的使用？
女士下台之后，男士登场。一上场，男士也讲三点，先是开始忙不迭地赞领导、赞政府、谢领导、谢政府，历时不少于十分钟。终于开始讲正题之后，男士先是甩了几句四川味儿的英文，然后开始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以党的X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对贸易业务开始分析。最后，男士又高度赞扬了党的先进性、政府的英明决策和对知识分子的爱护等等，感激涕零。这三点，基本跟业务不着边。
我拿着笔，比划了一个钟头，没有能够记下一个跟学术有关的、有价值的观点。两位著名学者学术观点虽然都没有，但是却在一点上表达了共同的愿望：要研究，就要立项，立了项，就能有经费，有了经费，才能研究。要有才，必须有财，因为无财，所以无才。没想到蛋生鸡、鸡生蛋的辨证，在学术界表现在了这里。
接下来又是无数学者、专家的三点、四点。终于，在下午五点，马上要闭会的时候，上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据说老人在业内德高望重。老人说，我不讲业务，说说感想吧。老人也讲了三点，没有一句废话，只用了几分钟。第一点，以平常心对待贸易冲突，不要总把贸易和政治搅在一起；第二点，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和“以讼止讼”相结合，被告不一定可耻，恶人也可能先告状。我不是好战之徒，但毛主席说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该打官司的时候，打又如何；第三点，把正规军和志愿军结合起来。只要政府组织得当，没有立项，没有经费，也会有仁人志士愿意为这个国家出一把力！
老人肯定也曾经是御用学者。可是什么时候，年轻一代的御用学者，多了这么多的功利，而少了仅存的骨气？面对仍然“血气方刚”的老人，有多少后生应该汗颜？！
博客的同类产品（2005年6月6日）
在国际贸易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同类产品。几乎所有的贸易救济措施，甚至包括最近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欧美纺织品设限的问题，都会涉及同类产品的概念。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进口产品与进口国国内的产品是同类产品，具有可比性的时候，才能将进口产品与进口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在价格、数量、市场份额等方面进行比较，也才能考察进口产品是否给进口国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了损害或者伤害。这显然是符合基本常识的，谁也不可能说进口背心对国内的裤衩产业造成了损害，因为显然，这二者是不同的，是不能混着穿的。但是遗憾的是，在纺织品设限问题上，个别国家倾向于认为，男人和女人的背心、裤衩都能混着穿。也许有个别国家的民众的家庭预算有限，买了前者就不会买后者，但在我们中国这个礼仪之邦，背心和裤衩的市场基本不交叉，这两种产品之间也根本不存在竞争。买了背心，并不意味着，而且显然不表明，就不需要买裤衩了。
WTO《反倾销协定》第2.6条为同类产品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即“同类产品应解释为指相同的产品，即与考虑中的产品在各方面都相同的产品，或如果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但具有与考虑中的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根据这一条款，各国调查机关一般在界定同类产品的时候，都会着重考虑产品的物理化学特性、原材料、用途和可替代性等各个方面。
在这些考虑因素之中，对于消费型产品而言，用途和可替代性似乎越来越被调查机关看重。大约是因为对于消费品贸易而言，买卖中最重要的是买方关注什么。显然，作为顾客，一般而言，注重的无非是功用。假设我们现在要买一个书包，人造革的书包和布书包在质地上是不同的，其物理化学特性大约也不同，但是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相反，二者的用途相同，而且假设二者的价格相似，而通常一个孩子只买一个书包，买了人造革的就不会买布的，买了布的就不会再买人造革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产品就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这两种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同类产品”。
南桥最近在他的一篇博客里对同类产品这个国际贸易法中的关键概念做出了突破性的创新。他指出，现代人一般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闲暇时间，其中一个小时还要从事洗碗等家务劳动。剩下的一个小时，可以选择从事不同的娱乐活动。据他分析，人们可以选择看书、看电视节目、读他写的博客等活动。鉴于时间有限，选择了看电视节目的人就没有时间再选择读博客，而选择了读博客的人就可能不再有时间看电视节目。因此，虽然电视节目和博客材质不同、载体不同、物理化学特性（如果有的话）也毫无相干，但是，其用途相同，都是用来娱乐大众、吸引眼球的。而且，消费者在这二者之间，通常的选择是非此即彼，做了一项就不能再做另外一项，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因此，电视节目和博客是同类产品，而南桥和陈道明，是同类产品的生产者。陈道明生产的电视节目对南桥的博客，可能产生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建议正在进行的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对南桥这一创新理论加以研究，并在新一轮的贸易协定中加以体现。
WTO《反倾销协定》第2.6条为同类产品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即“同类产品应解释为指相同的产品，即与考虑中的产品在各方面都相同的产品，或如果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但具有与考虑中的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根据这一条款，各国调查机关一般在界定同类产品的时候，都会着重考虑产品的物理化学特性、原材料、用途和可替代性等各个方面。
在这些考虑因素之中，对于消费型产品而言，用途和可替代性似乎越来越被调查机关看重。大约是因为对于消费品贸易而言，买卖中最重要的是买方关注什么。显然，作为顾客，一般而言，注重的无非是功用。假设我们现在要买一个书包，人造革的书包和布书包在质地上是不同的，其物理化学特性大约也不同，但是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相反，二者的用途相同，而且假设二者的价格相似，而通常一个孩子只买一个书包，买了人造革的就不会买布的，买了布的就不会再买人造革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产品就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这两种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同类产品”。
南桥最近在他的一篇博客里对同类产品这个国际贸易法中的关键概念做出了突破性的创新。他指出，现代人一般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闲暇时间，其中一个小时还要从事洗碗等家务劳动。剩下的一个小时，可以选择从事不同的娱乐活动。据他分析，人们可以选择看书、看电视节目、读他写的博客等活动。鉴于时间有限，选择了看电视节目的人就没有时间再选择读博客，而选择了读博客的人就可能不再有时间看电视节目。因此，虽然电视节目和博客材质不同、载体不同、物理化学特性（如果有的话）也毫无相干，但是，其用途相同，都是用来娱乐大众、吸引眼球的。而且，消费者在这二者之间，通常的选择是非此即彼，做了一项就不能再做另外一项，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因此，电视节目和博客是同类产品，而南桥和陈道明，是同类产品的生产者。陈道明生产的电视节目对南桥的博客，可能产生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建议正在进行的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对南桥这一创新理论加以研究，并在新一轮的贸易协定中加以体现。
政坛“灰姑娘”（2005年6月6日）
上周四，美国商务部新任部长古铁雷斯在美国商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做了讲演，我有幸去听了。看到这个留着小胡子，长得很像好莱坞大片里的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贩子的古巴裔部长以冷静而坚定的语言向在座的美国公司代表做着关于知识产权、纺织品等承诺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居然是“灰姑娘”的故事。
古铁雷斯被看作是美国梦的一个成功典范。从一个一无所有，需要到旅店当服务生来学英语的古巴难民，到后来Kellogg公司的送货司机、推销员，到十几年后的Kellogg公司总裁，再到新近被布什做为白手起家的典范而任命为商务部长，他的故事的确很传奇。
但其实他的故事在中国也有翻版，比如我们的政府中也有什么木匠、铁匠出身，而后来出任了政府高官的。有一个真实的事例就发生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二十年前，我的一个伯伯在家乡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单位新来了一个打字员，是从农村考中专分配来的。打字员的家人是逃难过来的，一家人极穷，刻薄的人形容他家的境域的时候，说他家父子几个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时候轮流穿。打字员极寡言，只是默默做自己的工作，工余写写文章。不就，单位都知道他文章写得不错。正好新华社地方分社来借调人手，单位就把他借了去。他在新华社写出了名，后来又被调到省团中央。二十年后，他已经进了政治局。
其实，要在中国成功，实在比美国更不易。在美国，政界、商界，国家、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从商成功了的，很可能迈入政界；做律师成功了的，就可能成为法官；做生意做成功的，可以回到商学院当个教授。在中国，政界、商界、国家、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法学院毕业，想当律师还是法官，自己先想好了，而且是从公入私易，从私入公难，先当法官后当律师尚可，但先当了律师，再当法官难度就大了；进了政界，要下海容易，可下了海，再想上岸做官，就难了，最多到人大政协混混。
于是，美国梦中，大多是从商界走向政界，从金钱走向权力。中国梦中，部分人从政界走向商界，部分甚至从权力走向腐败。
古铁雷斯被看作是美国梦的一个成功典范。从一个一无所有，需要到旅店当服务生来学英语的古巴难民，到后来Kellogg公司的送货司机、推销员，到十几年后的Kellogg公司总裁，再到新近被布什做为白手起家的典范而任命为商务部长，他的故事的确很传奇。
但其实他的故事在中国也有翻版，比如我们的政府中也有什么木匠、铁匠出身，而后来出任了政府高官的。有一个真实的事例就发生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二十年前，我的一个伯伯在家乡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单位新来了一个打字员，是从农村考中专分配来的。打字员的家人是逃难过来的，一家人极穷，刻薄的人形容他家的境域的时候，说他家父子几个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时候轮流穿。打字员极寡言，只是默默做自己的工作，工余写写文章。不就，单位都知道他文章写得不错。正好新华社地方分社来借调人手，单位就把他借了去。他在新华社写出了名，后来又被调到省团中央。二十年后，他已经进了政治局。
其实，要在中国成功，实在比美国更不易。在美国，政界、商界，国家、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从商成功了的，很可能迈入政界；做律师成功了的，就可能成为法官；做生意做成功的，可以回到商学院当个教授。在中国，政界、商界、国家、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法学院毕业，想当律师还是法官，自己先想好了，而且是从公入私易，从私入公难，先当法官后当律师尚可，但先当了律师，再当法官难度就大了；进了政界，要下海容易，可下了海，再想上岸做官，就难了，最多到人大政协混混。
于是，美国梦中，大多是从商界走向政界，从金钱走向权力。中国梦中，部分人从政界走向商界，部分甚至从权力走向腐败。
买灯记（2005年6月5日）
家里卧室的灯最近家庭不睦，灯口和灯泡一见面就分外眼红。只要一放了灯泡进去，灯口就死死咬住不放，每次想换灯泡的时候，都要使蛮力去拽，“撕扯”得“鲜血淋漓”，最终都是以灯泡身首异处，灯泡和螺纹口彻底分离而告终。前几天换灯泡的时候，终于将灯口一同拽了下来。这场景真象一场野蛮的离婚，最终搞得两败俱伤，一塌糊涂。
可是这灯是不能再要了。趁着周末，我去了一趟灯具城，试图买一盏新灯。现在灯的造型是越做越漂亮了，比如我看到的比较中意的几款，有一款下面有无数铝丝团成一堆，象鸟窝状，上面是几个鸟蛋形状的灯，奇的是这些鸟蛋灯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团淡淡的阴影，就像是拿着鸡蛋鸭蛋对着灯照的时候，蛋黄部分会有阴影一样。总之，这一款，被我称为“鸟窝灯”，显然采用的材料非常的现代，但是却隐隐有一丝田园的影子。倒是颇符合象我这种一天到晚叫嚷着要回归自然，但是到农村待半天就吃不消的伪田园主义者。但是我考虑到我这个灯是要挂在卧室的，这个卧室里挂一个鸟窝，里面还有鸟蛋，我岂不是跟前些天建外SOHO里的“鸟人”有了一拚？不行，不行，名声要紧。这款买回去能毁我名声的灯，价格是880元。
我看中的第二款灯是用钢丝将卤素灯泡悬至半空，每个灯泡外面都有灯罩，灯罩是一个个10厘米见方的不规则的玻璃块。我说这些玻璃块看着不错，卖灯的小姐不高兴地说，这怎么是玻璃，我这卖的可是水晶灯。我说我敢保证水晶灯的灯罩肯定不是水晶做的，小姐不满的说，就你这价格还想买水晶的？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本来就说它是玻璃的，小姐非跟我较劲说这是水晶灯，然后她又说就这点钱买不到水晶的，来回的道理都让她说了，这让做律师的我很沮丧。但话说回来，这个玻璃水晶灯看着很不错，酷似一堆冰块吊在空中，我幻想着这盏灯挂在我家餐厅里，炎热的北京的夏天，有朋友来我家做客，从冰箱里倒了饮料之后，顺手从这盏冰块灯上拽一两个冰块搁到杯子里，感觉有多爽？这个创意简直可以卖给统一冰红茶做广告创意！可我转念一想，我要买的是卧室的灯，把这样一盏灯挂在床的上方，夏天的晚上，恐怕得时时担心冰块化掉，淅淅沥沥地将我的睡眠文明毁于一旦。这款“冰块灯”，价格是980元。
第三款灯，我叫它“树杈灯”。它的主干是一堆呈枝杈型的不锈钢丝，乍一看，就像是把北京冬天街头那些落净了树叶的树木倒挂在了屋顶。在树杈的间隙中，有几盏星星点点的灯，说不清楚是灯点缀着枝杈，还是枝杈点缀着灯，但总之，这盏灯里的灯倒好像是配角，而那些性格十足的枝杈，倒像是主角。这盏灯挂在屋里，应当很有性格。但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如果在某个月圆之夜，当月光照射到屋里，我看着这些枝杈，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雷击后的“狰狞”？罢罢罢，象我这等鼠胆之人，性格事小，平安事大。这款“树杈灯”，价格大概是680元。
似乎有什么广告里说，“总有一款适合您”，可是我看了这么多款，走得脚都快断了，也没看到一款切实可行的方案，让我很是沮丧。于是我决定向平庸迈进，把重点转向那些没有性格、没有新意、没有歧义的“三无产品”。不久我看到一款“星星灯”，很简单的一个造型，象雨伞一样的伞骨，边上有八个灯泡，每个灯泡外面罩一个星星造型的透明罩，简单明了。这样很好，月光好的夜晚，我可以抬头看到星星。这款灯的价格也很用户友好，卖灯的小姐张口只要320元，辛苦讲价到180元之后，小姐再不肯降，说180元她的利润还不到10％，不能再降了。我说10％你还嫌少？10％对于大多数行业已经是暴利了！小姐说你得分行业，对于什么大宗产品肯定是，但是对于灯具行业，我利润是10％，一盏灯挣15块钱，我要卖掉10盏才能赚回一盏的钱。我进货的时候进10盏，结果有一盏没卖出去，或者运输过程中毁坏了，我等于全部白干了。你说，10％的利润高不高？
小姐真是雄辩，说得我哑口无言。这么一说，似乎她真是要价有理。国民素质真的是提高了，如今一个小售货员都能说出这么精辟的道理。上回我听到类似的逻辑的时候，还是在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里，听国际著名商学院毕业的咨询员们“忽悠”客户的时候。
可是这灯是不能再要了。趁着周末，我去了一趟灯具城，试图买一盏新灯。现在灯的造型是越做越漂亮了，比如我看到的比较中意的几款，有一款下面有无数铝丝团成一堆，象鸟窝状，上面是几个鸟蛋形状的灯，奇的是这些鸟蛋灯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团淡淡的阴影，就像是拿着鸡蛋鸭蛋对着灯照的时候，蛋黄部分会有阴影一样。总之，这一款，被我称为“鸟窝灯”，显然采用的材料非常的现代，但是却隐隐有一丝田园的影子。倒是颇符合象我这种一天到晚叫嚷着要回归自然，但是到农村待半天就吃不消的伪田园主义者。但是我考虑到我这个灯是要挂在卧室的，这个卧室里挂一个鸟窝，里面还有鸟蛋，我岂不是跟前些天建外SOHO里的“鸟人”有了一拚？不行，不行，名声要紧。这款买回去能毁我名声的灯，价格是880元。
我看中的第二款灯是用钢丝将卤素灯泡悬至半空，每个灯泡外面都有灯罩，灯罩是一个个10厘米见方的不规则的玻璃块。我说这些玻璃块看着不错，卖灯的小姐不高兴地说，这怎么是玻璃，我这卖的可是水晶灯。我说我敢保证水晶灯的灯罩肯定不是水晶做的，小姐不满的说，就你这价格还想买水晶的？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本来就说它是玻璃的，小姐非跟我较劲说这是水晶灯，然后她又说就这点钱买不到水晶的，来回的道理都让她说了，这让做律师的我很沮丧。但话说回来，这个玻璃水晶灯看着很不错，酷似一堆冰块吊在空中，我幻想着这盏灯挂在我家餐厅里，炎热的北京的夏天，有朋友来我家做客，从冰箱里倒了饮料之后，顺手从这盏冰块灯上拽一两个冰块搁到杯子里，感觉有多爽？这个创意简直可以卖给统一冰红茶做广告创意！可我转念一想，我要买的是卧室的灯，把这样一盏灯挂在床的上方，夏天的晚上，恐怕得时时担心冰块化掉，淅淅沥沥地将我的睡眠文明毁于一旦。这款“冰块灯”，价格是980元。
第三款灯，我叫它“树杈灯”。它的主干是一堆呈枝杈型的不锈钢丝，乍一看，就像是把北京冬天街头那些落净了树叶的树木倒挂在了屋顶。在树杈的间隙中，有几盏星星点点的灯，说不清楚是灯点缀着枝杈，还是枝杈点缀着灯，但总之，这盏灯里的灯倒好像是配角，而那些性格十足的枝杈，倒像是主角。这盏灯挂在屋里，应当很有性格。但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如果在某个月圆之夜，当月光照射到屋里，我看着这些枝杈，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雷击后的“狰狞”？罢罢罢，象我这等鼠胆之人，性格事小，平安事大。这款“树杈灯”，价格大概是680元。
似乎有什么广告里说，“总有一款适合您”，可是我看了这么多款，走得脚都快断了，也没看到一款切实可行的方案，让我很是沮丧。于是我决定向平庸迈进，把重点转向那些没有性格、没有新意、没有歧义的“三无产品”。不久我看到一款“星星灯”，很简单的一个造型，象雨伞一样的伞骨，边上有八个灯泡，每个灯泡外面罩一个星星造型的透明罩，简单明了。这样很好，月光好的夜晚，我可以抬头看到星星。这款灯的价格也很用户友好，卖灯的小姐张口只要320元，辛苦讲价到180元之后，小姐再不肯降，说180元她的利润还不到10％，不能再降了。我说10％你还嫌少？10％对于大多数行业已经是暴利了！小姐说你得分行业，对于什么大宗产品肯定是，但是对于灯具行业，我利润是10％，一盏灯挣15块钱，我要卖掉10盏才能赚回一盏的钱。我进货的时候进10盏，结果有一盏没卖出去，或者运输过程中毁坏了，我等于全部白干了。你说，10％的利润高不高？
小姐真是雄辩，说得我哑口无言。这么一说，似乎她真是要价有理。国民素质真的是提高了，如今一个小售货员都能说出这么精辟的道理。上回我听到类似的逻辑的时候，还是在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里，听国际著名商学院毕业的咨询员们“忽悠”客户的时候。
儿童节杂感（2005年6月1日）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有孩子的同事纷纷请假去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学校组织孩子们表演各式各样的节目，家长们都带来现代化的工具，摄像的摄像，拍照的拍照，颇为隆重。
我于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曾经经历过的“儿童节”。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物质生活还非常贫乏。而我，四岁半就上了小学，因此对于学龄前的儿童节，我没有任何记忆。确切的说，对于学龄前那段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时候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姥爷还在上班，在“公社”（当时的镇政府叫‘公社’）当会计。偶尔他会带我去办公室。那时候的会计桌上一般有算盘、帐簿、笔和浆糊。我每次去，都会把帐簿撕破，然后在撕下来的纸上画一些我认为是小猫小狗，但是别人看来就是一堆杂乱的线条的东西，然后用浆糊把这些“艺术”贴在算盘上。姥爷每次进来看到，都要佯装骂我，但是随即就笑了。回家给妈妈讲，妈妈说你姥爷真疼你啊，我小的时候要这么干，早挨打了。
多数时候姥爷是不带我去上班的。这时候我就跟姥姥在家呆着。姥姥家对面就是一所小学，校门口有一位卖杂货的老奶奶，姥姥让我叫她“老太”。老太很喜欢我，冬天的时候在校门口摆摊很冷，姥姥就经常叫老太进屋来取暖。老太每次进来，就会给我带一个她自制的棒棒糖吃。
姥姥后来上了班，在镇上的卫生香厂做卫生香，有时经常带着我去。我经常很积极地帮着糊装卫生香的纸袋。好像糊十个纸袋才几分钱吧，但是当时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可以帮大人挣钱了。那时候的浆糊都是用面粉熬的，所以通常都是一块一块的，不很均匀。小孩子涂浆糊经常涂不均匀，纸袋又非常薄，所以经常糊破了。糊破了的时候，我是很惊恐的，因为怕领导扣姥姥的工资。我害怕领导会发现，所以就经常把糊破了的纸袋偷偷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晚上回家的时候再扔掉。衣服上，于是经常到处粘的都是浆糊。
上来小学，学校就开始组织庆祝儿童节了。现在想来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年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免费观看一场电影，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年都是同样一部电影――《泉水叮咚》。已经记不清电影的主题是什么了，只记得里面有一个很老的老师，非常和蔼。
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也会组织表演节目，不过不外乎是什么大合唱之类的。大家一色的白衫蓝裤，白球鞋。听起来很简单的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似乎每年都凑不齐这身装扮，有白衬衫的时候没有蓝裤子，有了蓝裤子的时候没有白球鞋，终于蓝裤子白球鞋都齐了的时候，八成白衬衣又小了，然后只好拿一个有小碎花的衬衣充数。母亲爱美，所以总在我的衣服上做小文章，比如老师要求蓝裤子，大家都买那种深蓝色的布裤子，母亲偏给我弄一个天蓝色的条绒裤。人家都是雪白的白球鞋，我的却是有图案的浅色旅游鞋，总之，总有不一致之处。我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因此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宽容”，即使装备不合格也不会批评，但我每每站在队里，发现自己的着装跟别人不同的时候，都很自卑。母亲是好意，希望我穿得比别人更好，但是我当年完全不能理解，以至于有很多年我都误以为是家里穷，买不起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孩子的心，成人实在是很难理解。
小学二年级的儿童节，我表演的节目是讲故事－居里夫人的故事。从五月中旬开始，天天背这个故事，然后还要做动作，要抑扬顿挫，要注意表情，等等。终于盼到了演出的时候，我妈妈当时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就站在台下负责指挥。我一上台，站到了讲台后面，妈妈开始说，往左挪挪，我往左挪了一点，妈妈说，再往右一点，诸如此类，往复了几个来回之后，台下的同学都笑了起来。也许大家是善意的，但是当时的我，突然觉得受了羞辱，于是哭着跑下了讲台，死也不肯回去讲这个故事了。至今记得的是母亲大怒，等不到回家，就在校园里捉住了我，拖回办公室狠揍了一顿。现在想来，原来我从六岁起，就一直是个叛逆的孩子。
我的童年真的很短暂。小学的时候，因为太小，我基本无法跟班里的同学做任何学业以外的交流。大家做游戏的时候，是从来不带我的。小孩子玩儿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什么打沙包、跳皮筋之类的，分成两队，互相比赛得分。无论哪一队有我，都注定会很快“死”掉。“死”掉的一对是要撑皮筋的，但我经常连撑皮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那时候跳到最后皮筋是要撑过头顶的，而我太矮。哪个孩子会跟这么没用的一个孩子一起玩儿呢，所以我放学的时光，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门口的小人书店度过的。小人书薄的两分钱看一遍，厚的五分钱看一遍。店主是一个老头，眼睛很毒，可以盯住每一个小孩，谁看来几本书，应当付多少钱，一清二楚。我从姥姥姥爷处得来的零花钱，基本都交给了小人书店的老头。我们小学是五年制，九岁半的时候，我上了中学，从此开始了繁重的学业，原本短暂的童年基本就结束了。十二岁半，我上了高中。十五岁半，我上了大学。十九岁半，我参加了工作。
到了今天，我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心里真真切切地觉得，读书、竞争、学习，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注定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所以急不在一时。相反，孩子的童年宝贵，切勿轻易挪作他用。
我于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曾经经历过的“儿童节”。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物质生活还非常贫乏。而我，四岁半就上了小学，因此对于学龄前的儿童节，我没有任何记忆。确切的说，对于学龄前那段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时候跟姥姥姥爷在一起。姥爷还在上班，在“公社”（当时的镇政府叫‘公社’）当会计。偶尔他会带我去办公室。那时候的会计桌上一般有算盘、帐簿、笔和浆糊。我每次去，都会把帐簿撕破，然后在撕下来的纸上画一些我认为是小猫小狗，但是别人看来就是一堆杂乱的线条的东西，然后用浆糊把这些“艺术”贴在算盘上。姥爷每次进来看到，都要佯装骂我，但是随即就笑了。回家给妈妈讲，妈妈说你姥爷真疼你啊，我小的时候要这么干，早挨打了。
多数时候姥爷是不带我去上班的。这时候我就跟姥姥在家呆着。姥姥家对面就是一所小学，校门口有一位卖杂货的老奶奶，姥姥让我叫她“老太”。老太很喜欢我，冬天的时候在校门口摆摊很冷，姥姥就经常叫老太进屋来取暖。老太每次进来，就会给我带一个她自制的棒棒糖吃。
姥姥后来上了班，在镇上的卫生香厂做卫生香，有时经常带着我去。我经常很积极地帮着糊装卫生香的纸袋。好像糊十个纸袋才几分钱吧，但是当时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可以帮大人挣钱了。那时候的浆糊都是用面粉熬的，所以通常都是一块一块的，不很均匀。小孩子涂浆糊经常涂不均匀，纸袋又非常薄，所以经常糊破了。糊破了的时候，我是很惊恐的，因为怕领导扣姥姥的工资。我害怕领导会发现，所以就经常把糊破了的纸袋偷偷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晚上回家的时候再扔掉。衣服上，于是经常到处粘的都是浆糊。
上来小学，学校就开始组织庆祝儿童节了。现在想来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年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免费观看一场电影，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年都是同样一部电影――《泉水叮咚》。已经记不清电影的主题是什么了，只记得里面有一个很老的老师，非常和蔼。
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也会组织表演节目，不过不外乎是什么大合唱之类的。大家一色的白衫蓝裤，白球鞋。听起来很简单的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似乎每年都凑不齐这身装扮，有白衬衫的时候没有蓝裤子，有了蓝裤子的时候没有白球鞋，终于蓝裤子白球鞋都齐了的时候，八成白衬衣又小了，然后只好拿一个有小碎花的衬衣充数。母亲爱美，所以总在我的衣服上做小文章，比如老师要求蓝裤子，大家都买那种深蓝色的布裤子，母亲偏给我弄一个天蓝色的条绒裤。人家都是雪白的白球鞋，我的却是有图案的浅色旅游鞋，总之，总有不一致之处。我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因此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宽容”，即使装备不合格也不会批评，但我每每站在队里，发现自己的着装跟别人不同的时候，都很自卑。母亲是好意，希望我穿得比别人更好，但是我当年完全不能理解，以至于有很多年我都误以为是家里穷，买不起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孩子的心，成人实在是很难理解。
小学二年级的儿童节，我表演的节目是讲故事－居里夫人的故事。从五月中旬开始，天天背这个故事，然后还要做动作，要抑扬顿挫，要注意表情，等等。终于盼到了演出的时候，我妈妈当时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就站在台下负责指挥。我一上台，站到了讲台后面，妈妈开始说，往左挪挪，我往左挪了一点，妈妈说，再往右一点，诸如此类，往复了几个来回之后，台下的同学都笑了起来。也许大家是善意的，但是当时的我，突然觉得受了羞辱，于是哭着跑下了讲台，死也不肯回去讲这个故事了。至今记得的是母亲大怒，等不到回家，就在校园里捉住了我，拖回办公室狠揍了一顿。现在想来，原来我从六岁起，就一直是个叛逆的孩子。
我的童年真的很短暂。小学的时候，因为太小，我基本无法跟班里的同学做任何学业以外的交流。大家做游戏的时候，是从来不带我的。小孩子玩儿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什么打沙包、跳皮筋之类的，分成两队，互相比赛得分。无论哪一队有我，都注定会很快“死”掉。“死”掉的一对是要撑皮筋的，但我经常连撑皮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那时候跳到最后皮筋是要撑过头顶的，而我太矮。哪个孩子会跟这么没用的一个孩子一起玩儿呢，所以我放学的时光，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门口的小人书店度过的。小人书薄的两分钱看一遍，厚的五分钱看一遍。店主是一个老头，眼睛很毒，可以盯住每一个小孩，谁看来几本书，应当付多少钱，一清二楚。我从姥姥姥爷处得来的零花钱，基本都交给了小人书店的老头。我们小学是五年制，九岁半的时候，我上了中学，从此开始了繁重的学业，原本短暂的童年基本就结束了。十二岁半，我上了高中。十五岁半，我上了大学。十九岁半，我参加了工作。
到了今天，我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心里真真切切地觉得，读书、竞争、学习，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注定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所以急不在一时。相反，孩子的童年宝贵，切勿轻易挪作他用。
周日的祈祷（2005年5月27日）
收到Eddie写来的邮件，信中他说，这个周日会是很难过的一天，因为这个周末本应该是他和刚刚去世的妻子Marlene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自从Marlene去世以后，每每想给Eddie写信问候他，却又总不知道如何说起。有些时候，人生戏剧化地简直让人无所适从，于是心里觉得应当问候他、安慰他，但又明知似乎说什么都流于虚伪。面对这样的意外，也许只有“同哀”而不是“节哀”才显得真实一些。可是我又不忍主动挑起事端，赚人眼泪。否则我岂不是有“走下荧幕的倪萍”之嫌，动辄戳人伤疤，还往上撒盐，最后还主动跟伤者一起落泪。于是每次在信中，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比如上一封邮件中，我就写道，“近来好吗？北京的春夏之交，天气好的不得了，你还记得吗？”现在再看，连我自己都汗颜。
Eddie的回信倒是非常直白，大约是太知道我其实想问的是什么，他在回信中直奔主题，说：
一切均好。丧事之后仍有很多细节需要打理，但是一切都在进行之中。这个夏天还没有计划。也许，我会把房子收拾一下卖掉，然后离开这个城市。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夏天还太远，我现在需要的是先熬过这个五月。
这个周末将非常难过，因为29日本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原本是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的。在她去世之前的每一周都非常特别。在很多方面，我终于能够长大，并将这一切与她相分享。婚姻的第一年大概对所有的人都是困难的，因为要适应彼此所有的细节，并学着接受真实的对方。我不知道怎么说，从很多方面，我都一直在盼望着这第一个纪念日的到来。你知道的，一起回忆婚礼的点滴，重温我们许下的誓言，对上帝和彼此都坦诚相见，回顾过去，计划来年，一起欢笑，并且庆祝这困难的磨合期终于过去，并且努力让这一天成为她记忆中特别的一天，等等。
但是，现在的我悲伤、沮丧、困惑、空虚、而且孤独。但是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的妻子去世了，但是我的妻子是Marlene，一个漂亮的、聪明的、有影响力的女子。我会悲伤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这是爱她的一部分，也是誓言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悲伤也是甜蜜而珍贵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需要努力度过这个周末。这一天从某种程度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需要经历这一天，体会原本对这一天的期盼，然后体会现在她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失望，并在耶稣面前寻求安慰和心灵的支持，并为她感到高兴。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上帝面前思念她。
我记得北京的春夏之交。那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季节。祝你能够充分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
短短一封信，看得我潸然泪下。上大学时，Eddie教过我们写作，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发现，他可以这样细腻地表达他的情感。他是这样一个内向的人，开个玩笑都会脸红。因为爱，他可以写出这样情感充沛的信，来描述他对妻子的怀念。我对自己说，希望Eddie曾经在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写过这样的信给她。即使没有写过也不要紧，如今在天堂的她，应当仍旧能够体会丈夫的一片深情。
这个周日，我会替Eddie祈祷，希望这真能是一个转折点，让他可以从这里开始，把Marlene放在心里，继续他自己的人生旅程。
自从Marlene去世以后，每每想给Eddie写信问候他，却又总不知道如何说起。有些时候，人生戏剧化地简直让人无所适从，于是心里觉得应当问候他、安慰他，但又明知似乎说什么都流于虚伪。面对这样的意外，也许只有“同哀”而不是“节哀”才显得真实一些。可是我又不忍主动挑起事端，赚人眼泪。否则我岂不是有“走下荧幕的倪萍”之嫌，动辄戳人伤疤，还往上撒盐，最后还主动跟伤者一起落泪。于是每次在信中，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比如上一封邮件中，我就写道，“近来好吗？北京的春夏之交，天气好的不得了，你还记得吗？”现在再看，连我自己都汗颜。
Eddie的回信倒是非常直白，大约是太知道我其实想问的是什么，他在回信中直奔主题，说：
一切均好。丧事之后仍有很多细节需要打理，但是一切都在进行之中。这个夏天还没有计划。也许，我会把房子收拾一下卖掉，然后离开这个城市。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夏天还太远，我现在需要的是先熬过这个五月。
这个周末将非常难过，因为29日本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原本是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的。在她去世之前的每一周都非常特别。在很多方面，我终于能够长大，并将这一切与她相分享。婚姻的第一年大概对所有的人都是困难的，因为要适应彼此所有的细节，并学着接受真实的对方。我不知道怎么说，从很多方面，我都一直在盼望着这第一个纪念日的到来。你知道的，一起回忆婚礼的点滴，重温我们许下的誓言，对上帝和彼此都坦诚相见，回顾过去，计划来年，一起欢笑，并且庆祝这困难的磨合期终于过去，并且努力让这一天成为她记忆中特别的一天，等等。
但是，现在的我悲伤、沮丧、困惑、空虚、而且孤独。但是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的妻子去世了，但是我的妻子是Marlene，一个漂亮的、聪明的、有影响力的女子。我会悲伤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这是爱她的一部分，也是誓言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悲伤也是甜蜜而珍贵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需要努力度过这个周末。这一天从某种程度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需要经历这一天，体会原本对这一天的期盼，然后体会现在她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失望，并在耶稣面前寻求安慰和心灵的支持，并为她感到高兴。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上帝面前思念她。
我记得北京的春夏之交。那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季节。祝你能够充分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
短短一封信，看得我潸然泪下。上大学时，Eddie教过我们写作，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发现，他可以这样细腻地表达他的情感。他是这样一个内向的人，开个玩笑都会脸红。因为爱，他可以写出这样情感充沛的信，来描述他对妻子的怀念。我对自己说，希望Eddie曾经在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写过这样的信给她。即使没有写过也不要紧，如今在天堂的她，应当仍旧能够体会丈夫的一片深情。
这个周日，我会替Eddie祈祷，希望这真能是一个转折点，让他可以从这里开始，把Marlene放在心里，继续他自己的人生旅程。
厚道（2005年5月29日）
北京的出租司机有些很有性格，比如说你打车回家，但不巧你家住的那个区经常堵车，就会听到有的“的哥”直言不讳地说，“瞧您住的这个破地儿！”平常出去办事，如果不巧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堵车，也经常能听到司机说，“瞧您去的这个破地儿！”得到这样的评论的次数多了，象我这样心理素质不好的人通常就被“洗脑”了，于是认定自己是个倒霉鬼，住在这种破地方，或者非要去这种破地方，连带人家司机跟着倒霉。似乎北京堵车已经不再是政府的问题，而摆明了就是我自己倒霉的缘故。
前几天我出去办事，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可以走长安街，也可以走两广路。司机听了我说的地名，长叹一声，说走两广路吧，长安街太堵了。我赶紧点头，说行行行，听您的。没想到两广路也堵得一塌糊涂，结果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司机师傅铁青着脸，那表情足以让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瞧我去的这破地儿！
办事本身却只用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我又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公司。开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我一上车，说了要去的地名，就赶紧说不好意思，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比较堵车，您愿意走哪条路都行。老师傅却一本正经地说，“您照顾我生意，为什么还要跟我说不好意思？堵车又不怪您！”赶上这样一位明理的司机，我差点感动得热泪盈眶。
老师傅要走长安街，我说不行，来的时候那个师傅说长安街太堵，不能走。老师傅瞪大了眼睛，说有没有搞错，长安街要是堵，那还有能走的路吗？果然，长安街似乎一路畅通，除了等了几个红灯以外。
我们于是开始聊，从司机的抱怨讲起。老师傅感慨，说做人得厚道啊，哪能那么急功近利，天天想着到哪儿都有好活，到哪儿都不堵车，到哪儿都占便宜？开出租你也得会开，你要天天这么急功近利，到处给乘客耍脸子，越是这样，你越遇不上好事。师傅说，他开了很多年车了，最早从面的开起，经历了北京出租的各个“朝代”，也见过了很多“会开车”的人。
第一个是他们公司的经理。二十年前，经理也开出租，总拉一个香港人，经理的服务态度特别好。后来香港人说，你别开车了，北京市现在允许私人组建出租公司了，你去办一个执照，我给你投钱，我们搞一个出租公司。经理照办，从二三十辆面的开始创业，现在这家出租公司是北京市数得上的大公司。
第二个是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开着空车“扫街”，在天安门附近看见几个像是华侨的人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在打车，但是他们打车的地方不许停车，所以站了很久都没有车停。他的朋友于是花了两块钱停车费把车停到了附近的停车场，自己走到这一行人面前，说明自己身份，说车就在附近停车场，这里不让停车，我帮您把轮椅推过去。推过去之后，发现这一行人其实只要去北京饭店，不过一站地的路程，打车也只是个起步价十块钱。拉到饭店之后，他又帮忙把轮椅卸下来，扶老人坐上轮椅。刚要开车走，那一行人说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还有好多景点，象什么长城都没去过，你能不能明天来接我们去。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拉着这一家子人玩遍了北京城，最后还把他们送到了首都机场。过了快半年，北京市政府突然收到了从一个东南亚小国发来的邀请函，说要邀请某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访问那个国家。市政府调查之后发现被点名的司机就是老师傅的这位朋友，而他拉过的那一行人中居然有该国的政要。
老师傅感慨，说你看人家，不过就是开个出租，可是人家开得响当当的，都开出了国际影响。很多时候，你做服务业，根本不知道拉的乘客是谁。你给乘客脸色看，对自己的业务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可能错过很多机会。会干活的人，通常其实都是“厚道”的人，因为厚道，所以不介意吃眼前的这一点亏，不是死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
回到公司的时候，我就在想，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又有几个人悟出来了呢？
前几天我出去办事，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可以走长安街，也可以走两广路。司机听了我说的地名，长叹一声，说走两广路吧，长安街太堵了。我赶紧点头，说行行行，听您的。没想到两广路也堵得一塌糊涂，结果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司机师傅铁青着脸，那表情足以让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瞧我去的这破地儿！
办事本身却只用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我又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公司。开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我一上车，说了要去的地名，就赶紧说不好意思，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比较堵车，您愿意走哪条路都行。老师傅却一本正经地说，“您照顾我生意，为什么还要跟我说不好意思？堵车又不怪您！”赶上这样一位明理的司机，我差点感动得热泪盈眶。
老师傅要走长安街，我说不行，来的时候那个师傅说长安街太堵，不能走。老师傅瞪大了眼睛，说有没有搞错，长安街要是堵，那还有能走的路吗？果然，长安街似乎一路畅通，除了等了几个红灯以外。
我们于是开始聊，从司机的抱怨讲起。老师傅感慨，说做人得厚道啊，哪能那么急功近利，天天想着到哪儿都有好活，到哪儿都不堵车，到哪儿都占便宜？开出租你也得会开，你要天天这么急功近利，到处给乘客耍脸子，越是这样，你越遇不上好事。师傅说，他开了很多年车了，最早从面的开起，经历了北京出租的各个“朝代”，也见过了很多“会开车”的人。
第一个是他们公司的经理。二十年前，经理也开出租，总拉一个香港人，经理的服务态度特别好。后来香港人说，你别开车了，北京市现在允许私人组建出租公司了，你去办一个执照，我给你投钱，我们搞一个出租公司。经理照办，从二三十辆面的开始创业，现在这家出租公司是北京市数得上的大公司。
第二个是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开着空车“扫街”，在天安门附近看见几个像是华侨的人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在打车，但是他们打车的地方不许停车，所以站了很久都没有车停。他的朋友于是花了两块钱停车费把车停到了附近的停车场，自己走到这一行人面前，说明自己身份，说车就在附近停车场，这里不让停车，我帮您把轮椅推过去。推过去之后，发现这一行人其实只要去北京饭店，不过一站地的路程，打车也只是个起步价十块钱。拉到饭店之后，他又帮忙把轮椅卸下来，扶老人坐上轮椅。刚要开车走，那一行人说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还有好多景点，象什么长城都没去过，你能不能明天来接我们去。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拉着这一家子人玩遍了北京城，最后还把他们送到了首都机场。过了快半年，北京市政府突然收到了从一个东南亚小国发来的邀请函，说要邀请某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访问那个国家。市政府调查之后发现被点名的司机就是老师傅的这位朋友，而他拉过的那一行人中居然有该国的政要。
老师傅感慨，说你看人家，不过就是开个出租，可是人家开得响当当的，都开出了国际影响。很多时候，你做服务业，根本不知道拉的乘客是谁。你给乘客脸色看，对自己的业务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可能错过很多机会。会干活的人，通常其实都是“厚道”的人，因为厚道，所以不介意吃眼前的这一点亏，不是死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
回到公司的时候，我就在想，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又有几个人悟出来了呢？
奶奶（2004年12月12日）
昨天是妈妈的生日。中午，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回家，祝她生日快乐，却得到了奶奶病危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今晨又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奶奶已经去世了…
在我印象中，奶奶一直是这样的安静，来去都静悄悄的，生怕打扰了任何人，而周围的人们，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有她存在却又不能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的状态。直到她终于悄悄地走了，我才惨痛地意识到，这一次，她是真的不在了，这一次的安静，是永远的了。
我跟奶奶不是很亲近。小的时候，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爷爷奶奶负责带弟弟。记得是在上了初中以后，一次填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奶奶的名字。印象中，她只是“我的奶奶”、“爷爷的妻子”、“爸爸的妈妈”。她几乎从来没有作为她自己而单独存在过。可是，对于她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她那样一个从小无父无母的孤女，她也能有家、有子女、儿孙满堂，“已经很不错了”，人们都这样说，而我们居然也就慢慢地这样相信了。
奶奶和妈妈的关系不是很好。这背后当然有很多年前的恩恩怨怨，其中包括奶奶生下爸爸之后去算命，算命先生说爸爸八字与奶奶相克，于是爸爸从小被过继给了爷爷的弟弟收养，直到他的养父在爸爸14岁的时候去世，爸爸才重新回到了奶奶的身边，但隔阂却或多或少一直有的。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奶奶对妈妈也不是很好，所以恩怨是从那时就埋下的。而爸爸却偏偏是他的兄弟姐妹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以至于之后很多年他的弟弟妹妹，乃至侄子侄女的就业问题，都是爸爸出面解决的，爸爸虽然是被过继出去的“老二”，却实际上担负了那个家庭中的长兄长子的职责，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后来在奶奶家，一直是最有地位的孩子。
我想这其中，最尴尬的人是奶奶。当年因为“八字相克”而过继出去的老二居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且还对她颇为孝顺；当然没有善待过的老二的媳妇居然后来成了一家学校的校长，市政协委员。而老二家最让奶奶自豪的是，这个家庭中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都考上了大学。这在奶奶的世界里，是想都没有想过的。这个到了城里的儿子虽然后来成了她最大的骄傲，却也因为他走出了农村，而从此走出了她的世界。于是奶奶每次去我们家，都是怯生生的。从我记事起，奶奶很少到我们家。每次来了，也总是默默的坐在屋子一角。菜不夹到她的碗里，她是不会主动去夹的。水果不硬塞到她手里，她也是不会主动去拿的。只有在见到弟弟，她亲自带大的孙儿的时候，她才会有一丝的自在和喜悦。她和弟弟很亲。而当年，我却以为她“重男轻女”而不满过，现在想来，弟弟实际上是家里唯一一个与她“亲近”的人，是她“一手带大”的孩子，是她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孙子啊。
我想爸爸妈妈其实从心里早就原谅了奶奶当年的那些过失。谁会跟自己的母亲，一个老人，计较那么许多呢？但爸爸妈妈是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他们的情感都是那样含蓄的包裹在自己的心里的，不能为人所察觉的。他们逢年过节给奶奶钱、给她备年货，给她做新衣服，凡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很多年来，过年给奶奶的鱼都是妈妈做好的，因为“奶奶不会做鱼”。他们做了比其他子女多得多的事情，想的也远比我的姑姑伯伯想的周全，但就是不肯在情感上给她哪怕是任何“暗示”。奶奶于是总在内疚，也许一直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奶奶死于肝癌。据说，肝癌到了末期，其疼痛程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据妈妈说，奶奶一直没怎么抱怨过。她只是很小声地呻吟，实在疼了，就吃点止疼的药。连病，她也病得那么安静，那么“怯生生地”。
其实有多少时候，我见到奶奶的时候，都有想抱抱她的冲动，但却都没有勇气。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尤其是在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实在是有很大的缺憾的。我爱她，我是她至亲的孙女，但我却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些。我只是自以为是地给她买东西，给她钱，然后告诉自己她会明白，告诉自己It’s what you’ve done that counts.现在她走了，我才终于觉得，这种没有表达过的爱，对于还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如今生死相隔，再也没有机会了。
据说是有天堂的。希望在天堂里的奶奶能够大声大气的活着。
(写于2003年4月16日）
在我印象中，奶奶一直是这样的安静，来去都静悄悄的，生怕打扰了任何人，而周围的人们，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有她存在却又不能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的状态。直到她终于悄悄地走了，我才惨痛地意识到，这一次，她是真的不在了，这一次的安静，是永远的了。
我跟奶奶不是很亲近。小的时候，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爷爷奶奶负责带弟弟。记得是在上了初中以后，一次填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奶奶的名字。印象中，她只是“我的奶奶”、“爷爷的妻子”、“爸爸的妈妈”。她几乎从来没有作为她自己而单独存在过。可是，对于她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她那样一个从小无父无母的孤女，她也能有家、有子女、儿孙满堂，“已经很不错了”，人们都这样说，而我们居然也就慢慢地这样相信了。
奶奶和妈妈的关系不是很好。这背后当然有很多年前的恩恩怨怨，其中包括奶奶生下爸爸之后去算命，算命先生说爸爸八字与奶奶相克，于是爸爸从小被过继给了爷爷的弟弟收养，直到他的养父在爸爸14岁的时候去世，爸爸才重新回到了奶奶的身边，但隔阂却或多或少一直有的。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奶奶对妈妈也不是很好，所以恩怨是从那时就埋下的。而爸爸却偏偏是他的兄弟姐妹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以至于之后很多年他的弟弟妹妹，乃至侄子侄女的就业问题，都是爸爸出面解决的，爸爸虽然是被过继出去的“老二”，却实际上担负了那个家庭中的长兄长子的职责，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后来在奶奶家，一直是最有地位的孩子。
我想这其中，最尴尬的人是奶奶。当年因为“八字相克”而过继出去的老二居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且还对她颇为孝顺；当然没有善待过的老二的媳妇居然后来成了一家学校的校长，市政协委员。而老二家最让奶奶自豪的是，这个家庭中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都考上了大学。这在奶奶的世界里，是想都没有想过的。这个到了城里的儿子虽然后来成了她最大的骄傲，却也因为他走出了农村，而从此走出了她的世界。于是奶奶每次去我们家，都是怯生生的。从我记事起，奶奶很少到我们家。每次来了，也总是默默的坐在屋子一角。菜不夹到她的碗里，她是不会主动去夹的。水果不硬塞到她手里，她也是不会主动去拿的。只有在见到弟弟，她亲自带大的孙儿的时候，她才会有一丝的自在和喜悦。她和弟弟很亲。而当年，我却以为她“重男轻女”而不满过，现在想来，弟弟实际上是家里唯一一个与她“亲近”的人，是她“一手带大”的孩子，是她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孙子啊。
我想爸爸妈妈其实从心里早就原谅了奶奶当年的那些过失。谁会跟自己的母亲，一个老人，计较那么许多呢？但爸爸妈妈是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他们的情感都是那样含蓄的包裹在自己的心里的，不能为人所察觉的。他们逢年过节给奶奶钱、给她备年货，给她做新衣服，凡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很多年来，过年给奶奶的鱼都是妈妈做好的，因为“奶奶不会做鱼”。他们做了比其他子女多得多的事情，想的也远比我的姑姑伯伯想的周全，但就是不肯在情感上给她哪怕是任何“暗示”。奶奶于是总在内疚，也许一直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奶奶死于肝癌。据说，肝癌到了末期，其疼痛程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据妈妈说，奶奶一直没怎么抱怨过。她只是很小声地呻吟，实在疼了，就吃点止疼的药。连病，她也病得那么安静，那么“怯生生地”。
其实有多少时候，我见到奶奶的时候，都有想抱抱她的冲动，但却都没有勇气。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尤其是在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实在是有很大的缺憾的。我爱她，我是她至亲的孙女，但我却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些。我只是自以为是地给她买东西，给她钱，然后告诉自己她会明白，告诉自己It’s what you’ve done that counts.现在她走了，我才终于觉得，这种没有表达过的爱，对于还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如今生死相隔，再也没有机会了。
据说是有天堂的。希望在天堂里的奶奶能够大声大气的活着。
(写于2003年4月16日）
家里的猪下崽了，走不开（2005年5月22日）
同事结婚，发了请柬无数，表示参加的也很雀跃，但最后却参加者寥寥。尤其是公司上层，似乎是商量好了集体“封杀”一样，一个都没去。当司仪宣布“单位领导讲话”的时候，大家尴尬的发现，在场的没有单位领导。
据说国外的婚礼很好统计人数，因为收到请柬之后，每个人都被要求“RSVP”，尽快回复确认。确认了的，通常都会去。但中国不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肯在当面告诉对方不去，因为怕对方“介意”，所以中国人向来是答应“一定去”，然后再找个借口，说“突然”有了什么什么事，实在走不开。突发事件，不可抗力，要怨也怨不得我当事人，所以日后见面，只要推脱责任给天、地、他人就好，我仍然是好人一个。
我母亲的一个中学同学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嫁给了一个农民，从此在农村安了家。后来十几年中，他们同学年年组织聚会，这个同学从来都不去，而且每次在事后被人问起的时候，她总会说，“家里的老母猪下崽了，走不开”，每次皆如此，十几年不改。
“计划赶不上变化”，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借口。我相信领导们下次看到我这个同事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借口搪塞。但实际上，在场的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领导们不“待见”这个同事了，忙、乱、没时间，都是借口。据说西方人就在这一点上琢磨不透中国人。他们永远没法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为什么承诺了以后也可以马上反悔，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反悔了。这，其实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了有话不直说，而只是拐弯抹角。
老板最近开始不待见实习生乔了，大概是因为他太“美国”，凡是都要刨根问底，据理力争，十分不好控制。不像我们中国人，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表面上驯服的很。但是老板烦他了也不直说。表面上，老板对他仍然笑嘻嘻的，只是前几天突然让行政去找他，说公司要来新人，座位不够，所以请他早日结束实习，卷铺盖走人。“座位不够”，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服别人的借口，但是似乎每次要赶谁走的时候，或者不想让谁来的时候，都会摆出这个理由。不是我们不想要你，不是我们不想留你，实在是没有地方坐。说了不想要你，太过直接，所以要找一个“客观”原因来遮掩，而这个“没有座位”，居然是公司能找到的最拿得出手的“客观理由”。这个理由很难说服人，但在我们这个已经这样约定俗成的社会里，大家都明白这个理由并不需要具有说服力。
我们需要的只是拿一个理由挡在前面，大家看到这块牌子，就都知道牌子后面出了问题，但是大家也都默契地不去砸烂这块牌子。于是，桌子下面也许已经踢打得一塌糊涂，桌面上，却仍然铺着一块体面的台布，也许还有一瓶漂亮的塑料花。一定要注意是塑料花，而不是真花，因为真实太容易腐化，只有假的、虚的才容易保存。
只是可怜了乔这样的外来户，到死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死的，只能困惑于面前竖着的这个拙劣的“没有座位”的牌子。
据说国外的婚礼很好统计人数，因为收到请柬之后，每个人都被要求“RSVP”，尽快回复确认。确认了的，通常都会去。但中国不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肯在当面告诉对方不去，因为怕对方“介意”，所以中国人向来是答应“一定去”，然后再找个借口，说“突然”有了什么什么事，实在走不开。突发事件，不可抗力，要怨也怨不得我当事人，所以日后见面，只要推脱责任给天、地、他人就好，我仍然是好人一个。
我母亲的一个中学同学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嫁给了一个农民，从此在农村安了家。后来十几年中，他们同学年年组织聚会，这个同学从来都不去，而且每次在事后被人问起的时候，她总会说，“家里的老母猪下崽了，走不开”，每次皆如此，十几年不改。
“计划赶不上变化”，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借口。我相信领导们下次看到我这个同事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借口搪塞。但实际上，在场的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领导们不“待见”这个同事了，忙、乱、没时间，都是借口。据说西方人就在这一点上琢磨不透中国人。他们永远没法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为什么承诺了以后也可以马上反悔，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反悔了。这，其实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了有话不直说，而只是拐弯抹角。
老板最近开始不待见实习生乔了，大概是因为他太“美国”，凡是都要刨根问底，据理力争，十分不好控制。不像我们中国人，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表面上驯服的很。但是老板烦他了也不直说。表面上，老板对他仍然笑嘻嘻的，只是前几天突然让行政去找他，说公司要来新人，座位不够，所以请他早日结束实习，卷铺盖走人。“座位不够”，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服别人的借口，但是似乎每次要赶谁走的时候，或者不想让谁来的时候，都会摆出这个理由。不是我们不想要你，不是我们不想留你，实在是没有地方坐。说了不想要你，太过直接，所以要找一个“客观”原因来遮掩，而这个“没有座位”，居然是公司能找到的最拿得出手的“客观理由”。这个理由很难说服人，但在我们这个已经这样约定俗成的社会里，大家都明白这个理由并不需要具有说服力。
我们需要的只是拿一个理由挡在前面，大家看到这块牌子，就都知道牌子后面出了问题，但是大家也都默契地不去砸烂这块牌子。于是，桌子下面也许已经踢打得一塌糊涂，桌面上，却仍然铺着一块体面的台布，也许还有一瓶漂亮的塑料花。一定要注意是塑料花，而不是真花，因为真实太容易腐化，只有假的、虚的才容易保存。
只是可怜了乔这样的外来户，到死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死的，只能困惑于面前竖着的这个拙劣的“没有座位”的牌子。
姥姥（2005年5月26日）
早上上班的路上，收到妈妈发来的短信，说今天是姥姥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老辈人都算阴历，所以我从来记不住这些日子。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姥姥是在六年前的五一黄金周之后不久去世的。那天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说姥姥去世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是我和大姨一家疯狂地买火车票，往回赶。回民讲究亡人停放不能过久，所以必须尽快赶回去，才能在安葬之前再见她老人家一面。
说实话，当时我是不太想回去见这最后一面的。姥姥死于胃癌，前后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的四十几天，已经完全吃不下东西，光靠果汁和营养液维持，所以整个人已经瘦的不成人形。姥姥曾经是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可是那段时间的她，真的是“皮包骨”，身上一摸全是骨头。因为长期吃不下东西，到后来她已经无法起床，而长期的卧床使她的身体非常疼痛。我最后一次回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轮流给她浑身按摩，才能让她的疼痛稍微缓解一些。医生告诉妈妈说，这样给姥姥“维持”着，可能对她来说更为痛苦，因为当时她一直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而这种营养的输入只能延长这种痛苦。但是做女儿的妈妈狠不下这个心，在自己的母亲已经不能进食的情况下，连果汁都不给她喂，所以一直坚持着。我当时就想，爱在这种时候，真是进退两难，怎么做都觉得愧疚。
我的姥爷是心肌梗塞去世的，前后只有几分钟，非常突然。因为突然，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因此在情感上非常难以接受。姥爷去世之后，妈妈哭，觉得自己做女儿的居然一天都没有“伺候”父亲，他就走了。当时我们都以为这种突然，是命运的残忍。到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眼睁睁看着一个卧病在床的亲人离开，一天天看着她消瘦，一天天看着她痛苦，不忍于她的痛苦，却又不愿让她离开，是一种更大的残忍和折磨。
到我们赶回家，见到姥姥最后一面的时候，姥姥已经被清真寺里的女眷们洗过全身，头上和身上都裹了白布。回民是不用棺材的，而且允许土葬，所以安葬之前，就洗过全身，裹了白布，直接“入土为安”。当然，还会有阿訇颂经。梳洗过的姥姥，居然面色安详，端庄富态，一点都没有了卧病时的憔悴。在场的女眷纷纷感叹，说这是“造化”。我是不迷信的，但在这种时候，看到自己的亲人离去的时候，我宁愿有迷信，宁愿相信这真的是她的“造化”。
姥姥去世以后，她和姥爷住过的老屋就空了出来，再没有住过人。我在那间老屋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时觉得它是世上最温馨的一间屋子。去年春节的时候再回去看，老屋居然显得破败不堪，而且听说很快就要被拆了。那些关于童年的回忆，那些关于姥姥姥爷的故事，以后就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但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姥姥，并深深怀念这个曾经伴我走过童年的亲人。
说实话，当时我是不太想回去见这最后一面的。姥姥死于胃癌，前后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的四十几天，已经完全吃不下东西，光靠果汁和营养液维持，所以整个人已经瘦的不成人形。姥姥曾经是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可是那段时间的她，真的是“皮包骨”，身上一摸全是骨头。因为长期吃不下东西，到后来她已经无法起床，而长期的卧床使她的身体非常疼痛。我最后一次回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轮流给她浑身按摩，才能让她的疼痛稍微缓解一些。医生告诉妈妈说，这样给姥姥“维持”着，可能对她来说更为痛苦，因为当时她一直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而这种营养的输入只能延长这种痛苦。但是做女儿的妈妈狠不下这个心，在自己的母亲已经不能进食的情况下，连果汁都不给她喂，所以一直坚持着。我当时就想，爱在这种时候，真是进退两难，怎么做都觉得愧疚。
我的姥爷是心肌梗塞去世的，前后只有几分钟，非常突然。因为突然，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因此在情感上非常难以接受。姥爷去世之后，妈妈哭，觉得自己做女儿的居然一天都没有“伺候”父亲，他就走了。当时我们都以为这种突然，是命运的残忍。到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眼睁睁看着一个卧病在床的亲人离开，一天天看着她消瘦，一天天看着她痛苦，不忍于她的痛苦，却又不愿让她离开，是一种更大的残忍和折磨。
到我们赶回家，见到姥姥最后一面的时候，姥姥已经被清真寺里的女眷们洗过全身，头上和身上都裹了白布。回民是不用棺材的，而且允许土葬，所以安葬之前，就洗过全身，裹了白布，直接“入土为安”。当然，还会有阿訇颂经。梳洗过的姥姥，居然面色安详，端庄富态，一点都没有了卧病时的憔悴。在场的女眷纷纷感叹，说这是“造化”。我是不迷信的，但在这种时候，看到自己的亲人离去的时候，我宁愿有迷信，宁愿相信这真的是她的“造化”。
姥姥去世以后，她和姥爷住过的老屋就空了出来，再没有住过人。我在那间老屋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时觉得它是世上最温馨的一间屋子。去年春节的时候再回去看，老屋居然显得破败不堪，而且听说很快就要被拆了。那些关于童年的回忆，那些关于姥姥姥爷的故事，以后就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但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姥姥，并深深怀念这个曾经伴我走过童年的亲人。
道德底线（2005年5月16日）
最近做了一个关于道德观念的测试，发现我的道德观念“低下”。测试的题目很多，但大多数问题都是考察接受测试者对于“事不关己”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些事情的道德判断。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个行为只会伤害别人，而不会伤害做出这个行为的人，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是不道德的？例如：你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大小孩把一个小小孩从秋千上拽了下来，自己上去玩儿，你会不会去责怪大小孩？
一个行为如果仅仅会伤害做出这个行为的人，但不会伤害周围的人，这个行为是不是道德的？例如，如果吸烟不会伤害周围的人，而只会伤害吸烟者本身，那么吸烟是不是就是道德的？
如果一个行为是完全私人的，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做出这个行为的人本身，都不会受到伤害，这个行为还可不可能会有道德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养宠物，有一天宠物死了，主人就把它煮了吃了，这是不是道德的？
我所有的答案都表明，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站在第三种立场上的，即：我可能会觉得伤害自己或别人的做法是值得考虑的，但如果这个行为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没有人会受到伤害，那么我就不觉得这个做法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即使是有些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做法，只要不会伤害别人，我也觉得不是不可以的。我的道德底线就是：不伤害别人。
做完测试我发现，我的结果居然和大多数人都不同。大多数人认为，很多事物是有对错的，是非黑即白的。即使没有伤害别人，有些事情也是应当遭到谴责的，是政府应当加以干涉的。
私人生活应不应当受到干涉，我想这是我和很多人意见相左的地方。有人说我的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态，而正是这种不管闲事的态度，使得我们当今的社会如此漠然。
我却不能苟同。我以为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对私人生活的多方位的不该干涉的干涉。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种强加自己的道德观于别人的惯性，才导致我们的生活中，邻里之间会“闲话”，同事之间会生“是非”。我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思维，所以凡是没有朝着这个方向的，都是错的，都是需要加以谴责的。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迫套上一个模子，走看似同样的路，过看似同样的生活。更可怕的是，人们打着“道德”的旗号，可以左右，甚至进入其他人的私人生活。
我夫妻俩关起门来在家看电影，你警察凭什么进来抓？我自己脑子里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凭什么要说出来让大家批评？不害人，不害己，关起门来，我做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如果一个行为只会伤害别人，而不会伤害做出这个行为的人，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是不道德的？例如：你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大小孩把一个小小孩从秋千上拽了下来，自己上去玩儿，你会不会去责怪大小孩？
一个行为如果仅仅会伤害做出这个行为的人，但不会伤害周围的人，这个行为是不是道德的？例如，如果吸烟不会伤害周围的人，而只会伤害吸烟者本身，那么吸烟是不是就是道德的？
如果一个行为是完全私人的，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做出这个行为的人本身，都不会受到伤害，这个行为还可不可能会有道德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养宠物，有一天宠物死了，主人就把它煮了吃了，这是不是道德的？
我所有的答案都表明，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站在第三种立场上的，即：我可能会觉得伤害自己或别人的做法是值得考虑的，但如果这个行为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没有人会受到伤害，那么我就不觉得这个做法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即使是有些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做法，只要不会伤害别人，我也觉得不是不可以的。我的道德底线就是：不伤害别人。
做完测试我发现，我的结果居然和大多数人都不同。大多数人认为，很多事物是有对错的，是非黑即白的。即使没有伤害别人，有些事情也是应当遭到谴责的，是政府应当加以干涉的。
私人生活应不应当受到干涉，我想这是我和很多人意见相左的地方。有人说我的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态，而正是这种不管闲事的态度，使得我们当今的社会如此漠然。
我却不能苟同。我以为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对私人生活的多方位的不该干涉的干涉。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种强加自己的道德观于别人的惯性，才导致我们的生活中，邻里之间会“闲话”，同事之间会生“是非”。我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思维，所以凡是没有朝着这个方向的，都是错的，都是需要加以谴责的。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迫套上一个模子，走看似同样的路，过看似同样的生活。更可怕的是，人们打着“道德”的旗号，可以左右，甚至进入其他人的私人生活。
我夫妻俩关起门来在家看电影，你警察凭什么进来抓？我自己脑子里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凭什么要说出来让大家批评？不害人，不害己，关起门来，我做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无心插柳与防不胜防（2005年5月19日）
周末去菜市场的时候买了一个木瓜，放到冰箱里忘记了。一周快过去了，今晚终于想了起来这个木瓜可能已经腐败在冰箱里了。一边懊恼着，一边去冰箱里取了切开，里面的瓤居然红彤彤的，切一点放在嘴里尝尝，居然比往日买的还要甜――无心插柳之一。
前几日出去跟客户开会，手里拿着的文件是别的同事熬了几个通宵写成的，艰深无比。那个同事写完之后，突然有事出差，只好把这个高精尖文件转手给我。拿到文件的时候，距离跟客户开会已经只有两天。这两天里，我囫囵吞枣地研究和死记硬背了同事写的文件，结果在开会那天早上悲惨的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惊恐万状地奔赴客户处，身后的同事“恶毒”地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结果到了客户处，聊着聊着我的感觉突然来了，记忆也回来了，居然一口气讲了一个下午，其间还“击毙”了几个客户抛出的问题，大获全胜――无心插柳之二。
早上打车去上班，出租司机问走哪条路。我说师傅您随便走，就是别问我。我这个人点背，我说走哪条路，那条路就一定堵车堵得离谱，到时候不止我难受，就连您都得急死。司机说好，结果行程已经过半的时候，到一十字路口，司机习惯性地问，怎么走？我一时大意，指了路。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们立刻堵在了路上――防不胜防之一。
前天买的螃蟹，刚养了一天，昨天晚上回来就发现它们不太灵光了。情急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往养螃蟹的小盆里撒盐消毒，还有把它们从盆里放到地上爬（别人遛狗，我遛螃蟹）。过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哪个方法管用，反正螃蟹们逐渐活泼了起来。我于是又把它们放回了小盆里，顺手把小盆放到了写字台上。待我从洗澡间洗完澡出来，大惊。盆里只剩一只螃蟹了。四处乱找一通后，发现另外一只已经跳出了小盆，并且从写字台上掉到了地上，还把蟹钳摔断了。螃蟹甲乙于是变成了一只健康蟹，一只残疾蟹――防不胜防之二。
我努力思考，试图从无心插柳和防不胜防之间找出规律，未果。唯一的结论是，事物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我的生活充满了不可预见性。如果什么事情太顺了，我心里就会嘀咕－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那防不胜防的catch在哪儿？如果万事皆不顺，我就天天盼着能有什么之前无心插柳的功德回报在这里，让我柳暗花明一下。换言之，我的生活中唯一可预见的就是Morphy定律－好的是无心插柳，坏的是防不胜防。
前几日出去跟客户开会，手里拿着的文件是别的同事熬了几个通宵写成的，艰深无比。那个同事写完之后，突然有事出差，只好把这个高精尖文件转手给我。拿到文件的时候，距离跟客户开会已经只有两天。这两天里，我囫囵吞枣地研究和死记硬背了同事写的文件，结果在开会那天早上悲惨的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惊恐万状地奔赴客户处，身后的同事“恶毒”地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结果到了客户处，聊着聊着我的感觉突然来了，记忆也回来了，居然一口气讲了一个下午，其间还“击毙”了几个客户抛出的问题，大获全胜――无心插柳之二。
早上打车去上班，出租司机问走哪条路。我说师傅您随便走，就是别问我。我这个人点背，我说走哪条路，那条路就一定堵车堵得离谱，到时候不止我难受，就连您都得急死。司机说好，结果行程已经过半的时候，到一十字路口，司机习惯性地问，怎么走？我一时大意，指了路。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们立刻堵在了路上――防不胜防之一。
前天买的螃蟹，刚养了一天，昨天晚上回来就发现它们不太灵光了。情急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往养螃蟹的小盆里撒盐消毒，还有把它们从盆里放到地上爬（别人遛狗，我遛螃蟹）。过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哪个方法管用，反正螃蟹们逐渐活泼了起来。我于是又把它们放回了小盆里，顺手把小盆放到了写字台上。待我从洗澡间洗完澡出来，大惊。盆里只剩一只螃蟹了。四处乱找一通后，发现另外一只已经跳出了小盆，并且从写字台上掉到了地上，还把蟹钳摔断了。螃蟹甲乙于是变成了一只健康蟹，一只残疾蟹――防不胜防之二。
我努力思考，试图从无心插柳和防不胜防之间找出规律，未果。唯一的结论是，事物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我的生活充满了不可预见性。如果什么事情太顺了，我心里就会嘀咕－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那防不胜防的catch在哪儿？如果万事皆不顺，我就天天盼着能有什么之前无心插柳的功德回报在这里，让我柳暗花明一下。换言之，我的生活中唯一可预见的就是Morphy定律－好的是无心插柳，坏的是防不胜防。
螃蟹甲乙（2005年5月15日）
家里的富贵竹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没有来由。可见我这个人是富贵不起来了。无所谓，死了就死了吧。但是空出一个瓷盆来，没有用处。今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在过街天桥下面看到一个卖宠物的小摊，挺下来看了看。居然发现，摊上有一种小螃蟹在卖，五快钱一对。想想家里空着的瓷盆，正好可以给他们俩做个小窝。于是买了一对。
回到家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一下那个瓷盆，这哥俩就在塑料袋里打起架来，还越打越凶。为了避免他们俩自相残杀，我只好一边加紧清理瓷盆，一边弄了一根筷子给他俩调停。搬入瓷盆之后，他们俩忙着熟悉新环境，相安无事了几分钟。但转眼，战争又开始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俩其实是不一样大的。大的那只明显比较活泼，更具有侵略性。小的那只相对“文静”很多，基本处于“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境域。但大的那只在熟悉了环境之后，就开始了圈地运动。他一路进攻，对方则步步败退。不过一会儿，大的那只就已经追着小的那只绕着瓷盆转了好几个圈。我思考了很久给他们俩起什么名字，最后决定把大的那只叫做螃蟹甲，小的那只叫做螃蟹乙。其实我本来想模仿美国大片，给他们起什么“Agent A”，“Agent B”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这CIA和FBI的Agent中文应该叫什么，如果按字典上叫“代理甲”，“代理乙”，听起来非但不“酷”，还特象什么房虫、票贩一类，所以只好作罢。
螃蟹甲乙互相追逐打闹了几圈之后，发现瓷盆不算大，横向已经没有了拓展空间。于是二蟹开始纵向发展，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往盆壁上爬。盆口有些往回收，所以每当他俩爬到盆口的时候，就会背朝下，被重力吸引下来。当年牛顿如果看到的是螃蟹甲乙，而不是苹果树，那么今天的历史中，出名的就是螃蟹而不是苹果了。
两只螃蟹各自爬了一会儿，各自都不断的失败，而且每次都是在盆口附近，眼看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几番尝试之后，二蟹开始有些气馁，于是各自伏在盆中，休整起来。我观察半天，不再见动静，不禁失望了起来。正当我准备起身走开的时候，却发现两只蟹又动了起来。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俩爬到了同一个地方。螃蟹乙先爬到了壁边，把脚架在了盆壁上，然后螃蟹甲过来了，他先爬到了螃蟹乙的背上，然后踩着螃蟹乙的背，顺势继续向盆口攀登。他们居然想到了联合！
因为有螃蟹乙垫高，螃蟹甲居然将他的大蟹钳甩了出来，成功的勾住了盆口，而且因为有螃蟹乙垫在下面，螃蟹甲的重心就落在了乙的身上，而不至于被自己的重力坠下去。只见他用那只大蟹钳牢牢夹住盆口，突然纵身一跃，居然成功的跳出了盆外，并朝着茶几的边缘爬去，丝毫没有顾念尚在瓷盆里的兄弟。
我将瓷盆挪到了茶几边。螃蟹甲飞快的爬到了茶几的边缘，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瓷盆里。螃蟹乙看到兄弟又回来了，上前亲热的打了招呼，不巧螃蟹甲正在郁闷，没弄懂是哪里出了差错，于是不耐地将螃蟹乙掀翻了。螃蟹甲沉寂了一会儿，大概是意识到没有螃蟹乙，他的目的是无法达成的，于是又主动上前，去跟螃蟹乙示好。于是，新的战略联盟达成了，螃蟹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还要学什么国际关系，还要悟什么人生？看看螃蟹甲乙就够了！
回到家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一下那个瓷盆，这哥俩就在塑料袋里打起架来，还越打越凶。为了避免他们俩自相残杀，我只好一边加紧清理瓷盆，一边弄了一根筷子给他俩调停。搬入瓷盆之后，他们俩忙着熟悉新环境，相安无事了几分钟。但转眼，战争又开始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俩其实是不一样大的。大的那只明显比较活泼，更具有侵略性。小的那只相对“文静”很多，基本处于“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境域。但大的那只在熟悉了环境之后，就开始了圈地运动。他一路进攻，对方则步步败退。不过一会儿，大的那只就已经追着小的那只绕着瓷盆转了好几个圈。我思考了很久给他们俩起什么名字，最后决定把大的那只叫做螃蟹甲，小的那只叫做螃蟹乙。其实我本来想模仿美国大片，给他们起什么“Agent A”，“Agent B”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这CIA和FBI的Agent中文应该叫什么，如果按字典上叫“代理甲”，“代理乙”，听起来非但不“酷”，还特象什么房虫、票贩一类，所以只好作罢。
螃蟹甲乙互相追逐打闹了几圈之后，发现瓷盆不算大，横向已经没有了拓展空间。于是二蟹开始纵向发展，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往盆壁上爬。盆口有些往回收，所以每当他俩爬到盆口的时候，就会背朝下，被重力吸引下来。当年牛顿如果看到的是螃蟹甲乙，而不是苹果树，那么今天的历史中，出名的就是螃蟹而不是苹果了。
两只螃蟹各自爬了一会儿，各自都不断的失败，而且每次都是在盆口附近，眼看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几番尝试之后，二蟹开始有些气馁，于是各自伏在盆中，休整起来。我观察半天，不再见动静，不禁失望了起来。正当我准备起身走开的时候，却发现两只蟹又动了起来。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俩爬到了同一个地方。螃蟹乙先爬到了壁边，把脚架在了盆壁上，然后螃蟹甲过来了，他先爬到了螃蟹乙的背上，然后踩着螃蟹乙的背，顺势继续向盆口攀登。他们居然想到了联合！
因为有螃蟹乙垫高，螃蟹甲居然将他的大蟹钳甩了出来，成功的勾住了盆口，而且因为有螃蟹乙垫在下面，螃蟹甲的重心就落在了乙的身上，而不至于被自己的重力坠下去。只见他用那只大蟹钳牢牢夹住盆口，突然纵身一跃，居然成功的跳出了盆外，并朝着茶几的边缘爬去，丝毫没有顾念尚在瓷盆里的兄弟。
我将瓷盆挪到了茶几边。螃蟹甲飞快的爬到了茶几的边缘，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瓷盆里。螃蟹乙看到兄弟又回来了，上前亲热的打了招呼，不巧螃蟹甲正在郁闷，没弄懂是哪里出了差错，于是不耐地将螃蟹乙掀翻了。螃蟹甲沉寂了一会儿，大概是意识到没有螃蟹乙，他的目的是无法达成的，于是又主动上前，去跟螃蟹乙示好。于是，新的战略联盟达成了，螃蟹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还要学什么国际关系，还要悟什么人生？看看螃蟹甲乙就够了！
劳动者的劳动节，来之不易啊（2005年5月3日）
我把MSN Messenger的ID换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节，来之不易啊”。这个感悟，主要是从我在过节前的最后两天在办公室的重重“虚惊”中得来的。
一向经常加班的我，在五一前的一周居然不用加班了，搞得我的心里很是嘀咕。黎明之前，通常总应该是黑暗的，假如这时候天光已经大亮，那就得留心是不是有诈了。所以我紧张得祈祷着，不要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让我的长假泡汤。
到了周五上午，突然出现了一份紧急需要完成的工作，截止期限是周六。完成该工作需要从政府部门收集一些数据，于是我就派了秘书去。我详细地嘱咐了秘书怎么查那些数据，把所有需要注意的问题记在了无数报事贴上，那种感觉真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啊。秘书去了半日，中午突然打电话来说，政府部们索要银两八千余元，我只让她从财务借了一千块，她被困住了，让我火速派人去救她。救她？我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这个项目一共也就几千块钱，居然查个数据就八千，怎么可能？我赶紧去找老板坦白，结果老板铁青着脸，还没来得及决定是不是对我从宽，秘书又来电话，说政府部门搞错了，只要八百多就够了。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八千多！
老板和我的惊魂都暂时定了下来，秘书下午带着数据回来了。打开一看，气歪了我的鼻子。我要的是按国别分类的数据，秘书拿回来的是所有国家的汇总数据。我可以把分类的加总，可是我无法把汇总的无端拆分。无奈，嘱咐秘书回去理论，结果发现天色虽然尚早，但政府下班了。只好让秘书第二天上午再去。
周六上午，秘书又去了该政府部门，要求对数据进行更改。政府一脸的不耐，要秘书重新交钱，理由是“上次那八千就给你少收了，你怎么还得寸进尺？”上次？那分明不是我们搞错了呀，凭什么说上次少收了我们？秘书不敢理论，陪了无数笑脸，说了一车好话，终于，政府答应让我们再交一百二十块钱，他们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们一套新的数据。罢罢罢，一百二十块，就给了他们吧。我指示秘书付了钱，终于把正确的数据弄了回来。可是，这时候已经是周六中午了，我不可能在周六下班前完成我的数据分析。
我只好又找客户，陪笑脸，要延期。客户倒头一回大度了起来，慷慨地表示可以让我过完节再交。我欢呼一声，挂上了电话。欣喜了不到两分钟，桌上电话响起，电话那端，老板冷冷地说，你准备今晚出差。去几天？还定不下来，四五天吧。老板说完挂上了电话，我却限入了绝望。五天？那不正好把整个假期搭上？同事纷纷同情地看着我，却又都各自暗暗庆幸摊上的不是自己。
老板这个电话，让郁闷的我有两三个小时都无法集中精神干活。结果到下午三点，另外一个领导打电话来，说你不用出差了，取消了。我的情绪一下又攀升到了顶峰，狂喜了片刻，那感觉就好像是被天上掉的馅饼砸着了一般。结果，刚欣喜了五分钟，老板又来了指示：组织另外三个同事，把一份三百页的文件翻成中文，过了节就交。
我的情绪狂落到了谷底，却还得强打着精神去跟那三个同事交代工作。没想到，三人纷纷表示，节日期间要么是有父母来京，要么是要回家探望父母，要么是要外出旅游，已经订好了机票，反正都没空。我们于是一起去找了老板，反映了群众的困难。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分析、讨论、抗争和妥协之后，老板终于同意，把这份文件拿给翻译公司去干，我们负责在假期最后一天校对和审稿。
我于是开始联系翻译公司，跟翻译们讨价还价，苦口婆心，恩威并用，总之能用的伎俩都用了，翻译公司才勉强答应在假期期间给我们翻译这份文件，但要求我们支付加班费。我把这个信息反映给了老板，老板狂笑数声，对我说，你告诉他们，你加班老板都没给过加班费，他们还想要？
折腾到晚上九点，我终于安排好了善后事宜，可以回家过节了。虽然假期最后一天还要干活，但感觉好像还是占了老板的便宜一样，喜滋滋的。
可是，下楼的时候，偏偏碰到了老板秘书，被告知老板当晚赴欧洲度假，早就定好的。
一向经常加班的我，在五一前的一周居然不用加班了，搞得我的心里很是嘀咕。黎明之前，通常总应该是黑暗的，假如这时候天光已经大亮，那就得留心是不是有诈了。所以我紧张得祈祷着，不要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让我的长假泡汤。
到了周五上午，突然出现了一份紧急需要完成的工作，截止期限是周六。完成该工作需要从政府部门收集一些数据，于是我就派了秘书去。我详细地嘱咐了秘书怎么查那些数据，把所有需要注意的问题记在了无数报事贴上，那种感觉真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啊。秘书去了半日，中午突然打电话来说，政府部们索要银两八千余元，我只让她从财务借了一千块，她被困住了，让我火速派人去救她。救她？我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这个项目一共也就几千块钱，居然查个数据就八千，怎么可能？我赶紧去找老板坦白，结果老板铁青着脸，还没来得及决定是不是对我从宽，秘书又来电话，说政府部门搞错了，只要八百多就够了。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八千多！
老板和我的惊魂都暂时定了下来，秘书下午带着数据回来了。打开一看，气歪了我的鼻子。我要的是按国别分类的数据，秘书拿回来的是所有国家的汇总数据。我可以把分类的加总，可是我无法把汇总的无端拆分。无奈，嘱咐秘书回去理论，结果发现天色虽然尚早，但政府下班了。只好让秘书第二天上午再去。
周六上午，秘书又去了该政府部门，要求对数据进行更改。政府一脸的不耐，要秘书重新交钱，理由是“上次那八千就给你少收了，你怎么还得寸进尺？”上次？那分明不是我们搞错了呀，凭什么说上次少收了我们？秘书不敢理论，陪了无数笑脸，说了一车好话，终于，政府答应让我们再交一百二十块钱，他们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们一套新的数据。罢罢罢，一百二十块，就给了他们吧。我指示秘书付了钱，终于把正确的数据弄了回来。可是，这时候已经是周六中午了，我不可能在周六下班前完成我的数据分析。
我只好又找客户，陪笑脸，要延期。客户倒头一回大度了起来，慷慨地表示可以让我过完节再交。我欢呼一声，挂上了电话。欣喜了不到两分钟，桌上电话响起，电话那端，老板冷冷地说，你准备今晚出差。去几天？还定不下来，四五天吧。老板说完挂上了电话，我却限入了绝望。五天？那不正好把整个假期搭上？同事纷纷同情地看着我，却又都各自暗暗庆幸摊上的不是自己。
老板这个电话，让郁闷的我有两三个小时都无法集中精神干活。结果到下午三点，另外一个领导打电话来，说你不用出差了，取消了。我的情绪一下又攀升到了顶峰，狂喜了片刻，那感觉就好像是被天上掉的馅饼砸着了一般。结果，刚欣喜了五分钟，老板又来了指示：组织另外三个同事，把一份三百页的文件翻成中文，过了节就交。
我的情绪狂落到了谷底，却还得强打着精神去跟那三个同事交代工作。没想到，三人纷纷表示，节日期间要么是有父母来京，要么是要回家探望父母，要么是要外出旅游，已经订好了机票，反正都没空。我们于是一起去找了老板，反映了群众的困难。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分析、讨论、抗争和妥协之后，老板终于同意，把这份文件拿给翻译公司去干，我们负责在假期最后一天校对和审稿。
我于是开始联系翻译公司，跟翻译们讨价还价，苦口婆心，恩威并用，总之能用的伎俩都用了，翻译公司才勉强答应在假期期间给我们翻译这份文件，但要求我们支付加班费。我把这个信息反映给了老板，老板狂笑数声，对我说，你告诉他们，你加班老板都没给过加班费，他们还想要？
折腾到晚上九点，我终于安排好了善后事宜，可以回家过节了。虽然假期最后一天还要干活，但感觉好像还是占了老板的便宜一样，喜滋滋的。
可是，下楼的时候，偏偏碰到了老板秘书，被告知老板当晚赴欧洲度假，早就定好的。
夹缝（2005年4月26日）
自从中美互派友善大使到对方国家工作学习以来，两国人民群众的经济意识都空前高涨。
远在美国的南桥已经在如火如荼地筹备拍摄电影。当年有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从那个阵营里来又杀回那个阵营里去的无产阶级战士；今有南桥打算弃学从影，有望成为本世纪最具想象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横跨养猪业和娱乐业的双栖明星。南桥的商业意识强劲的另一明证是他自编自演的第一步影片，就是一部抢钻石的片子。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美国人乔也在积极寻求商机。此君到中国不到两个星期，已经发现很多赚钱机会，比如他在阅读互联网上新闻时发现，先将大量美金兑换成人民币，然后等人民币升值之后，再换回美金，即可坐收渔利若干。前几日他还去逛了一圈秀水街，回来以后就一直沉迷在把中国丝绸和珍珠出口到美国的程序研究中，要建立中美之间的“丝绸之路”，并断言一定可以赚大钱。
群众的热情让我如坐针毡。南桥在美国做的事业我就不攀比了，他天高皇帝远，我没什么好羡慕的。南桥是个念旧的人，念在我们当年兄弟一场，他决定让我在他的未来的金球奖、金熊奖等若干国际奖项得主影片中出演他的律师，这让我兴奋不已。结果，等剧情介绍发到我手里之后，我发现我演的这个角色，在别人都忙着抢钻石的时候，他却先是跟别人偷情，然后跟老婆闹翻，最后还因耍大牌被炒，一点商业利益都没沾到，真是不争气之至。
电影里的角色是南桥说了算，我做不了主。但是我现实生活中就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聚宝盆里却不自知，要等到美国人民来告诉我中国的什么可以赚钱，这让我着实惭愧。我于是决定积极努力，迎头赶上，于是和乔做了我平生第一次商业伙伴谈判。我提出做乔的珍珠进出口生意的本地代理，我有地利，可以帮他联系卖方、加工厂、货运等诸多事宜，用处很大。当我唾沫横飞地讲完我是如何有用，是他生意成败的关键的时候，未来的珍珠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乔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有“关系”吗？我听说在中国没有关系，什么都干不了。你没有关系，要你何用？
唉，中美人民都要发达了，我这样一个人才却被留到了夹缝里。
远在美国的南桥已经在如火如荼地筹备拍摄电影。当年有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从那个阵营里来又杀回那个阵营里去的无产阶级战士；今有南桥打算弃学从影，有望成为本世纪最具想象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横跨养猪业和娱乐业的双栖明星。南桥的商业意识强劲的另一明证是他自编自演的第一步影片，就是一部抢钻石的片子。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美国人乔也在积极寻求商机。此君到中国不到两个星期，已经发现很多赚钱机会，比如他在阅读互联网上新闻时发现，先将大量美金兑换成人民币，然后等人民币升值之后，再换回美金，即可坐收渔利若干。前几日他还去逛了一圈秀水街，回来以后就一直沉迷在把中国丝绸和珍珠出口到美国的程序研究中，要建立中美之间的“丝绸之路”，并断言一定可以赚大钱。
群众的热情让我如坐针毡。南桥在美国做的事业我就不攀比了，他天高皇帝远，我没什么好羡慕的。南桥是个念旧的人，念在我们当年兄弟一场，他决定让我在他的未来的金球奖、金熊奖等若干国际奖项得主影片中出演他的律师，这让我兴奋不已。结果，等剧情介绍发到我手里之后，我发现我演的这个角色，在别人都忙着抢钻石的时候，他却先是跟别人偷情，然后跟老婆闹翻，最后还因耍大牌被炒，一点商业利益都没沾到，真是不争气之至。
电影里的角色是南桥说了算，我做不了主。但是我现实生活中就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聚宝盆里却不自知，要等到美国人民来告诉我中国的什么可以赚钱，这让我着实惭愧。我于是决定积极努力，迎头赶上，于是和乔做了我平生第一次商业伙伴谈判。我提出做乔的珍珠进出口生意的本地代理，我有地利，可以帮他联系卖方、加工厂、货运等诸多事宜，用处很大。当我唾沫横飞地讲完我是如何有用，是他生意成败的关键的时候，未来的珍珠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乔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有“关系”吗？我听说在中国没有关系，什么都干不了。你没有关系，要你何用？
唉，中美人民都要发达了，我这样一个人才却被留到了夹缝里。
歧视的悲哀（2005年5月2日）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在将近不惑之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有一大家子亲戚，之前从来不知道。从朋友记事起，他就知道父亲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而且父亲家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最近，不知怎的，朋友的姐姐突然开始对族谱感兴趣了起来，于是开始调查父亲的身世。这一调查，结果居然让他们家所有的人大跌眼镜。
调查发现，他么的父亲在南部的家乡其实是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的，全是黑人。父亲并不象他自己所称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他是地道的黑人，正如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他的一个哥哥，小的时候曾经在当地的学校被测出智商超常，是个神童，但是，学校拒绝接受他的测试结果，因为“有色人种的孩子不可能这么聪明”。这个神童哥哥上了中学，测试结果仍旧显示智商超常，但同样，中学也拒绝介绍他的测试结果，理由是一样的，因为他的黑皮肤，他的智商不可能比白皮肤的孩子更高。哥哥后来差点被一所常青藤名校录取，结果在学校发现他是黑人之后拒绝了他。无奈，他上了一所当地的师范学院，可就是这个师范学院，最后也因为“他的声音不适合教学”这样的借口把他踢出了校门，没能让他毕业。神童哥哥最后当了兵，战死在了疆场之上。
大约是受了哥哥所受的挫折的刺激，朋友的父亲干脆辍学，开始工作。不久，他在中部的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于是决定彻底告别过去，开始新生活。据说，当时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他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走之前，给所有的妹妹都送了结婚礼物，尽管最小的妹妹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从此与过去彻底划上了句号，到了新城市，还娶了一位白人姑娘，开始了新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是混血，已经没有了家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不曾改口，也不曾要求见他的兄弟姐妹最后一面。
朋友的姐姐问他，要不要见见父亲的家人。朋友很苦恼，见吧，快四十年了，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些人，而且一直以为父亲没有亲人，结果突然一下子，父亲都去世了，来了这么多亲戚，感情上实在很难接受。不见吧，感觉上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父亲和他的过去。
种族歧视的问题，我只在历史书里学。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家庭问题，这是我头一回听说。如果他是我的父亲，我也许会很愤怒，愤怒他这么多年的欺骗。但是现在，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愤怒，感觉只有悲哀。不是为朋友悲哀，而是为了这个社会。一个人，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宁愿抛弃亲人，欺骗亲人，这是对人性多大的一种讽刺，而这种讽刺，又何尝仅见于种族之间。
在中国，大家都是一样皮肤，所以因肤色产生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但因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而产生的歧视屡见不鲜。多少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进了城就再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多少人，在娶了城市姑娘之后，轻易不再回农村的家，生怕被妻子瞧不起。事实也是，多少城乡结合的家庭，生在城里的一方瞧不上乡下的一方，冷嘲热讽，嫌贫爱富。多少从农村出来的人，做了父亲，也羞于告诉自己的孩子乡下的亲戚的故事，万不得已提及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社会的势利，很多时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些无畏的虚荣之下，本质到底有什么不同？不管朋友的父亲是黑白混血还是地道的黑人，他一样长着黑人的样子。麦克尔•杰克逊漂白了他的皮肤，结果现在变成了全世界人的谈资和笑料。那天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年轻时的黑皮肤，其实那时也很漂亮。他的肤色、血统根本没有关系，其实他都一样出色。漂白的皮肤，能代表什么？他的歌喉、他的演技、他的影响力，哪一样是他不漂白皮肤就达不到的？Barry White是黑人，而且当了一辈子黑人，可是他的歌声，伴随了几代各种肤色的人的成长历程？他去世的时候，悲痛的、哀悼的，绝不仅仅是黑人。
同样，出身，能代表什么？农村的、城市的、出色的总归会出色。这个国家一直试图用户籍制划分阶层，可是结果，出色的人们，最终还是会脱颖而出。一个人，最终让人记住、让人怀念的，恐怕不是他的肤色，他的出身，他的容貌，而是他的灵魂。黑的，白的，父亲总归是父亲。农民，市民，亲人都是亲人。
调查发现，他么的父亲在南部的家乡其实是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的，全是黑人。父亲并不象他自己所称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他是地道的黑人，正如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他的一个哥哥，小的时候曾经在当地的学校被测出智商超常，是个神童，但是，学校拒绝接受他的测试结果，因为“有色人种的孩子不可能这么聪明”。这个神童哥哥上了中学，测试结果仍旧显示智商超常，但同样，中学也拒绝介绍他的测试结果，理由是一样的，因为他的黑皮肤，他的智商不可能比白皮肤的孩子更高。哥哥后来差点被一所常青藤名校录取，结果在学校发现他是黑人之后拒绝了他。无奈，他上了一所当地的师范学院，可就是这个师范学院，最后也因为“他的声音不适合教学”这样的借口把他踢出了校门，没能让他毕业。神童哥哥最后当了兵，战死在了疆场之上。
大约是受了哥哥所受的挫折的刺激，朋友的父亲干脆辍学，开始工作。不久，他在中部的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于是决定彻底告别过去，开始新生活。据说，当时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他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走之前，给所有的妹妹都送了结婚礼物，尽管最小的妹妹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从此与过去彻底划上了句号，到了新城市，还娶了一位白人姑娘，开始了新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是混血，已经没有了家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不曾改口，也不曾要求见他的兄弟姐妹最后一面。
朋友的姐姐问他，要不要见见父亲的家人。朋友很苦恼，见吧，快四十年了，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些人，而且一直以为父亲没有亲人，结果突然一下子，父亲都去世了，来了这么多亲戚，感情上实在很难接受。不见吧，感觉上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父亲和他的过去。
种族歧视的问题，我只在历史书里学。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家庭问题，这是我头一回听说。如果他是我的父亲，我也许会很愤怒，愤怒他这么多年的欺骗。但是现在，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愤怒，感觉只有悲哀。不是为朋友悲哀，而是为了这个社会。一个人，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宁愿抛弃亲人，欺骗亲人，这是对人性多大的一种讽刺，而这种讽刺，又何尝仅见于种族之间。
在中国，大家都是一样皮肤，所以因肤色产生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但因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而产生的歧视屡见不鲜。多少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进了城就再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多少人，在娶了城市姑娘之后，轻易不再回农村的家，生怕被妻子瞧不起。事实也是，多少城乡结合的家庭，生在城里的一方瞧不上乡下的一方，冷嘲热讽，嫌贫爱富。多少从农村出来的人，做了父亲，也羞于告诉自己的孩子乡下的亲戚的故事，万不得已提及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社会的势利，很多时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些无畏的虚荣之下，本质到底有什么不同？不管朋友的父亲是黑白混血还是地道的黑人，他一样长着黑人的样子。麦克尔•杰克逊漂白了他的皮肤，结果现在变成了全世界人的谈资和笑料。那天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年轻时的黑皮肤，其实那时也很漂亮。他的肤色、血统根本没有关系，其实他都一样出色。漂白的皮肤，能代表什么？他的歌喉、他的演技、他的影响力，哪一样是他不漂白皮肤就达不到的？Barry White是黑人，而且当了一辈子黑人，可是他的歌声，伴随了几代各种肤色的人的成长历程？他去世的时候，悲痛的、哀悼的，绝不仅仅是黑人。
同样，出身，能代表什么？农村的、城市的、出色的总归会出色。这个国家一直试图用户籍制划分阶层，可是结果，出色的人们，最终还是会脱颖而出。一个人，最终让人记住、让人怀念的，恐怕不是他的肤色，他的出身，他的容貌，而是他的灵魂。黑的，白的，父亲总归是父亲。农民，市民，亲人都是亲人。
语气（2005年4月24日）
身边的很多人都在学外语，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学汉语，而中国人忙着学英语。突然发现，其实语言中最难学的可能既不是特蕾莎所惧怕的成语，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时候所恐惧的俚语。最难学的应该是语气。原本是同一句话，因语气的不同，意思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对于不是在这个语言的熏陶下长大的人来说，要体会这种语气上的微小差别，真的是很困难。
美国实习生乔最近去健身房的时候听到了S.H.E.的一首歌，叫“superstar”。乔根本没有可能听懂歌词的意思，但他迷上了这个旋律，一天到晚缠着办公室里的同事教他。同事们于是告诉他可以一起去唱卡拉ok。乔于是天天催秘书问什么时候去。部门秘书于是开始安排时间。考虑到下班以后练歌房的价格比较贵，她居然订了一个星期天早上十点的卡拉ok房，并告诉了乔。乔当时嬉皮笑脸的回复说，“早上十点？当然，我肯定会去”（10am? Sure, I’ll be there）。秘书于是通知了所有的人。周五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乔，星期天一大早就去唱歌你不觉得奇怪吗？乔大惊，说真的要十点去啊？我说对呀，秘书说问过你了，你没有意见呀。乔当下红了脸，重复了一遍他对秘书说的话，还附带了身体和表情语言。原来，乔压根就认为唱歌这种事情只有在喝了酒，壮了胆之后才能去，所以当秘书告诉他星期天早上十点去唱歌的时候，他以为秘书是在跟他开玩笑（他当时大抵想的是，早上十点，你以为卡拉ok房是教堂啊？），所以他就接着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早上十点？我肯定会去”，但实际的意思却是，早上十点，我才不去呢。
这种事情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教就曾经讲过类似的情形。他去青岛玩儿，住在酒店里的时候，接到“按摩”的骚扰电话，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问他要不要“massage”，他的回复是，“No，I’m fine”。他的本意是说不要，但没想到小姐抓住的不是前面的“no”而是后面的“fine”。过了五分钟，当他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漂亮小姐堵在门口，“张牙舞爪”地要给他按摩。小姐知道的英语单词有限，外教知道的中文单词有限，于是两人在门口“交涉”了很久。我们当时的外教都是一个教会学校派来的，人都出奇的腼腆，遇到这种场合，恐怕是他今生最大的一次“艳遇”了。
对语气把握得炉火纯青的还要说是《老友记》里的Joey。他的那一句“How are you doing”，让多少人捧腹。乔也经常在办公室里模仿Joey的语气说这句经典台词，逗我们开心。那日我和乔一起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里有一个看着非常年轻的中国小姑娘，一上电梯就直直盯着乔看。乔于是跟小姑娘打招呼，说“How are you doing?”，但语气非常平淡。小姑娘下了电梯后，我跟乔开玩笑，说你怎么没用Joey的语气啊，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却用这么平淡的语气？乔说，她不够年龄（Underaged），所以不能调情。
原来调情与问候之间的三八线，就划在语气这里
美国实习生乔最近去健身房的时候听到了S.H.E.的一首歌，叫“superstar”。乔根本没有可能听懂歌词的意思，但他迷上了这个旋律，一天到晚缠着办公室里的同事教他。同事们于是告诉他可以一起去唱卡拉ok。乔于是天天催秘书问什么时候去。部门秘书于是开始安排时间。考虑到下班以后练歌房的价格比较贵，她居然订了一个星期天早上十点的卡拉ok房，并告诉了乔。乔当时嬉皮笑脸的回复说，“早上十点？当然，我肯定会去”（10am? Sure, I’ll be there）。秘书于是通知了所有的人。周五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乔，星期天一大早就去唱歌你不觉得奇怪吗？乔大惊，说真的要十点去啊？我说对呀，秘书说问过你了，你没有意见呀。乔当下红了脸，重复了一遍他对秘书说的话，还附带了身体和表情语言。原来，乔压根就认为唱歌这种事情只有在喝了酒，壮了胆之后才能去，所以当秘书告诉他星期天早上十点去唱歌的时候，他以为秘书是在跟他开玩笑（他当时大抵想的是，早上十点，你以为卡拉ok房是教堂啊？），所以他就接着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早上十点？我肯定会去”，但实际的意思却是，早上十点，我才不去呢。
这种事情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教就曾经讲过类似的情形。他去青岛玩儿，住在酒店里的时候，接到“按摩”的骚扰电话，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问他要不要“massage”，他的回复是，“No，I’m fine”。他的本意是说不要，但没想到小姐抓住的不是前面的“no”而是后面的“fine”。过了五分钟，当他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漂亮小姐堵在门口，“张牙舞爪”地要给他按摩。小姐知道的英语单词有限，外教知道的中文单词有限，于是两人在门口“交涉”了很久。我们当时的外教都是一个教会学校派来的，人都出奇的腼腆，遇到这种场合，恐怕是他今生最大的一次“艳遇”了。
对语气把握得炉火纯青的还要说是《老友记》里的Joey。他的那一句“How are you doing”，让多少人捧腹。乔也经常在办公室里模仿Joey的语气说这句经典台词，逗我们开心。那日我和乔一起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里有一个看着非常年轻的中国小姑娘，一上电梯就直直盯着乔看。乔于是跟小姑娘打招呼，说“How are you doing?”，但语气非常平淡。小姑娘下了电梯后，我跟乔开玩笑，说你怎么没用Joey的语气啊，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却用这么平淡的语气？乔说，她不够年龄（Underaged），所以不能调情。
原来调情与问候之间的三八线，就划在语气这里
红裤绿袄（2005年4月24日）
我小的时候，父母管得很严，包括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基本都属于被包办，以至于我到上大学之前，自己从来没有过买衣服、下馆子等任何经验。现在想起来，似乎很难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最起码，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应当在衣着上讲究一些的，可是我没有。穿什么衣服通常都是妈妈给弄好的，她给什么我就穿什么，有时候她一糊涂，把颜色搞混了，我也就糊涂地混着穿。
高三那年夏天，我就曾经穿着一件绿衬衫和一件红裤子到处晃荡，自己也不觉得怎么样。结果突然有一天妈妈从外面回来，一抬眼看到了我的绿袄红裤，立刻怒将起来，训斥我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注意一下仪表，穿成这样。我当时很诧异，因为这身行头肯定是她在无意之中扔给我的，结果却在她清醒的时候又因此而训斥了我。
那时我以为，我之所以这么没有品味地瞎穿一气，主要是因为家长包办闹的。你看，我的衣柜里的资源就有问题，所以不能怪我组合的不好。那是我想，什么时候能离开家长的管束，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好了，到那时候，让你看看我还是不是红裤绿袄。
后来我得到了民主。得到民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做出决策是如此的困难。我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告知怎么做。如今终于轮到自己作主的时候，居然不知道怎么作主才好。买衣服的权利我是有了，可买衣服的品味和做决定的果敢我没有，于是每次我都在商店里举棋不定，左右徘徊，最终还是以白、黑、灰等绝对安全色系告终。每每有同事开玩笑，说我的置装费用实在划算，因为我买的衣服，再过30年都能穿。拥有了民主之后的我做出的决策居然是如此枯燥，而且因为当年有了绿裤红袄的被人指摘之后，不再敢轻易涉足任何可能引起非议的领域。
当年被家长包办一切的时候，我是意识到了被包办的事实的，而且我以为，一旦我拥有了民主，我就会拥有改变一切的条件。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没有选择和对指令的习惯性服从导致了我的分析力和判断力的缺乏，以至于后来终于有了可以决定自己的选择机会的时候，我却无所适从，而且因为惧怕被指责而变得中庸。
衣着尚如此，更何况其他。个人尚如此，更何况国家。这样想来，我们现在所诧异甚至愤怒的社会现象的混乱，以及面对大是大非的中庸，恐怕也是这个转型社会在逐渐摆脱家长制的过程中因一贯缺乏决策能力的培养而导致的必然吧。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锻炼，我的衣橱已经又逐渐鲜亮了起来，虽然黑、白、灰仍是主色系，我却也偶尔会“斗胆”尝试一些大胆的搭配了。希望这个社会也能和我的衣橱一样，逐步摆脱混乱，并学会自己打扮自己。
高三那年夏天，我就曾经穿着一件绿衬衫和一件红裤子到处晃荡，自己也不觉得怎么样。结果突然有一天妈妈从外面回来，一抬眼看到了我的绿袄红裤，立刻怒将起来，训斥我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注意一下仪表，穿成这样。我当时很诧异，因为这身行头肯定是她在无意之中扔给我的，结果却在她清醒的时候又因此而训斥了我。
那时我以为，我之所以这么没有品味地瞎穿一气，主要是因为家长包办闹的。你看，我的衣柜里的资源就有问题，所以不能怪我组合的不好。那是我想，什么时候能离开家长的管束，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好了，到那时候，让你看看我还是不是红裤绿袄。
后来我得到了民主。得到民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做出决策是如此的困难。我已经习惯了被别人告知怎么做。如今终于轮到自己作主的时候，居然不知道怎么作主才好。买衣服的权利我是有了，可买衣服的品味和做决定的果敢我没有，于是每次我都在商店里举棋不定，左右徘徊，最终还是以白、黑、灰等绝对安全色系告终。每每有同事开玩笑，说我的置装费用实在划算，因为我买的衣服，再过30年都能穿。拥有了民主之后的我做出的决策居然是如此枯燥，而且因为当年有了绿裤红袄的被人指摘之后，不再敢轻易涉足任何可能引起非议的领域。
当年被家长包办一切的时候，我是意识到了被包办的事实的，而且我以为，一旦我拥有了民主，我就会拥有改变一切的条件。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没有选择和对指令的习惯性服从导致了我的分析力和判断力的缺乏，以至于后来终于有了可以决定自己的选择机会的时候，我却无所适从，而且因为惧怕被指责而变得中庸。
衣着尚如此，更何况其他。个人尚如此，更何况国家。这样想来，我们现在所诧异甚至愤怒的社会现象的混乱，以及面对大是大非的中庸，恐怕也是这个转型社会在逐渐摆脱家长制的过程中因一贯缺乏决策能力的培养而导致的必然吧。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锻炼，我的衣橱已经又逐渐鲜亮了起来，虽然黑、白、灰仍是主色系，我却也偶尔会“斗胆”尝试一些大胆的搭配了。希望这个社会也能和我的衣橱一样，逐步摆脱混乱，并学会自己打扮自己。
履败履战（2005年4月16日）
有一阵子关于曾国藩的书特别流行，我也偶尔翻过一两本。其中讲的是什么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有一本书里讲说曾国藩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似乎是有一次他带兵打仗，结果节节败退，履战履败，但曾国藩在上书皇帝的时候，却把这一情况写成了什么“臣履败履战”，因此让皇帝觉得他作战顽强，绝不放弃。
去麦当劳吃晚饭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一个征集奥运会主持人的节目。不知道是真的征集还是模仿秀，总之煞有介事的找了一些大学生来，给他/她们一些国际知名的体育明星，让他们即兴发挥介绍该明星。一个女孩子抽中的是王义夫。女孩犹豫很久，开始介绍说他是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赢得过很多奖牌等等，很空洞。
我想如果让我去介绍王义夫，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履败履战”。当年看写曾国藩的书时，看到前面讲到的那一段时，曾经觉得很滑稽。但不知怎的，后来在雅典奥运会的颁奖台上，看到拿了金牌的王义夫泪流满面，想着之前他的败走悉尼，突然觉得，对于这个纵横体坛二十年之久的老将而言，履败履战真的是再贴切不过的一个形容，而这形容，是赞美，而绝不是贬低或讽刺。
中国的体育，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青春饭的代名词。人们将目光和焦点大部分都投向新出道的小将和突然显现的“黑马”，对于那些经年奋战在赛场上的老将，却往往不再关注。于是，作为老将，胜了，万事大吉，宝刀不老，败了，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失望和叹息。当年悉尼奥运会上，王义夫不幸失手的时候，就曾有很多难听的舆论出现，甚至有人说他不识时务，挡了年轻队员的机会。而后来，雅典奥运会他得手的时候，同样的舆论又开始对他吹捧不已。
不知是不是舆论势利的缘故，反正中国的运动员最擅长的就是激流勇退，拿了冠军就赶快退役，保全一个名声。当年李宁参加汉城奥运会没有拿到金牌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替他惋惜，说他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体育生涯划上这样一个失败的句号。就为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世界很多国家的老将都还在驰骋疆场的时候，中国的体坛新人辈出，却大多昙花一现。
于是，王义夫的执着就着实令人钦佩。纵观王义夫的奥运生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王义夫获得了铜牌；1988年奥运会，他再度失意而归；1992年奥运会上他终于获得冠军。按照国人的逻辑，这个时候他本可以安全退役，从此睡在这个冠军的光环上，但是他没有。结果，1996年和2000年，他分别在亚特兰大和悉尼都与金牌失之交臂。2004年，王义夫第六次参加奥运会，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在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上，王义夫执着的“履败履战”了20年。这20年间，尤其是1992年之后的十几年间，他顶着的压力和批评，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完全体会。
履战履败也好，履败履战也好，坚持“履战”，恐怕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去麦当劳吃晚饭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一个征集奥运会主持人的节目。不知道是真的征集还是模仿秀，总之煞有介事的找了一些大学生来，给他/她们一些国际知名的体育明星，让他们即兴发挥介绍该明星。一个女孩子抽中的是王义夫。女孩犹豫很久，开始介绍说他是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赢得过很多奖牌等等，很空洞。
我想如果让我去介绍王义夫，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履败履战”。当年看写曾国藩的书时，看到前面讲到的那一段时，曾经觉得很滑稽。但不知怎的，后来在雅典奥运会的颁奖台上，看到拿了金牌的王义夫泪流满面，想着之前他的败走悉尼，突然觉得，对于这个纵横体坛二十年之久的老将而言，履败履战真的是再贴切不过的一个形容，而这形容，是赞美，而绝不是贬低或讽刺。
中国的体育，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青春饭的代名词。人们将目光和焦点大部分都投向新出道的小将和突然显现的“黑马”，对于那些经年奋战在赛场上的老将，却往往不再关注。于是，作为老将，胜了，万事大吉，宝刀不老，败了，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失望和叹息。当年悉尼奥运会上，王义夫不幸失手的时候，就曾有很多难听的舆论出现，甚至有人说他不识时务，挡了年轻队员的机会。而后来，雅典奥运会他得手的时候，同样的舆论又开始对他吹捧不已。
不知是不是舆论势利的缘故，反正中国的运动员最擅长的就是激流勇退，拿了冠军就赶快退役，保全一个名声。当年李宁参加汉城奥运会没有拿到金牌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替他惋惜，说他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体育生涯划上这样一个失败的句号。就为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世界很多国家的老将都还在驰骋疆场的时候，中国的体坛新人辈出，却大多昙花一现。
于是，王义夫的执着就着实令人钦佩。纵观王义夫的奥运生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王义夫获得了铜牌；1988年奥运会，他再度失意而归；1992年奥运会上他终于获得冠军。按照国人的逻辑，这个时候他本可以安全退役，从此睡在这个冠军的光环上，但是他没有。结果，1996年和2000年，他分别在亚特兰大和悉尼都与金牌失之交臂。2004年，王义夫第六次参加奥运会，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在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上，王义夫执着的“履败履战”了20年。这20年间，尤其是1992年之后的十几年间，他顶着的压力和批评，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完全体会。
履战履败也好，履败履战也好，坚持“履战”，恐怕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政府发言人的压力（2005年4月19日）
办公室新来的美国实习生乔以前从来没来过亚洲，更不用说中国。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切都是新鲜。乔于是变成了一个问题宝宝，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在疲于给他解答问题，解释一些我们自己都无从解释的这个制度中的无解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答案简直就象是可以从我国任何官方途径获得的答案的样板。
问题宝宝近日提出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关于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中国的司法系统不独立，那怎么能保证法院的公正呢？我能不能告政府？
――还是可以告政府的。除了不能对国务院提起行政诉讼之外，对于其他政府部门，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话外音：对于那些上访无门的事情，不足对外人道，不说了。
关于中国的政府部门的态度问题：
――我打电话给政府部门咨询，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完问题就挂了？我可不可以给他们写信，约一个时间面谈？
――没有回答完问题就挂了电话是因为政府官员很忙，我们应当理解。也正因为他们很忙，一般不会同意跟你面谈，除非你能通过熟人引荐。
――我知道他们忙，可是政府官员不就应该解决公众的问题吗？他们连电话都不接完，怎么能了解我的问题？他们不尽职，不会被解雇吗？
――他们如果真的不尽职，是会被解雇的。可是，他们不回答你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他们不尽职。
――那我能问他们不回答的原因吗？我可以到哪里投诉吗？
――不回答问题可能是不方便回答，当然也就不方便告诉你原因了。如果你对他们的态度确有不满，可以到他们的上级部门投诉。
话外音：求你了，不要再问了，你知道我要咨询一个问题得打多少次电话吗？你就这一次就烦了？
关于中国法律的模糊问题：
――中国的法律为什么都写得这么模糊、宽泛？在美国，法律都应该写得很清晰，只要法律没写出来明令禁止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但是在中国，似乎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事情法律写得很模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
――法律写得模糊，可以便于主管机关做出解释，这样主管机关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便于主管机关克服法律的滞后性，可以对新出现的问题加以规范。
――可是主管机关有这么大的裁量权，如果我在中国投资，就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我怎么才能确保我的利益呢？
――你可以不断打电话给主管机关咨询或者确认，明确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那我可以提请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做出书面解释吗？
――不，一般你只能获得口头确认，而且主管官员一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那我做了之后，如果他不承认他说过怎么办？
――你要信任政府！！
话外音：怎么说着说着，有点歇斯底里，象是以前电影里演的“你要相信国军”？
我终于明白了政府发言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挑战。
问题宝宝近日提出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关于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中国的司法系统不独立，那怎么能保证法院的公正呢？我能不能告政府？
――还是可以告政府的。除了不能对国务院提起行政诉讼之外，对于其他政府部门，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话外音：对于那些上访无门的事情，不足对外人道，不说了。
关于中国的政府部门的态度问题：
――我打电话给政府部门咨询，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完问题就挂了？我可不可以给他们写信，约一个时间面谈？
――没有回答完问题就挂了电话是因为政府官员很忙，我们应当理解。也正因为他们很忙，一般不会同意跟你面谈，除非你能通过熟人引荐。
――我知道他们忙，可是政府官员不就应该解决公众的问题吗？他们连电话都不接完，怎么能了解我的问题？他们不尽职，不会被解雇吗？
――他们如果真的不尽职，是会被解雇的。可是，他们不回答你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他们不尽职。
――那我能问他们不回答的原因吗？我可以到哪里投诉吗？
――不回答问题可能是不方便回答，当然也就不方便告诉你原因了。如果你对他们的态度确有不满，可以到他们的上级部门投诉。
话外音：求你了，不要再问了，你知道我要咨询一个问题得打多少次电话吗？你就这一次就烦了？
关于中国法律的模糊问题：
――中国的法律为什么都写得这么模糊、宽泛？在美国，法律都应该写得很清晰，只要法律没写出来明令禁止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但是在中国，似乎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事情法律写得很模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
――法律写得模糊，可以便于主管机关做出解释，这样主管机关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便于主管机关克服法律的滞后性，可以对新出现的问题加以规范。
――可是主管机关有这么大的裁量权，如果我在中国投资，就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我怎么才能确保我的利益呢？
――你可以不断打电话给主管机关咨询或者确认，明确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那我可以提请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做出书面解释吗？
――不，一般你只能获得口头确认，而且主管官员一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那我做了之后，如果他不承认他说过怎么办？
――你要信任政府！！
话外音：怎么说着说着，有点歇斯底里，象是以前电影里演的“你要相信国军”？
我终于明白了政府发言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挑战。
职业杯（2005年4月16日）
弟弟去澳大利亚出差，回来送我一个“职业杯”。所谓职业杯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瓷杯，杯子上针对不同的职业写着一些有趣的话。比如弟弟送我这个就是送给律师的，杯子的一边写着“一流的律师”（First class lawyer），以及“一流律师从来不输官司的！”（First class lawyers never lose their appeals）。另一边写着“这只是个工作”（It’s only a job）。这一个系列的杯子的品牌似乎就是“这只是个工作”。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只把工作当成一份工作，他又怎么能够成为该行业中的佼佼者呢？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我们几乎不能忍受那种只把工作当成工作的人的成功。在我们的观念里，要想成功，就必须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必须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只要观察一下公司里的同事，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工作，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另一类则只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从上班的时候开始就盼着下班的那一刻，因此在工作中几乎没有激情，只是应付而已。两类的阵营鲜明划分，不存在中间体。
办公室新来了一个美国法学院来的实习生，姑且叫他为乔。乔的父亲就是律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上法学院，当律师，都算是子承父业。乔来实习之前，提出要求一定要给他很多工作，让他“忙”。乔很喜欢当律师，每当他坐在那里写合同或者改我们写的英文文件的时候，他经常会兴奋地抬起头来说，“我在这儿用了一个大词，这个合同会显得很专业”。他还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激烈的争论为什么中国法院没有“惩罚性赔偿”，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证据开释”规则等。从这一点上讲，乔和公司里所有的工作狂并没有任何区别。
但不同的是，乔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一到六点，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肯定准时下班，去健身房、去跟朋友打球、去酒吧喝酒，等等。乔来中国只有一个星期，而且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他的业余生活，比我们其他人要丰富很多。这还不止，前日乔在电梯中偶遇楼下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姑娘，两人聊了几句。乔上来之后颇为兴奋，说他要找那位姑娘要电话。于是一天三遍地问我，该什么时候去找她。从后面这一点上来讲，乔又与公司里所有非工作狂们一样。总之，我发现乔对待职业的态度完美地体现了我的这个“职业杯”所表达的观念。工作的时候，做最好的律师，但是工作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人生的全部。乔，就成了我们这里缺乏的那种“中间体”。
那日乔突然问办公室里的同事，他能不能下周五请个假，去逛逛北京城，因为他自来了北京之后还没有去过北京的任何风景名胜。同事们听到之后，脸上立即浮现出了“鄙夷”的神色。似乎是说，瞧，我就知道，这个美国人，天天想着玩儿，根本就不是来好好工作的。讽刺的是，若干年以前，我们都跟他一样，只不过当年我们被前人呵斥了，于是今天，我们又用当年被扭曲了的心态来对待新人。
由此想起了前一阵大家对于职业的讨论。在南桥的博客里，很多人留言说为什么大家都“这山望着那山高”，都希望换一份职业？就连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换一个职业。我至今不能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但于我自己，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换一个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累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工作狂，但是身处于一个两级分化严重的阵营里，我一直都在被迫跟进着工作狂们的步伐，这种跟进首先是吞噬了我的业余生活，迫使我周末加班，迫使我下班之后继续工作，迫使我在闲暇时脑子里萦绕的仍然是工作中的难题。进而，这种被迫跟进吞噬了我对工作的激情。我曾经是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逐渐地，我开始痛恨这份工作，痛恨它对我个人生活的侵蚀，痛恨它让我失去的自由，痛恨它让我觉得精疲力尽。逐渐的，我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个工作狂，而做着工作狂的同时，我却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失去的工作热情，而是对生活的热情的缺失。也许，我们该改变的，正是把“一流的律师”和“不过是个工作而已”的心态结合起来，让自己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生活的时候生活，把工作和生活划清一个界限。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的时候，对抗的却是一个已经畸形化了的社会心态。有趣的是，弟弟送给我的那个“职业杯”，产地是中国。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只把工作当成一份工作，他又怎么能够成为该行业中的佼佼者呢？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我们几乎不能忍受那种只把工作当成工作的人的成功。在我们的观念里，要想成功，就必须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必须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只要观察一下公司里的同事，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工作，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另一类则只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从上班的时候开始就盼着下班的那一刻，因此在工作中几乎没有激情，只是应付而已。两类的阵营鲜明划分，不存在中间体。
办公室新来了一个美国法学院来的实习生，姑且叫他为乔。乔的父亲就是律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上法学院，当律师，都算是子承父业。乔来实习之前，提出要求一定要给他很多工作，让他“忙”。乔很喜欢当律师，每当他坐在那里写合同或者改我们写的英文文件的时候，他经常会兴奋地抬起头来说，“我在这儿用了一个大词，这个合同会显得很专业”。他还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激烈的争论为什么中国法院没有“惩罚性赔偿”，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证据开释”规则等。从这一点上讲，乔和公司里所有的工作狂并没有任何区别。
但不同的是，乔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一到六点，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肯定准时下班，去健身房、去跟朋友打球、去酒吧喝酒，等等。乔来中国只有一个星期，而且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他的业余生活，比我们其他人要丰富很多。这还不止，前日乔在电梯中偶遇楼下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姑娘，两人聊了几句。乔上来之后颇为兴奋，说他要找那位姑娘要电话。于是一天三遍地问我，该什么时候去找她。从后面这一点上来讲，乔又与公司里所有非工作狂们一样。总之，我发现乔对待职业的态度完美地体现了我的这个“职业杯”所表达的观念。工作的时候，做最好的律师，但是工作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人生的全部。乔，就成了我们这里缺乏的那种“中间体”。
那日乔突然问办公室里的同事，他能不能下周五请个假，去逛逛北京城，因为他自来了北京之后还没有去过北京的任何风景名胜。同事们听到之后，脸上立即浮现出了“鄙夷”的神色。似乎是说，瞧，我就知道，这个美国人，天天想着玩儿，根本就不是来好好工作的。讽刺的是，若干年以前，我们都跟他一样，只不过当年我们被前人呵斥了，于是今天，我们又用当年被扭曲了的心态来对待新人。
由此想起了前一阵大家对于职业的讨论。在南桥的博客里，很多人留言说为什么大家都“这山望着那山高”，都希望换一份职业？就连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换一个职业。我至今不能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但于我自己，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换一个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累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工作狂，但是身处于一个两级分化严重的阵营里，我一直都在被迫跟进着工作狂们的步伐，这种跟进首先是吞噬了我的业余生活，迫使我周末加班，迫使我下班之后继续工作，迫使我在闲暇时脑子里萦绕的仍然是工作中的难题。进而，这种被迫跟进吞噬了我对工作的激情。我曾经是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逐渐地，我开始痛恨这份工作，痛恨它对我个人生活的侵蚀，痛恨它让我失去的自由，痛恨它让我觉得精疲力尽。逐渐的，我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个工作狂，而做着工作狂的同时，我却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失去的工作热情，而是对生活的热情的缺失。也许，我们该改变的，正是把“一流的律师”和“不过是个工作而已”的心态结合起来，让自己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生活的时候生活，把工作和生活划清一个界限。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的时候，对抗的却是一个已经畸形化了的社会心态。有趣的是，弟弟送给我的那个“职业杯”，产地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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